“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是出自《孙子兵法》中的一句话，意思是只要让百姓和帝王保持同样的意志，这样大家便能同生共死，而不惧怕危险。此言也是突出了展开教育的必要性，对君王和百姓来说都非常重要。当然这句话放到现代同样适用，而且在我们日常交际中也是可以用到的，如果扩散一下思维的话，《孙子兵法》中的这个理念或许能帮你提升人缘，那究竟要如何做呢?
《孙子兵法》是一本纯正兵书，揭示了军事管理方方面面的思想，其对军事文化道德教育的揭示对现代管理者如何做好自己，管理好企业和团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这就是孙子所说的“道”，可以理解为管理者人格魅力的塑造，但这是用国外管理学说来解释的，对于“道”的理解，应该是因而而异，对于不同文化和团体也都是不同的。一个“道”字，蕴含着太多理念和方法，正是孙子军事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生命体，是立道、立德、立天、立地、立军、立国的思想的本质。需要细细的参悟，学者追本溯源，在中华文明追寻“道”的本源。
隋朝末年，李渊在太原起兵，短短十余天就招募了一万多名将士。这些将士大多是民间百姓，但李渊从来不分贵贱，把这些将士一律称为义士。这使得起义军全体上下团结一致，打了许多胜仗。
但当时参军的大多是穷苦农民，他们冲锋陷阵、舍生忘死，如果不在评功时一视同仁，势必会对军心造成重大的打击。
于是，李渊说：“两军交战的时候，刀枪弓矢没有贫富贵贱之分，在论功行赏的时候，也应该一视同仁。”这句话，赢得了众多将士的拥护。
李渊此举，大大激发了军队的积极性，他们在交战时不顾个人安危，为李渊开创唐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孙子兵法》第一篇的第一部分，就概括“道、天、地、将、法”的整体关系，把“道”列为决定和判断胜败的五大因素之首：“一曰道，二日天，三日得，四日将，五日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这是讲的上下同心同德之道，最为根本的核心思想，这是现在所有管理者希望做到而做不到，也是管理学最难解决的命题。而对管理者则提出“智、信、仁、勇、严也”，这是讲的选才用人之道，也是管理者自我修习的主要方面。在《孙子兵法》看来：有道才会有将、有德才会有仁、有仁才会有义。“道”在军事上起着核心引领作用。
《尚书尧典》中出现了中国最早记录“俊德”思想的厚德理论：“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大意是：查考往事，帝尧名叫放勋，他治理天下政务勤劳开明，谋虑明达，诚信恭谨职守，推贤尚善，他的光辉普照四方，明于天地。他善于弘扬社会美德，使自己的氏族亲善;当自己的氏族亲善以后，又辨明部落联盟百官的优劣;百官的优劣辨明了，部落联盟的全体成员才能变得和睦相处。也就是说，在最早的中华文明，就强调领导人的内在“道”。
在《孙子兵法》中，孙子把伊尹和姜太公视为商周时期的道德楷模。《用间篇》》中说：“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解释为：夏末商初的伊尹五次投奔夏桀，却没有得到赏识，最终与商汤结合。吕尚三次投奔殷纣王，却没有得到赏识，最后与文王结合。姜尚三次辅殷，又三次辅周。姜太公在兴周、灭商的社会大变革中，从归周、辅周、兴周、建齐的人生实践中，确定了姜太公道德思想的社会基础。《六韬文韬》姜尚最早就提出了“德之所在，天下归之”的道德思想。最早建立了军事道德思想体系。姜太公说：有恩德的国家，天下人才会归附。
《管子论政》说：齐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二曰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三曰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赋敛，不可与都邑。此四务者，安危之本也。”大意是：一是对于提倡道德而不真正做到仁的人，不可以授予国家大权;二是对于见到贤能而不让的人，不可以授予尊高爵位;三是对于掌握刑罚而躲避亲贵的人，不可以让他统帅军队;四是对于那种不重视农业，不注重地利，而轻易课取赋税的人，不可以让他做都邑的官。正式有管仲的见识和管理，齐国所建立的齐国道德军事体制，才使齐国在春秋时期成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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