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很多人对这个蒋经国的夫人比较感兴趣，那么这个蒋经国的夫人到底是谁呢？话说还是一位这个苏联人呢？那么蒋经国苏联妻子最后的结局又是什么呢？又和蒋经国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对于这些问题感兴趣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分析研究看看。
2004年12月15日，在台北荣总医院，一位形容枯槁、白发苍苍的老妇人躺在病床上，她已经被慢阻肺折磨得痛苦不堪了，弥留之际，一向沉默寡言的她挣扎着问医生：“我死了之后，可不可以和我先生葬在一起?”
一句话，闻听之人无不动容落泪。
而这位老人，便是蒋经国之遗孀蒋方良。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她相继送走了丈夫蒋经国以及三个儿子，在这家令她肝肠寸断数次的医院中，她也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旅程。
蒋方良半生沉默，从不多言，丈夫蒋经国在世时，她也从来没有以“总统夫人”的身份出现在公共场合，更没有发表过任何公开言论。她很寂静，寂静到人们几乎都忘记了她的存在。
悲哀的是，当她逝世的消息一传出，台湾各党派人士纷纷赶到医院致悼，就连身在国外的政要，也委托他人表示哀悼之情。深居简出数十年的蒋方良，最终还是未能逃脱被政客利用的命令。
蒋方良的小儿子蒋孝勇生前曾经说过：“我的母亲是个苦命的女人。”如果要问她究竟有多苦，其长媳曾这样回答：“她内心的痛苦到什么程度，那你要再多四十岁才能明白。”
“蒋方良”是个地地道道的名字，但拥有“蒋方良”这个名字的主人，却是个不折不扣的俄罗斯人。在她来到中国之前，她一直使用的是她的原名：芬娜·伊巴提娃·瓦赫列娃。
1916年，芬娜出生于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堡，自幼失去双亲，和姐姐相依为命。原本就谈不上幸福的童年，在十月革命之后，竟变得更加悲惨。由于祖上是贵族，因此家产基本被没收，芬娜也被一个铁路工人收做养女。
16岁时，为了讨生活，芬娜来到了一家重型机械厂工作。在这个整日机器轰鸣、人人表情呆滞、麻木地重复着同样工作以换取微薄收入的地方，芬娜怎么也想不到，她竟然在这里遇到了改变自己一生命运的那个人。
而这个人，便是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
1925年，好不容易征得父亲同意的蒋经国只身来到了向往已久的苏联，因为当时苏联共产党刚刚在莫斯科办起了一所孙逸仙大学，目的就是大量招收中国留学生到此研习马列主义。就读于孙逸仙大学的蒋经国很快便树立了内心的信仰，决定投身共产主义事业。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与苏联的关系随之恶化，蒋经国公开声明与父亲政见不同，从此竟断了联系。此后，由于与托洛斯基来往过密，刚好撞到了苏联清洗托派分子的枪口上，蒋经国被流放寒冷之地西伯利亚。
改造结束之后，蒋经国又被分配到了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工作。于是，这最不可能遇见的两个人距离越来越近。
而关于蒋经国与芬娜相识，一直也流传着许多版本。
有一种说法是，他们的相识基于最能打动人心的英雄救美。
一天晚上，加班到很晚的蒋经国困意十足地赶回宿舍休息，路上遇到一位彪形大汉，把一个当地女子逼到角落中，像是要行非礼之事。蒋经国看到后，急忙上去制止，可是彪形大汉看到常人体格的蒋经国，很是不以为意，丝毫没有要退却的意思。
见到对方如此挑衅，蒋经国几乎是奋力相搏，几拳就把大汉打倒在地，救下了蜷缩在角落中瑟瑟发抖的年轻女子。这个女子，就是芬娜。而年轻的芬娜，也因此对这个名叫“尼古拉”的中国青年一见倾心。
另一种说法则刚好相反，说蒋经国和芬娜的相识完全缘于一场美女救英雄。
那是早在蒋经国被流放西伯利亚的途中，又冷又饿，终于因为高烧病倒在一个名叫塔哈的小站上。这个小站已经很久不通车了，站台斑驳，工作时废弃，平时鲜有人来。而此时，在工人技术学校上学的芬娜刚刚放假回家，途经塔哈小站，觉得雪太大了，打算避一避再走。
芬娜一走进那废弃的烧水房，她便看到一个衣着褴褛的人躺在地上，像是已经昏死过去。芬娜见后急忙张罗着烧了热水给他喝下去，待到对方苏醒的时候，她又把自己包里的黑面包分给他吃。
就这样，年轻的蒋经国邂逅了年轻的芬娜，并深深感激这救命之恩。
缘分似乎是天注定的，几年之后，他们竟重逢于乌拉尔重型机械厂。不用说，两人很快便坠入了爱河。也是在交往中，芬娜才慢慢得知了蒋经国的中国北京，原来在那个风云际会的中国，蒋经国的父亲堪称乱世枭雄。可是，蒋经国却不大愿意提起自己的父亲，就算偶尔说起来，表情也是淡淡的，就像在讲述别人家的事情一般。但每每说到母亲独守在老家的大宅里时，蒋经国的眼圈都是红的，可见蒋经国与母亲的感情更深厚一些。
比起蒋经国，芬娜的家庭就平凡多了，虽然父母早逝让她过早地告别了童年的欢愉，可日子过得辛酸也简朴的她却也不知道政治为何物，更不知道父子反目是怎样一种揪心的抉择。
身在异乡，因为国共不和而成为“人质”的蒋经国生活一直不轻松，抛开被流放的痛苦不说，他的生活是非常不自由的，因为其背后总会有眼睛一直盯着他。且他也知道，他的一言一行，每天的生活都会被记录在小本子上，秘密地出现在斯大林的办公桌，可他无力改变现状，只能把精力全部投入到工作中去。
而这个时候出现的爱情，对于他而言，就是他冰冷世界中唯一的温暖。
1935年，芬娜披上洁白的头纱，挽着蒋经国的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此时他们的结合，完全是一对平凡夫妻的平凡选择，你情我愿，相爱至深。可是，选择嫁给一个注定与政治脱不了干系的男人，芬娜此后需要承受的东西却超出了她的想象。
婚后不久，他们有了爱的结晶。不到一年，大儿子蒋孝文出世。这时，他们的家庭生活看起来美满，但其实十分不平静。由于蒋经国一直是一个在政治上“被怀疑”的人，因此他的工作也大起大落，到了最后甚至连一份养家的工作也没有了。
蒋经国失业近六个月，在这半年里，一家三口只能依靠芬娜微薄的工资度日，襁褓的婴儿蒋孝文还在嗷嗷待哺，女儿蒋孝章又随即出世，这日子是何等的艰难。
不久后，国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关系进入“蜜月期”。这时，蒋经国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中措辞激烈，要求斯大林立刻放他回中国去。同一时间，蒋介石也派人找到了蒋经国，他也十分希望儿子可以回到中国，但却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蒋经国必须放弃自己的政治信仰。
一方面是对故土的强烈思念，一方面是放弃信仰。蒋经国左右思考之后，终于做出了抉择，无论如何，他也要回国。
后来，蒋经国也收到了斯大林的回信，斯大林同意了他的要求。这样，蒋经国便要携家带口一起回国了。兴奋的他终于舒展了多年紧蹙的眉头，收拾东西的时候禁不住哼起了儿时学会的小调。
可比起蒋经国的兴奋，芬娜的情绪却有些复杂。蒋经国的荣归故里，于她而言便是要远离故土，去到陌生的地方，听自己从未听过的语言，适应陌生的一切。此去经年，她甚至不敢想，自己什么时候还能回来。
高兴的蒋经国并没有注意到芬娜的情绪，因为他需要考虑的东西很多。曾经在给母亲的信上，他曾信誓旦旦地说，只要回到中国，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去拜见母亲。可是现在他很清楚，在父亲的斡旋下他才得以回国，不管出于政治需要还是情感需要，他都必须先去给父亲“认错”。
1937年4月，蒋经国、芬娜以及他们的儿子、女儿终于回到上海，安顿好自后，蒋经国便准备去向父亲“负荆请罪”。蒋介石原本是很希望见到儿子，可真当儿子回来了，他反而拿腔拿调了起来，总是梗着儿子曾在报上骂过自己的事不肯释怀。因此，蒋经国几次申请，都没和蒋介石见上面，但蒋介石放出话来，让儿子先去杭州拜见从未谋面的“母亲”宋美龄。
这是蒋介石为宋美龄争取在这个家说一不二的女主人地位的策略，经历了太多坎坷生活的蒋经国又怎么会看不出来呢?为了大局考虑，他非常配合蒋介石，跪拜了“妈妈”宋美龄。
宋美龄也是微笑着认下了大儿子。而那年，蒋介石在冯玉祥的劝说下，火也消得差不多了，戏已做足，蒋介石终于原谅了蒋经国。
可是，对于蒋经国带回来的这位俄罗斯媳妇，蒋介石却不大买帐，虽然蒋经国提前寄回来过一张黑白照片，但面对真人，蒋介石一百个不喜欢，尤其是厌恶芬娜的出身和国籍，遂蒋介石开始挑剔起外国人根本不懂中国礼数。
但比起蒋介石，蒋经国的母亲毛福梅对芬娜的态度就好多了。毛福梅不仅给芬娜起了“蒋方良”这个中国名字，还为他们重新置办了一场婚礼。
大婚之后，蒋经国一家便留在老家陪伴母亲，夫妇二人住在武岭门蒋介石专门为他们准备的小洋房中。这是一段难得轻松的时光，没有了政治阴云，没有尔虞我诈，蒋经国感受着母亲积蓄了十二年的疼爱，毛福梅也享受着天伦之乐。而芬娜呢，她也在努力地学习中国话，想要迅速地融入环境中。
这一段时间，是蒋介石留给儿子修心养性的时间。而这短暂的休息期，也成为了芬娜此后岁月中，最美好的回忆。
有人曾说，抗战八年，是蒋经国最神秘的八年，他的行踪如迷如幻，首先一个抓不到他踪影的，就是他的夫人芬娜。虽然他们已经有了家，有了孩子，但芬娜一直一头雾水，不知丈夫所踪。
其实，这个时候蒋经国已经有了新欢了。一个名为章亚若的女子闯进了他的生活，为他沉闷苦楚的政坛生涯注入了新鲜的力量。可以说，章亚若的善解人意和美貌多才，都是芬娜所没有的，尽管芬娜用尽一切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位合格的中国妇女，但男人的心要走时，不是这个女人有多好，就能留住的。
起初，章亚若和蒋经国的地下情还掩饰得很好，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时候，双方彼此间的柔情便暴露出来了，明白人一眼就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寻常，但碍于蒋经国的身份，谁也不会说什么，更不会有人去芬娜那里告状了。
何况，芬娜也从来没有跟蒋经国出现在公开的场合，丈夫的世界，她无法知道，也不想知道，她的心似乎还一直停留在苏联时期，停留在他们初恋的美好时代。
蒋经国也是为了保护章亚若，竟然以“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为由，让章亚若去家中担任儿子蒋孝文的英语老师，顺带教芬娜书写中文，并教授她戏曲知识。
就这样，情人章亚若以家庭教师的身份堂而皇之地走进了蒋经国和芬娜的家，坐在他们一起吃饭的餐桌上，享受芬娜为她端过来的咖啡，且和他们的儿子打成一片。善良淳朴的芬娜从未疑心过章亚若的身份，她一直善待这位老师，而且努力学习章亚若教授的知识。
同一时间，蒋经国也在父亲蒋介石那里做工作，他告诉了父亲自己的想法，希望可以和芬娜离婚，娶章亚若为妻。但蒋介石拒绝了。
这一切，都是在芬娜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而单纯的芬娜也不会想到，这个曾允诺自己终身的丈夫已经起了抛弃她的心思。她更不知道，这个始终忠诚于斯的男人，已经和别的女人有了孩子。
如若事情就这么发展下去，蒋方良可能真的会面临被休掉的危险，因为在桂林的章亚若很争气地给蒋经国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喜不自禁的蒋经国更坚定了要给章亚若一个名分的决心。
幸好，杀伐果断的蒋介石出手了，为了保障蒋家的名誉，为了儿子的政治前途，他不能让章亚若这么一个女人成为拦路虎。在他秘密授意陈立夫后的几天，章亚若在桂林莫名其妙地死了。
而关于她的死因，也几乎成了未解之谜，到底是不是陈立夫派特务暗杀的呢?这谁也不知道。但佳人已逝，蒋经国即使再愤怒也无法爆发，只得默默承受着这种骤失爱人的痛苦。
随着抗战进入尾声，蒋经国也慢慢从悲痛之中走了出来。1945年，他和芬娜的次子蒋孝武出生了。有一个孩子的到来，让芬娜越发地投入到对孩子的照顾中去，这一年，他们搬到了杭州，蒋经国则满中国奔走，很少在家中逗留，大部分时候，芬娜都是守着孩子度过的。
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芬娜也选择跟丈夫一起到了台湾生活。初到这里的时候，芬娜非常不适应台湾潮湿闷热的天气，尤其到了盛夏，更热得要命。这时的蒋经国也没有多大的权势，工作也不繁忙，所以也能抽出更多的时间陪陪家人。
可惜好景不长，蒋经国又开始不爱回家了。
原来，到了台湾不久之后，蒋经国便迷上了一位名叫顾正秋的梨园名伶。顾正秋是梅兰芳的得意弟子，姿容出众，来到台湾之后非常走红，蒋经国第一次看到她，便喜欢上了，时常去捧场。
这一来二去，两个人便悄悄走到了一起。蒋经国是一个容易为女人头脑发热的人，这一次，他又动了娶顾正秋的心，先是去说服宋美龄，后又直接为此面见蒋介石。
可那个时候，戏子是多么低等的职业，民间有言“婊子无情，戏子无义”，像蒋家这样的大家族，怎么可能接纳一个戏子呢?何况，芬娜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她已经稳稳地赢得了公公婆婆的赞誉，老两口自然都帮着芬娜说话。
一阵“热血”过后，蒋经国便也不再提要休妻另娶的话，这段风波才算过去了，但此事在心知肚明的芬娜心中，却是碗大的一个伤疤，她唯有选择把所有委屈都吞进肚子里，才能保得家庭和睦。
随着蒋经国的官越当越大，芬娜则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丈夫的政事她不敢过问，也不知道从何问起，而私生活，就更无法过问了，她唯有把丈夫的饮食起居照顾妥当，尽到做妻子的责任。夫妻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少，有时候一顿饭下来，两人都不发一语。
芬娜性情恬淡，也没有什么野心和欲望，就连爱好都很少，平时喜欢做的两件事情，就是和朋友打打麻将，去球场打打高尔夫。其实所谓朋友，也都是蒋经国同事的太太们，聚在一堆闲话家常还可以，谈到交心，那是完全没有的。
但即便这样，蒋经国还是不高兴。在他担任行政院长的时候，有一天临出门前，他淡淡地对芬娜说道：“我不希望人家跟我讲，‘哎，连院长夫人也经常打麻将’。”因了这句话，芬娜此生再未上过牌桌。那些时常相邀打麻将的人，也渐渐淡了来往。
至于打高尔夫球的嗜好，有一次蒋经国因为她乘坐新的座车去打球斥责了她一顿，她便也彻底放弃了高尔夫。
芬娜就是这样，她不愿意丈夫因为同一件事情有第二次的不高兴，更不愿意丈夫为了她去开先例或者走后门，她无欲无求地活着，把自己的需求降到最低，把自己的爱藏得很深，卑微如尘埃。这大概和她的性格以及宗教信仰有关，芬娜出生于典型的东正教家庭，而东正教的精神尤其注重家庭价值，这也使得她坚定地依附在丈夫身边，即使再苦，再卑微，也从无抱怨。
但不抱怨不代表不心痛，长期压抑，无法排遣，终究是要憋出病来的。
起初，没人意识到蒋方良病了，只是家中佣人觉得她的行为有些奇怪，楼上楼下地走来走去，没什么目的，翻箱倒柜地也不知道要找什么东西。问她吧，不答话，用人脚不点地地跟着收拾，可也赶不上她“破坏”的速度，寓所被她弄得凌乱不堪。
有一天，芬娜居然一丝不挂地在寓所中开始了裸奔。
从楼上跑到楼下，兜了一圈，又噔噔噔地跑上了楼。伺候他们几十年的管家阿宝姐吓坏了，赶紧抓了一件大褂满屋子追，试图给蒋方良披上蔽体。
这时候蒋经国才意识到，芬娜可能精神出现了一些问题，尽管没有攻击行为，但这样的裸奔着实难堪，他即刻打电话让人请荣总医院精神科的大夫上门为妻子诊治。
经过医生初步诊断，确认芬娜是得了精神躁郁症，照目前的状况看，她虽然对别人没有什么攻击性，但也许会出现自残的情况，需要人二十四小时看护着，辅以药物治疗，当然最重要的是放松心情，劳逸结合，这样慢慢才会康复。
从此，阿宝姐变成了芬娜的贴身随从，每时每刻都陪着芬娜监测她的病情发展，并定时督促她吃药以控制病情。在阿宝姐的悉心照料下，芬娜渐渐好了起来，而她们二人的感情，也早已从主仆变成了姐妹。
蒋经国日渐位高权重，芬娜却越来越孤独，为数不多的朋友也因为长时间不联系而疏远了，子女也逐渐长大，有了自己的想法，不再像从前那样依赖母亲了。芬娜的生活中，大部分时候只有阿宝姐做伴。
虽然她是名正言顺的蒋夫人，但芬娜自己并不喜欢这个称呼，在她心目中，“蒋夫人”已经成为了宋美龄的专属，而宋美龄是她的婆婆，和婆婆抢称呼，这在中国传统礼仪中是不被允许的。有一次，她到妇联去参加了一个艺术品展览，第二天便见诸报端，对她的称呼正是“蒋夫人”。
芬娜看到报纸后，即刻打电话给报社的负责人，吩咐他们以后不要用这个称呼。
这件事情以后，芬娜觉得，抛头露面让媒体胡乱报道会影响到蒋经国的事业，也可能给家庭带来麻烦，因此，她几乎回绝了所有需要公开露面的场合邀约，对于外界而言，她是一个神秘的官太太，同时，也是一个几乎没有什么声音也没有社会地位的官太太。
1978年5月，蒋经国就任台湾“总统”，芬娜成了名符其实的“第一夫人”，然而，这位“第一夫人”却和宋美龄形成了两个极端，她就像一个矮小的蘑菇，缩在宋美龄那样的苍天大树之下，毫无光芒，也永远不可能有辉煌的时候。公众能够见到她的机会不外乎两种场合，要么是和蒋经国一起到机场接送国际友人，要么就是在选举大会的现场。即便露脸了，她也几乎不发言，很多媒体甚至都没有听过芬娜的声音。
1988年，蒋经国在荣总医院病逝，这对于芬娜来说是莫大的打击，几十年的共同生活，蒋经国就是她的天，而如今，这片天塌了，而她却还在惶恐地活着。
她很想念丈夫，经常到丈夫的房间去，把桌椅板凳擦拭得纤尘不染，摸摸这个，看看那个，她觉得，丈夫还没有走远，那熟悉的气息还萦绕在这个房间中，如果房间凌乱，丈夫会不高兴的。
一年后，还未从丧夫之痛的阴影中缓过神来的芬娜再度遭遇打击，她的大儿子蒋孝文也病逝了，芬娜的精神几近崩溃。
悲剧远远未结束，五年之后，她最后一个儿子，时年四十八岁的蒋孝勇也离开了人世。白发人送黑发人，这几年间，芬娜似乎不断重复经历着人世间最凄凉的场景。
现在，能送走的“黑发人”都已经送走了，终于，她没有了眼泪，只剩下空洞的眼睛，长久地注视着桌上的那张全家福。
哀莫大于心死，这在芬娜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尽管远在美国的女儿蒋孝章牵肠挂肚，经常回来探望，但已然无法缓解芬娜心中的痛楚，这种孤独冰冷长久存在，早已沁皮蚀骨，毫无转机，她成为了台湾最孤独的女人。
到了2004年，芬娜终于走完了她人生的旅程，在荣总医院的病床上停止了呼吸。她的一生，更像是一部无声电影，跌宕起伏，孤独沉寂。人们能记得的，只是她一张又一张随着岁月变迁慢慢改变着样貌的照片，却从没有人知道她的心情。她把个人的形象留在了海平面上，却把内心情感藏在了深海之下。
因此，每个人所见到的芬娜，不过是冰山的一角。
下拉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