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剧《清平乐》当中，有很多宋仁宗时期的著名的官员，除了大家都很熟悉的文学天团之外，还有不少其他的人物，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夏竦。夏竦在剧中不算是什么好人，而且作为朝臣，还与宫中的贾教习有私情，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上，夏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夏竦在历史上宋仁宗时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历史上真实的夏竦是怎样，他与宋仁宗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呢?夏竦为人是好是坏，在历史上，夏竦会不会和电视剧里面演绎的夏竦那样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陈寅恪曾经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其文化、经济领域的创新与贡献是登峰造极的。很多人不了解宋史，对宋朝的印象只单单停留在赵匡胤欺负孤儿寡母、靖康之变的丧权辱国、绍兴和议的屈辱称臣。然而这些看法过于片面，甚至可以说是刻板，两宋期间也不乏有像仁宗朝这种让人趋之若鹜的大治之世。《清平乐》作为一部描写宋仁宗一生的电视剧很好的还原了那个时代，对于不了解宋史，想了解宋朝历史的人，观看这部剧是很不错的选择。
随着晏殊、韩琦、吕夷简、范仲淹、李迪等人的逐步登场，《清平乐》的剧情也慢慢的开始复杂精彩起来。但是有观众可能会好奇，同为宰执，剧中对夏竦的镜头可以说非常少，只有短短的几个镜头，难道夏竦在仁宗朝的存在感这么低吗?当然不是，夏竦在宋仁宗时期可以说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评价在历史上也是褒贬不一。让我们随着《清平乐》还原一个真实的夏竦。
夏竦(song，三声)，字子乔，江西德安县人，他是宋仁宗前期中期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也是北宋时期为数不多的南方宰执。熟悉北宋历史的朋友可能对夏竦还是有一定的印象，他的出现一般是作为反对“庆历新政”的守旧派，诬陷石介等人的小人奸贼，于是夏竦与王钦若、丁谓被认为是同一类人，这实际上是大大不妥的。
夏竦出身在传统的封建世家，但并非名门望族，其祖上所担任的官职非常的低，直到夏竦父亲夏承皓才开始逐渐担任要职。夏承皓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初年上《平晋策》，为宋太宗出师北伐提供策略，随后被提拔为右侍禁，前往北京大名府驻扎，后来在夜间偷袭辽军的时候不幸身亡。
夏竦因其父夏承皓“没于王事”，为国捐躯，他被宋廷录为三班差事，三班差事是北宋元丰改制前没有品级的武阶官，只能勉强混上一口饭吃。但是我们常说，有才华的人到哪都吃得香，夏竦就是这样一个有才华的人，史书记载：“(夏竦)资性明敏，好学，自经史、百家、阴阳、律历，外至佛老之书，无不通晓”，可见夏竦在文学上是有很高的造诣的。
后世对夏竦“材术过人，急于进取”的评价可以在夏竦与圣相李沆的一次相遇得到体现。也许是觉得生活索然无味，也许认为自己大材小用，夏竦在一天李沆退朝的时候拦下了他，并将自己的诗文交与李沆。当李沆拿到诗文后，被其中的一句“山势蜂腰断，溪流燕尾分”所惊艳到，李沆爱才，他随即在第二天将夏竦的诗文与遭遇讲与宋真宗，并为其谋得润州丹阳县主簿一职，夏竦的仕途自此有了好转。
在宋真宗景德四年时，夏竦参加了朝廷的制科贤良方正科，这种考试制度是专门用来选择国家的特殊之才，并且还必须是品行端正。参加制科需要被皇帝召对，夏竦的策论可以说中很优秀，他通过了制科，并被授予了光禄寺丞的职务。
也许是因为夏竦才华过于出众，仅仅在四年后的大中祥符四年，夏竦便被再次擢升为秘书丞、直集贤院，年纪轻轻便进入馆阁，可谓是名动一时。又过了三年，也就是大中祥符七年，宋真宗决定封皇子赵祯为庆国公，他也就是未来的宋仁宗。宋真宗决定寻找有才学的朝臣为赵祯讲经念书。此时的宰执之一是真宗朝“二王”中的王旦，王旦为人正直老实，他认为夏竦的才学可谓是旷古烁今，便轮番向宋真宗推荐，最后既然得到了允许。就这样，夏竦阴差阳错成了未来帝王的老师，逐渐进入了北宋的宰执行列。
乾兴元年，这也便到了《清平乐》开始时的剧情，在这一年中，宋真宗赵恒驾崩，宋仁宗赵祯登基，太后刘娥垂帘听政。宋仁宗登基后，升夏竦为户部郎中、知寿州、安州、洪州三州事。可能有读者会对此有所疑问，为什么夏竦多了三州的差遣官?其实答案便在在宋真宗的天禧元年，也就宋真宗赵恒驾崩的前五年。夏竦因为床帏枕边的丑闻，被自己的妻子告上了开封府，这件事情弄的是满城风云。受到此事的影响，夏竦遭到了台谏的弹劾，被贬外放到了黄州(湖北省黄冈市)，而后两年又改调邓州(今河南邓州)，在接下来又被转调至襄州(今湖北襄阳)。
在天禧三年，夏竦在调任到襄州担任此地的父母官时，当地出现了大旱，百姓莫说是种田了，连口饭可能都吃不上。以正常人的理解，就像丁谓王钦若之辈，“奸邪”必定是只会阿谀奉承的那一类人，有效的处理地方事务基本属于不可能。可反观夏竦，他抗灾的政绩是非常的突出的：(夏竦)大发公廪，不足，竦又劝率州大姓，使出粟，得二万斛，用全活者四十余万人
什么意思呢，夏竦开仓放粮，但是还是不够维持地方对粮食的需要，于是劝说州府之中有权势的人，让他们也多捐粮赈灾，一番操作下来，足足让四十多万人得以活命!若是古今的“奸邪”都像夏竦这样，相必那么天下早已大治了。回归正题，在《宋史》中，丁谓、王钦若和夏竦三人的列传被排在一起，宋史对前二者的描述可谓极尽贬低之意，但是在描述夏竦之时还是对其能力做了肯定。可见，区别于一般的“奸邪”，夏竦在是一个很有能力和手段的人，这在接下来的内容会得以体现。
相信大家读到此处已经有很多疑问了，既然夏竦如此的有能力，为何被后世人称之为奸邪亦或者是小人呢?我们还要从宋夏战争说起。
这一切的导火索可以从宋朝与西夏的战争说起。仁宗宝元元年，西夏景宗李元昊称帝，并且极其嚣张的向宋廷派出使者进行通告。宋廷此时环望四周，可以领兵并且有过枢密院工作经验的人只有夏竦一人了。
夏竦其实在天圣年间以及明道初年的时候曾担任过枢密副使，所以在电视剧中被人称之为“夏枢相”，他对朝廷调兵遣将的策略可谓是颇为了解。派夏竦前往西北筹备对西夏的战争可以说是那是宋廷最合理的决定。
宋廷先是任命夏竦为奉宁军节度使、知永兴军，目的是稳住西北的大后方，以防党项人突进过快。而后又改任忠武军节度使、知泾州，将夏竦调往更前线的位置以防备西夏人。夏竦对于宋廷这次的委派可以说做得非常的好，不随意出动，稳重判事，宋仁宗也从这次彻底地认识到了夏竦的能力之高。
随着战事的进展，宋廷决定任命夏竦为西北四路的最高指挥官，并委派韩琦与范仲淹作为夏竦的副手，一同前往。夏竦不同于锐意进取的部分武将以及大臣，夏竦认为应该主守来防备西夏，他还给宋仁宗上了《平边十策》，其中大多是建议边守边寻找机会的建议。而韩琦确认为应该先发制胜，结果在此后间接酿成了举世闻名的好水川之败。
在好水川之败后，大家没有把责任归咎于韩琦，而是指责夏竦的策略，认为他怯战，不愿意真正的去卖力。夏竦也承受不住舆论的压力，只得交出手中的权力，改判河中府。其实我们从大历史观来看，夏竦的这种策略其实在是正确的，这也被继续镇守在前线的范仲淹所沿袭。
很多时候，当一个人被抹黑，身上有了污点，想要被真正的洗白几乎是不可能了。在此后的庆历三年，宋军因为鲁莽再次大败于定川寨，损失极为惨重。就连宋仁宗赵祯也忍不住感慨：“悔不用公言”。
而后韩琦自陕西回朝，也“常言公(夏竦)所以制边之伏”，韩琦对夏竦的策略可谓是大加赞赏。综上而言，夏竦的战略是真正符合宋朝长久利益的，夏竦的“怯战”二字是不存在的。
可是夏竦还能被洗白吗?自夏竦离任后，朝中的大臣都认为他是奸贼，甚至想除之而后快，我们来看以下两个著名的例子：
仁宗本听取韩琦之言要复用夏竦为枢密使，可是此时的台谏官欧阳修等人却说：“夏竦在陕西，畏懦苟且，不肯尽力”
夏竦被贬毫州后上万字书自辩，翰林学士孙抃却说他只是贪图名利，想要真正的消除流言，就要做好自己。此前夏竦与孙抃并不认识。
夏竦自明道二年离开中枢以来，已经十年有余。但因为台谏官员的奏折以及各处的舆论，让他与枢密使一职再次失之交臂，况且这次夏竦已经来到了宫门口，宋仁宗让夏竦改任毫州的命令是迫不得已临时下达的。
毫不夸张地说，夏竦此时已经被钉在了“奸邪”这堵耻辱墙上。
随着夏竦被贬，韩琦、范仲淹、欧阳修等君子开始逐渐把握朝廷大权，至庆历三年八月底，随着范仲淹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当上了副宰相，朝中除了个别高岁数宰执外，范仲淹一行人已经基本上控制了朝廷重要的权力。庆历新政的施行看来是不可避免了。
随着范仲淹、欧阳修的掌权，“君子们”的影响力也愈来愈大。也许是喜不自胜，身在国子监直讲的石介写下了《庆历圣德赋》，他在文中不仅将夏竦的离去称之为“大奸之去”，还极力鼓吹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人，称他们回归中枢为“众贤之进”。
直到庆历四年四月份，这种“君子”的舆论高潮达到了顶峰。原因是欧阳修写下了千古流传的《朋党论》。其中“君子以同代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更是试图将君子结党一事合法化、有理化。这在封建社会之中是最为忌惮的。其后更有范仲淹推举的官员说出：“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趋为奴”的“反语”，这场新政的成败已经可想而知。
庆历新政作为北宋第一次尝试的大规模变法，其出发点是好的，改变北宋中期冗官、冗兵等积弊的局面，这次新政的施行甚至可以说是皇帝赵祯主动要求的。为何最后失败了呢?庆历新政的失败原因有很多，夏竦作为既得利益者，又大肆打击新党成员比如说石介等人，这自然而然被认为是导致庆历新政失败的罪魁祸首。
其实不难理解，如果没有皇帝赵祯的允许，夏竦等一行的“守旧派”是没有办法成功扳倒范仲淹等君子的。由于权利失去了平衡点，“君子”们大肆集结在一起，他们甚至可以随意说出“忤逆”之言，这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由此可见，让庆历新政最终失败是皇帝赵祯的意思。再加之庆历新政实行的很没有章法，收效甚微，所以赵祯希望可以让夏竦等“守旧派”回来，重新维持政治秩序。
纵观全文，其实不难理解夏竦是一个非常稳重并且有手段的人。抛去层层迷雾，我们所看到的夏竦就会是一位正臣，他是一位为了大局着想，为了国家利益着想的人。客观地说，庆历新政如果继续毫无章法的施行，宋朝的运行秩序可能会瘫痪，所以夏竦等人让庆历新政瓦解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历史的选择。
最后还有个故事：
好水川之战宋军失利之后，宋廷追究责任，韩琦先上书自劾，以表示认错的态度。夏竦派人收拾宋军尸体，他在任福的身上搜取到了韩琦嘱诫诸将不可轻举妄动的公文，于是上表表示好水川之役失败责任不在韩琦，最后韩琦“犹夺一官，知秦州，寻复之”。
夏竦最终谥号为“文庄”，经天纬地曰文，武而不遂曰庄，这也许是对夏竦一生很好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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