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的一部电影《苏菲·绍尔 最后的时刻》在德国被搬上了荧幕，这是一部从抵抗者的角度来深刻反映了当年德国人民内心中的心里现状。“纳粹德国不止一个施陶芬贝格，为反抗纳粹统治而献身的还有苏菲·绍尔”。与她的名字齐名的，还有她的哥哥汉斯·绍尔以及二战时期的一个小型反纳粹团体——白玫瑰。
1921年，苏菲绍尔出生于当时的福希腾贝格(Forchtenberg)。少女时代的苏菲可以说生活的是无忧无虑的。希特勒在1933年正式上台那年时，苏菲只有12岁。而她的哥哥兼日后的“革命战友”汉斯·绍尔也不过才15岁，那时候的他们与做税务与经济顾问的父亲和母亲一同生活在乌尔姆。对于他们来说，希特勒给了人民衣食无忧的保障和极大的爱国自信心，是个“救世主一般的存在”。
▲苏菲绍尔的故居
然而，绍尔兄妹分别加入了当时的希特勒青年团与少女联盟后。兄妹两人开始逐渐对纳粹产生了反感情绪：希特勒青年团内的教官们只会千篇一律的强调“铁”的纪律，要求男孩们一律进行沉重的体力劳动的同时，还不忘宣扬“元首的伟大，犹太人的险恶，日耳曼种族的优越性”。而少女联盟内对于新思想，新思维并不提倡，在德国的宣传机器里，女人必须要被束缚在传统的德国观念之上，做一个“生育更多子女”的母亲。她们在内部也与希特勒青年团一样大肆宣扬所谓的种族优越性。绍尔兄妹在大学之中选择了从医，这是因为这一部分的纳粹分子比较少，言论也相对自由，更不会被拽去前线作战。
▲汉斯·绍尔和苏菲·绍尔
绍尔兄妹在大学中很快团结起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组织”。而这个小组织的代号就是“白玫瑰”，与日后的“720事件”刺杀希特勒的那一票高级军官不同的是，绍尔兄妹更多强调的是以笔为剑，试图通过一系列的传单来唤醒那些被纳粹所控制思想，奴役的德国民众。而这在当时的德国，印刷任何反纳粹的传单都会被视为“叛国罪”!上巴伐利亚行政当局的一份秘密报告称：
“慕尼黑出现了大量极具煽动性，严重敌视国家的印刷品，而慕尼黑的国家警察机关(盖世太保)对此也表示知情。”
绍尔兄妹的此举行为早已被纳粹当局盯上，只不过由于他们的行为太过于隐秘，根本无法从茫茫人海中抓出这几个“白玫瑰”小组的核心成员。更何况汉斯在1942年7月应征入伍，这使得盖世太保更无法准确调查其真实身份——一个在德国国防军里担当士兵的人怎么可能会反纳粹呢?
“白玫瑰”行动小组总共印刷了6次传单。而声势也是一次比一次浩大。因为随着德国在斯大林格勒的战败，已经有许多人看清了纳粹发动的这场战争是必然要失败的战争，无非等着的就是一个英雄来振臂一呼，摇旗呐喊罢了。但是现实并没有给这个充满悲剧的“白玫瑰”一个机会。绍尔兄妹在1943年2月18日试图将1700份传单带入校园进行分发时遭到了一名盖世太保线人的盯梢。这名名叫雅各布的线人迅速叫来了盖世太保与学校的管理人员，把正在大厅内挥洒传单的兄妹两人抓了个正着。
▲电影中苏菲绍尔被盖世太保成员逮捕的场景
绍尔兄妹被捕后，“嗅觉”敏锐的盖世太保从汉斯的住处还搜寻到了一些可疑的信件以及一系列被撕碎的草稿。里面还有另外几位白玫瑰行动小组的核心成员的签字。不仅如此，盖世太保还通过与汉斯邻居的了解，在他住处的地下室内发现了大量的蜡纸，油墨，印刷机等。原本试图将罪责全部揽到自己头上的汉斯在得知了盖世太保的行动后也就一言不发了。
审判绍尔兄妹的是著名的人民法庭庭长罗兰·法莱斯勒。这个刽子手在整个庭审期间根本没有依照任何法律条文来一一对照，而是用尽了各种肮脏的词汇形容绍尔兄妹的行为是“叛国”，“无耻”的。而法庭所配的辩护律师也只是照本宣科般的说了一句“一切按法律照办”。对这种跳梁小丑般的审判，苏菲·绍尔在轮到她发言时只是淡淡的说：
“总要有人开这个头，我们说出来和写出来的，正是许多人所想的。只是他们不敢表达出来罢了。”
“战争已经输了，为什么你们还要如此怯懦不敢承认这一点?”
在苏菲绍尔还没说完的时候，狂暴的法莱斯勒就再一次开始利用污言秽语辱骂她并当庭宣布“你这是明摆着的叛国!为了保护处于战斗中的人民与帝国，死刑!”
▲电影中身着红色法衣的法赖斯勒(中间者)。
▲面对法赖斯勒无耻的挑衅和对法律的蔑视与亵渎，苏菲勇敢的说出了心声
▲人民法庭庭长罗兰·法赖斯勒 (1893-1945)。
二战中的他主要是作为臭名昭著的“人民法庭”庭长而留名于世。人民法庭是第三帝国时期最肮脏可耻的机构之一，通篇有的只是一概而论。对于犯人犯下的罪行的定夺永远只有“放逐、死刑”两个选项。而这位“公正”的庭长在1945年2月3日主持另一次法庭时被英国轰炸机投下炸弹命中，被落下的碎石当场砸死
1943年的2月22日，绍尔兄妹与另一位他们忠诚的战友克里斯托弗死在了纳粹的枪口之下。而这场“白玫瑰”行动也就此落下了帷幕。但是德国人并没有忘记这几位曾经为了民族正义与自由而献身的斗士。直至今日，白玫瑰小组依然在德国有着不可磨灭的踪影。
▲绍尔兄妹与克里斯托弗的合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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