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德里亚堡堡，作为历史名城，同时又坐落于色雷斯地区，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谈及此地发生过的重大冲突，很多人都会不由自主的想起那段罗马人兵败哥特蛮族的黑暗往事。但早在这场军事灾难发生前55年，那里还是帝国内耗的最大沙场，并一度云集了近30万大军。至于战役的最终结果，也是在加速罗马乃至整个欧洲的历史发展进程。
公元4世纪初，皇帝戴克里先搞出了非常著名的四帝共治模式。此举不仅在于加强精英对偏远地方的掌控水平，也是以最大的诚意谋求统治者队伍的内部和谐。帝国也开始以巴尔干西部的伊利里亚为界限，迅速分化为东西两大分支。考虑到当时的军政上层往往就源自该省，此类安排至少从表面上看是四平八稳。
然而，日益增涨的皇帝个人权威，却很快葬送了这个权力平衡策略。因为自帝国建立之日起，各阶层间的有机联合就遭侵蚀，也让有能力的政治家都被迫向上不断攀爬，深怕自己沦为他人登顶过程中的垫脚石。戴克里先提出的共治模式，恰恰为更多野心家提供了合法依据。他们可以顶着奥古斯都或凯撒头衔，借口为守护边疆而肆意敛财扩军。然后堂而皇之的相互结盟或决裂，并且也不准备与任何老朋友分享至高荣誉。后来在阿德里安堡对阵的君士坦丁和李锡尼，就是这种恶性竞争的最后一批幸存者。
公元316年，已是西帝国至尊的君士坦丁，首次与执掌东帝国的李锡尼发生军事冲突。但在他们相互决裂之前，还曾是抱团取暖的儿女亲家。彼时的君士坦丁刚刚从不列颠的约克郡返回大陆，并从父亲手中继承了高卢、西班牙和部分的北非领地。最大对手则是靠兵变控制意大利本土的马克森提乌斯，后者同时握有西西里、撒丁、科西嘉与阿非利加行省的归属权。李锡尼则多瑙河以南的整个巴尔干为基本盘，通过克里特岛控制着海对岸的昔兰尼加。但自己也需应付占领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半岛的代亚。
随着两人分别控制东西两头，彼此间的矛盾也就愈发不能遮掩。尤其是权力欲爆棚的君士坦丁，始终想要兼并东面的那半个帝国，撮取西部帝国所不能提供的巨额财富。李锡尼虽然表现较为消极，也不愿意在权斗中有任何退缩。只是苦于手中的精锐部队数量太少，根本无法同长期活跃在莱茵河防区的前盟友抗衡。最后不得不将手中的伊利里亚、希腊和马其顿都赠予君士坦丁，只在欧陆保留自己的家乡色雷斯。当然，这也意味着两人之间不会再有任何新任，终极摊派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在大部分历史上爱好者看来，公元3-4世纪的罗马军团已趋于没落。大部分士兵将不再具备先祖的强悍战力，逐渐失去对脚下土地的保卫能力。但活当时的亲历者也更加清楚这个问题，并且设计出许多补救措施。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军队数量也将被扩大到史无前例的规模。
公元324年，君士坦丁已完成西帝国部分的资源整合，转而找机会再起战端。由于在前次冲突中将领地延伸至巴尔干半岛，他的军队防区也就从莱茵河流域扩展至多瑙河南岸。那些时刻活跃在北岸的哥特蛮族与萨马尔提亚游牧部族，就是罗马边防部门的重点照顾对象。在某次规模不大的反击作战中，君士坦丁授意部下将人马派往李锡尼治下的色雷斯境内。后者立刻提出抗议，却也知道嘴炮不能说服任何野心家。随即将大量的部队从亚洲各地收缩回防，准备在距离海岸线不远的阿德里亚堡附近拦截强敌。
从战略博弈的角度来看，李锡尼完全可以将部队撤往亚洲，吸引胃口巨大的君士坦丁分兵来追。但他本人的发迹就源自多瑙河边区，所以根本不愿舍得放弃这片深耕过的根据地。此外，东方的各行省在最初都属于敌对阵营，忠诚度和抵抗意愿都比较薄弱。这就让李锡尼更加坚定了要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以西御敌的决心。问题就是如何用非常有限的多瑙河精锐边军，硬抗军事资源更为丰富的君士坦丁。
唯一可行的策略，就是在距离海岸不远的坚城设防，用众多亚洲部队维持均势。阿德里安堡无疑符合以上的任何条件，可以享用并拱卫欧亚两大洲的最佳交通捷径。李锡尼也在身后的海峡部署了300艘大小舰船，并在前沿集中了不可思议的165000名陆军士兵。
当然，君士坦丁也乐于见到李锡尼的死守色雷斯举动。尽管他麾下的东征兵力略逊对手，却也达到了前人所无法想象的130000规模。这是因为自有恩于自己的戴克里先皇帝起，原先的古罗马军团架构就被拆散重组。经典的公民兵军团也彻底成为历史，反倒与过去给自己打下手的辅助军合流。至此，规模至少在5500人级别的主战部队迅速消失，成为分散驻屯于大小堡垒中的治安力量。每当皇帝意识到这种防御模式太过稀薄，就会拨款进行扩招，使得军队的总数不断暴涨。自己身边的近卫军规模却增幅更大，从而抵消了大部分军费开支的追加效果。
何况帝国的西部向来无法提供太多赋税，根本不可能让这类循环运转太久。加之当时的罗马还必须定期招募和安置蛮族军事部落，无形中就让财政状愈发吃紧。当大队人沿着多瑙河进入战区，负责支援的海军才动员起区区80艘船。当时西帝国的财政健康度也可见一斑。至于前次的内耗胜利，也只是在徒增边境的防区规模。因此，君士坦丁的策略就是要迅速与李锡尼进行决定性会战。尽可能的消灭其核心部队，以便控制住完好无损的东方财税产区。
公元324年7月，君士坦丁的西帝国大军推进到阿德里亚堡附近。他发现李锡尼已经在城市附近寻找到稳固阵地，以赫布鲁斯河岸充当正面屏障，并在后面的一处山坡上建立起设防营地。左翼还有城墙和支流水系拱卫，而右翼也有河道当中的一座小岛充当屏障。因此，东帝国军队只要能阻挡对手泅渡，便可以形成长时间的对峙效果。至于战争期间的大部分后勤所需，则全由舰队输送到东面的港口城市拜占庭。
然而，具备长期边区作战经验的君士坦丁，还是在抵达后就发现了个别漏洞。那就是位于战场侧翼的那座河间岛屿，是非常合适的渡河中转站。由于上面还存在密林覆盖的小山丘，更加有利于偷袭者的掩护和潜伏。不过，若是此举被对岸守军发现，那么实际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因此，他一方面派出5000名弓箭手和骑兵去偷偷占据那里，也不忘让主力步兵在另一头制造浮桥。此举自然引起李锡尼方面的高度警觉，也成功的让潜伏部队能在缓慢前行中不受干扰。
事实上，随着军团的整体素质下降，此类高难度的战术机动也在4世纪与罗马步兵告别。李锡尼的想当然和君士坦丁的兵力部署，都有这层大背景在框定因素。同时，骑兵的地位在罗马军中水涨船高，从早年的辅助添头升格为决定性力量。东帝国的叙利亚防区和西帝国的北方边境，都存在数量可观的高质量骑兵对手。这促使他们分头向帕提亚-波斯或斯基泰-萨尔玛提亚学习，发展出具装铁器+复合弓轻骑的标准配置。
唯一的区别在于，叙利亚东部存在有大片荒漠，让军队的路线选择非常有限。所以只需做合理盘判断与提前布防，就能阻碍敌军推进。反倒是莱茵河与多瑙河北面的漫长防线更加复杂，无法用简单的堵路模式应付。结果就造成了新式骑兵在西部发展快于东面的诡异现象，也让君士坦丁阵营比李锡尼更重视该领域的运用。
当月3日，君士坦丁见各分队进入预定位置，便下令全军展开同步行动。不但自己率领一侧的精锐骑兵渡河，还让更多步在对岸的眼皮子低下发起强渡，进而引得李锡尼的东方驻军都严阵以待。不过，滩头的血战还未打响，提前迂回的5000伏兵也在侧后方突然出现。毫无心理准备的东帝国部队，因此处在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位置。
倒是李锡尼凭借丰富经验看出，留在原地只能死路一条。因此下令所有人撤回山丘上的营地待命，从而使君士坦丁的主力能安然渡河。但莫名其妙的后退命令，也让本就士气不高的东帝国军人感到更加恐慌。重组队列的西帝国部队则很快追赶上来，用骑兵解决了大批来不及跑路的掉队者。在稍后的商铺环攻中，他们又让守军付出了巨大代价。眼看胜利无望，李锡尼只得率领精锐余部开始突围，头也不回的朝着拜占庭城奔逃。留在那里的战略储备和舰队，将是他不至于立刻丧命的根本所在。
君士坦丁的人马则顺势攻入营地，并对名义上的同僚们大肆屠杀。除了是因为大家都各为其主，还在于许多士兵可能是刚刚获得公民身份的二代蛮族，自然也就不会对失败者有多少同袍怜悯。原本还有可能进行抗争的阿德里亚堡，也在目睹这场迅速的溃败后开门投降。这样一来，除拜占庭之外的整个色雷斯就落到君士坦丁手中。西帝国的胜利本身，也更像是在大声宣告欧洲骑兵时代的来临。
此外，这次阿德里亚堡战役的过程尽管相对简单，给罗马军队造成的损失却无法被低估。当时尚以公民兵为主的东部驻军，一战就折损了近34000多人。而那些为西帝国作战的高卢、日耳曼或萨尔玛提亚人，则根本没耐心留在新占领区布防。因此，更多蛮族士兵将在稍后被成批邀请到帝国边界，在无形中洞穿了多瑙河防线。但如此粗暴的饮鸽止渴措施，还是不能弥补巨额亏空。所以，日后的哥特人大举南下与东帝国君主兵败身死，其实都在君士坦丁获得光辉胜利的当日被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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