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东亚共荣圈是什么意思

在战争时期，宣传口号绝对是一个不可以忽视掉的力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宣传的重要慢慢的显露出来，而且被各个国家所广泛利用，成为动用武力之外的重要博弈手段。而在日本对华侵略的过程中,宣传尤有重要的作用。因为根据日本对华政策,“军事行动是最后一招,不得不做的办法。是最下策，如果可能,最好是不费一兵不折一矢,不战而使中国根本失去抵抗力量”。

七七事变后,日本成立内阁情报委员会,负责对外宣传工作,他们依靠武力,对中国原有的通信社进行大规模的破坏,形成了在华严密的信息控制网络。

标语作为文字宣传中的重要形式,语句短小而又精炼,易于识记,便于传播,且大多利用简易通俗的汉字,这与当时我国一般人群文化素质不高的特点相契合,能够起到良好的动员作用,成为日本在华宣传的重要手段。

今天我们就从日本的宣传标语出发，进行一系列的考究，从而来揭发日本的侵略行径。

一，日本宣传媒体机制的建立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由于国民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日本关东军迅速侵占了中国东北大部分领土。

中华民国就宣言的不正当性向国际联盟提出抗议,国联成立李顿调查团来华调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坚持对伪满洲国的“不承认主义”,反对日本独占东北,主张造成“世界舆论力量”,共同制裁日本。

日本的军事行动招致了全世界的批判,1933年,日本宣布退出国际联盟,政府方面认为这是“宣传战惨败”的结果,为了应对这种危机,日本当局实行了强力的国家情报机关的统合计划,一方面“扩大强化积极的情报宣传”,一方面“统制消极的大众媒体,使控制网稠密化”。

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发表“天羽声明”,强调日本在华的特殊地位,该声明宣称“日本所处之地位,足以尽其力之所能,履行其在东方之使命”。这一声明是日本对外宣传上的大转变,之前还利用国际公约遮掩其暴行,此后便转变为攻击性的宣传。

为解决由于“国论的不统一”而招致的“非常局面”,1936年日本政府和军部成立“国策通信社同盟”,这一通信社有组织监督的功能,完全把控、指导国内新闻和舆论宣传。

同年7月,内阁情报委员会成立,其职责是“联络调整与各省情报信息相关的重要事务”,9月情报委员会出台了《关于对支问题的对外宣传方针》,指出要对同盟通信社加以指导,要求有关中国问题的新闻报道要正确、迅速、丰富;同时,要暗中对外国通信社加以引导。

1937年,以卢沟桥事变为契机,中日间的战争进一步扩大,日本开始全面侵华。内阁发起了“国民精神总动员”,妄图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

但是深重的民族危机促成中华民族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奋起抗战,这一现状引起了日方的极大重视,1938年6月,日本昭和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所商讨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办法,指出“从事变以来,不但已经变成四亿中国人民的长期抗战,并且直到现在,国民政府正处于民众的抗日运动的推动下,叫喊坚决抗日,这已经引起了民众本身有意识的积极抵抗”。

为解决这一问题,保证对华军事的顺利推进,以内阁情报委员会为核心,加紧对华“思想战”“宣传战”,在官民共同运作下,日本所有舆论媒体机器都被调动起来,将军国主义的狂热发挥到极致。

二，日本在华宣传的实施

1938年1月,日军攻占广州、武汉后,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方开始加紧了在华的宣传活动。

这一时期标语的内容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从1938年1月第一次近卫声明以摧毁国共两党合作势力开始不断发酵,到“坚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殖民帝国主义、扶植汪伪政权的渐趋狂热。

日伪的宣传聚焦在农村地区,企图利用宣抚班“渗透”,把发动侵略战争作为“国威”的象征,不断美化战争,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随着武汉的陷落,单纯的军事侵略已不适合当时的需要,日本开始加强对中国的“宣传进攻”。

1938年6月,日本政府制定了《关于处理中国事变根本办法》,要求“在占领区内确立长期占领的阵势”,鼓吹“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势力。”后由外务省调查部指导,课长饭岛执笔,对德国的宣传及其活动的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完成了包括“内外组织宣传、言论的指导统制、舆论形成的方法”等五项报告,其中第四编详细介绍了对外宣传活动状况。

这个报告作为“防共协定国情调查”的一部分,被日方下发至在华各级宣抚班,要求他们广为学习和利用。

1939年2月,日本陆军省华北部杉山部队调查科编纂印发了《宣传宣抚参考手册》,此手册是针对各部在乡村进行“治安肃正”运动时,对中国民众,尤其是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民的宣传小册,包括演讲、传单、布告、时事问答、短片宣传、标语和集会办法等12项内容。

手册在序言中特别指出传单、标语等要在适宜的时间适当的场所多量印刷、张贴、分发,要形成一种气氛,使民众自发举行集会,利用集会进行政情宣传,分发各种时事漫画、照片、简单的传单和语义通俗的标语,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宣传“圣战”意义和“皇军”真意。宣扬日本的国力强大,战果辉煌,而中国的国力衰弱,抗日只会失败,“焦土抗战,亡国灭种”,宣传事变的“真意”是为了“破坏共产党扰乱世界的阴谋、复兴东洋固有的文化道德、完成日本军帮助中国的使命”。这类宣传的作用就是使得人民一致恐日,诱导民众认为只有接受日军的“提携”、与日军“亲善合作”,才可以存立,以达到其“不战而胜”的幻想。

第二,宣传伪政府的建设。譬如“五色旗下的新现象——到处都是繁华快乐太平的景象,各地都在发展建设,欢迎各位来共享太平幸福”,“日支提携,建设新东亚”,“建设新中国,实行新民主义”,“新政府才是民意的政府”一类的标语屡见不鲜。还不断宣扬日本及宣抚班,谎称“日本,中国人民的救世主”“宣抚班是来救助人民的!”。

第三,诋毁中国共产党。就内容而言可分为三类:

一是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是为了夺取政权,污蔑称“共产党暴露了卖国阴谋,在国际共产党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煽动抗日,并趁机夺取政权”,“长期抗战就是使共产党获得势力,中国会越来越黑暗”,“共产党以卖国的名义存在”,“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机器人”。

二是扭曲歪解共产主义思想,谎称“共产党不守道义”“共产公妻,社会秩序和中国伦常的破坏者”。

三是造谣抹黑游击队,大肆造谣“游击队,人民的公敌!”“他们是土匪,破坏集团,他们是扰乱人民,害人害己的强盗”,“只有消灭游击队,人民才能享受太平”。还向人民分发《反共救国十纲要》的传单,荒谬地列举“共匪十条重大罪恶,向世界宣告,让民众认识到共产党完全是欺骗民众,杀人放火的罪魁”,甚至要求民众每日朝夕默念,“以坚定反共,求得自救。”

第四,分化离间国共两党,意图“以华制华”。这类标语主要有四种:

一是反对国共合作、长期抗战政策,如“只有铲除赤匪,才能保证东亚和平”,“剿共即救国!救国先剿共!”“长期抗战是亡国的源头”,“国共合作导致中国衰亡”。

二是打击国民政府的威信,激起民众对政府领袖的厌恶,抹黑“国民党的滔天罪恶”,“三民主义,亡国主义”,“国民党,强盗党”,“国民政府,伪善的政府”,“孔宋带着巨款去迎新春,你们还在抗战,真是愚蠢!”

三是宣传国际“新”形势,激起民众恐慌,如“国际的反共势力强大”,“国际共产党的世界赤化阴谋和苏联对于中国的野心”等。这类标语利用煽动性的语言,不断造谣诋毁,意图逐渐破坏国共的合作精神,对于中国的遭遇幸灾乐祸。

欧洲战场爆发之后,1940年1月16日,米内光政内阁上台,有田八郎被选任为外相。有田外交的任务是在与建设东亚新秩序不相抵触的限度内,谋求调整同英美的邦交,但是,东亚秩序与英美两国坚持的华盛顿体系相冲突,所以二者终究是难以并存的。

同年12月,日本决定将坚持持久战,“建设”新中国作为主干方略。1941年6月24日,日本陆海军部发出《适应局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坚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殖民大帝国的主张。

作为其在华的重要基地,日本进一步加强对伪满洲国的宣传,印发了各种狂热、详备的文件。1941年伪满协和会下发《镇压叛军宣传要领》,对宣传的原则、要领、手段、方法做了详细的介绍,同时指出宣抚班的任务是镇定、收复“民心”,宣传员要在中国东北地区根据现下的状态,宣传“圣战”的“大义”和动向,努力粉碎流言、妄语、阴谋、策动,使他们服从“新国家”的建设。

以此为契机,大量的标语和传单被送至“满洲国”,开始了一系列的宣传活动。下表是1941年7月由伪满洲协和会制造的指导战争的标语集,笔者按其内容分为三类,现摘录部分如下!

按其宣传对象，可分为三类:

一是对于伪满军的宣传。让士兵理解战争是为了守护“新国家”，如若战败，国家和亲友都将陷入悲境之中，“阻挡新国家就是吾之仇敌”; 宣扬日本的军力、国力、武器战备都优于中国，如“精悍! 太阳之子”，“日本的国旗高昂，后方的力量坚定”。

二是对于国共两军士兵的宣传。宣扬中国的“黑暗”统治和不合理的政策，“战争就是军阀野心家的私欲导致的”在战前战时造谣国军败北，家乡困苦，“看看新政府的势力范围，蒋政府寿命将终了! ”“诸君快看，老蒋发疯了，赶快停止战争吧! ”以扰乱士兵军心; 在行军路上张贴传单、标语，利用飞机投放传单、照片，宣扬人民被战争所扰，穷苦潦倒的惨状，“你们的家人正在遭受饥饿，悲惨之极，若想和平就与日军合作”。

三是对地方居民的宣传。宣传“新国家”的政策，在“新国家”治下的幸福生活，“顺天安民，安居乐业”“旭光遍照满洲国，从此世界化乐土”，向广大民众宣传最终胜利一定是“新国家”的，民众要奋起协作，共同努力，“满怀笑容，坚持忍耐”。

三，日本在华宣传的影响评估

尽管日本帝国主义者倾其精锐兵力在短时间内攻占了中国的半壁河山，但他们错误估计了中国军民坚持不懈的斗争意志和同仇敌忾的抵抗力量，从而深陷战争泥潭，无法脱身。他们企图利用标语美化侵略意图，哄骗麻痹群众，妄想瓦解中国一致对外的抗日力量，收买民心，以实现其称霸亚洲、驾驭世界的美梦。

虽然宣传触及人的思想灵魂，其影响难以量化评估，但许多事实证明，日本在华的宣传是不得人心的、失败的。他们“美好”的标语贴满了大街小巷，实际上却受到诸多限制。

首先，这一时期中国农村人民的 文 化 水 平 极 低，文盲 占 了 百 分 之 八 十 以上，很多人并不懂得日伪所书写的标语的含义，而且许多标语故作熟识中国文化，实际文不达意，出现很多语义相反的情况，这无疑使标语口号的影响大打折扣。而且一旦在军事上受挫的日本军，就会撕下伪善的面具，将周边的村庄烧光，这种恶毒的行径，自然引起民众的厌恶。

其次，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自发抵制。在敌人占领的县城和农村，农民不断举行反抗敌伪的武装起义，1942、1943 两年内，河北、山西、山东、江苏等省都发生了农民示威和暴动运动，给敌伪一定的打击。最后，国共两党，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战场对日本标语宣传的积极反击。

在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及新四军地区，形成了“党、军、政、民四位一体”全面抗战的宣传体系成立了，反敌伪宣传工作小组，从师到连都建立起敌军工作组织，并进行日语口号的教育，配备会日语的干部，收集敌人文件等工作。

八路军及游击队所到之处，即用标语、漫画、海报、传单、墙报等各种方式，对民众进行抗日宣传，形成“只要八路一进庄，方针政策写满墙”的宣传策略，如一一五师一个团，1938年 4 月写了 2 000 多条标语，5 月写了 5 526 条，晋察冀军区在反扫荡战争中，写了两万多条标语。

八路军还在部队中专门成立了贴写队，跟随部队前进，进行写、贴任务，收到了极大地成效。同时不断动员群众团体参加反敌伪宣传工作，成立敌占区的秘密敌工小组，还鼓励群众进行写贴标语的活动，特别是在晋东南一带的长治、高平、阳城等地，沿途都有由农救会、儿童团、义盟会、小学校、自卫队等团体写的日文标语。

正如兴亚院华北联络部次长森冈皋少将评价: “军方本来着重致力于精神方面的培养，但其结局，却非当地民众所能接受。”

四，结论

全面侵华战争时期日本在华的标语宣传是对华进行政治诱降，企图瓦解中国抗日情绪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一种政治的宣传手段，标语内容从第一次近卫声明以摧毁国共两党合作势力开始发酵，到扶植汪伪政权，坚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不断狂热。

日本利用扶植的傀儡政权、披着虚伪外衣的新民会、在各地的宣抚班不断张贴标语，意图鼓动和策反群众。尤其是在偏僻的农村，张贴了大量具有欺骗性、蛊惑性的标语，使民众夹杂在“携手”“友好”“共存共荣”的环境之中，妄想利用宣传的手段改变民众的意识，为其侵略遮羞张目并干扰削弱中国人民抗日斗争。

但是，许多事实证明，日本在华的宣传是不得人心的、失败的，因为不论他们的标语多么美好，都掩盖不了其在华奸淫掠夺烧杀平民铁一般的事实。当时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经受住了日本侵略者的暴力，为了争取自己民族的生存，更加紧密地团结一致。

日军的士兵也开始对战争的意义产生质疑，他们被遥遥无期、频繁的战争拖得筋疲力竭，内部反战起义不断增多，还有一些日本士兵认清了侵略战争的本质，成立了“觉醒联盟”，也投入了反侵略战争的运动中，与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如今，战争的硝烟不再，和平成为主流，但是那些铺天盖地的标语却始终令人难以忘却。

经过这么多年过去，祖国越发的繁荣昌盛，但是，有些东西它留在了哪里就永远的留在了哪里，这些东西不是能够随着时间而能够抹去的。

而我们要做的很简单，永远的牢记这段屈辱的历史，而不是在某一个地方搞一个日本街，模仿日本人的文化活动。

愿祖国永远繁荣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