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一年已经到来,很多人现如今过年的方式,就是在手机上给朋友、同事们送上祝福送上红包,这样的过年虽然更加便捷,人们也已经对此很习惯了,但是相比起古人的过年方式,气氛总还是显得有些淡了。那么今天,就一起来看一看,古代人之间在过年期间是如何拜年的?他们怎样与自己的亲朋好友共同度过一个美好的新年呢?
按我们的习俗,过春节,亲友间要往来拜年。宋朝时,给朋友、同僚送贺卡拜年,是盛行于士大夫群体的时尚——对,就是送贺卡。别以为送贺卡是现代社会才出现的事情。南宋人张世南记载说,每逢过年,“凡在外官,皆以状至其长吏”,那些在外地为官的士大夫,春节前都会派遣仆人,带上贺年卡给京城的领导拜年。过年只送贺卡,没送银行卡,想来那时候的官场风气还算清廉。
不独在外为官者热衷送贺年卡,其他士大夫也是如此。与张世南差不多同时代的周密说:“节序交贺之礼,不能亲至者,每以束刺签名于上,使一仆遍投之,欲以为常。”另一位南宋人周辉也记录了宋人过年送贺卡的习俗:“正至交贺,多不亲往。有一士令人持马行,每至一门喊数声,而留刺字以表到”。看来宋朝人拜年,多半不会亲自登门,而是叫仆人带着贺卡,骑着马,挨家投帖,每到一家大门口,大喊几声“某某某来拜年了”,然后留下贺卡就走了。
由于宋朝流行送贺卡拜年,当时便发生了一桩趣事:上面提到的周密,他有个表舅,叫吴四丈,生性滑稽,不拘小节。有一年春节,因为家中仆人都有事情忙,抽不出人手去送贺年卡。吴四丈再不拘小节,这送贺卡的年数也不能省了。正不知如何是好之际,恰好友人沈子公派了仆人来拜年。吴四丈一面接待沈家仆人,一面漫不经心取出沈家的贺年卡来看,发现沈家要拜年的人家,都是自己的亲友。吴四丈心里一动,想出了一个馊主意:请沈仆喝酒,然后偷偷将沈家的贺年卡都换成了自己家要送的贺卡。沈仆不知情,饭饱酒足之后,匆匆告辞,往其他各家投帖拜年去了,其实送出去的都是吴家的贺年卡。后来吴四丈将此事告诉了沈子公,把上回换下来的一大束沈家回帖还给他。两人哈哈大笑。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宋朝的送贺年卡已经有点“变味”了?一些宋朝人也有这样的感觉,他们说,“送门状习以成风,既劳于作伪,且疏拙露见为可笑。”“不诚之事,不可为也。”认为过年派人送张贺卡,是敷衍了事,虚伪,没有诚意。
尽管正统的士大夫对送贺年卡不甚待见,但这种拜年方式还是越来越流行,到明清时,投帖拜年成为普遍的交际礼仪,并且越来越“变味”。明朝文人文征明有一首《贺年》诗写道:“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蔽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憎嫌简不嫌虚。”可见朝野上下送贺卡拜年已风靡一时。
纵观明清官场的“投帖拜年”习俗,有两个发展趋势似乎很明显:一是越来越“随便”;一是越来越“隆重”。“随便”与“隆重”似乎方向相反,但它们却纠缠在一起出现在明清的拜年习惯中。
先来说“随便”。明朝人陆容观察到,“京师元日后,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来交错道路者连日,谓之拜年。然士庶各拜其亲友,多出实心;朝官往来,则多泛爱不专,如东西长安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者不问识与不识,望门投刺。有不下马或不至其门令人送名帖者,遇黠仆应门,则皆却而不纳,或有闭门不纳者。”意思是说,明朝的京城人从正月初一开始拜年。老百姓之间拜年,多出于真心诚意;那些京官就不同了,都是投机分子,派人投送贺卡,如同散发小广告,不管认不认识,只要看到是权贵的府宅,就上前投送拜年帖,有时候,送贺卡的仆人还因此吃到闭门羹。
明朝官员为什么要天女散花一般派发拜年贺卡?无非想借拜年之机,多认识一些官场上的朋友,即使一时未能结交上,也希望这张署了自己姓名的贺年卡能给对方留下一个印象。这种官场风气延续到清代。清朝人褚人获也说:“元旦拜年,明末清初用古简,有称呼。康熙中则易红单,书某人拜贺。素无往还,道路不揖者,而单亦及之,大是可憎。”清朝人过年,也是连平日在路上见了面也不相识的人,也要给他送一张“红单”(贺年卡)。很不环保。
再来说“隆重”。明清时期的官员对投帖拜年非常重视,陆容说,“在京仕者,有每旦朝退,即结伴而往,至入更酣醉而还。三四日后,始暇拜其父母。”这些京城的官员,春节期间,每天退朝之后,都结伴同行,亲往领导家拜年送礼,到了夜里才醉醺醺回家。大年初四初五,才有时间给父母拜年。真是“爹亲娘亲,不如领导亲”。
送贺年卡的规矩也越来越多,形式越来越郑重,贺卡要装在制作考究的“拜匣”中,送贺卡的仆人恭恭敬敬拜见贵家主人后,拉开匣盖,由对方将贺卡取出来。拜匣越是高大上,越能显示出给领导拜年的诚意。本来投帖拜年是图个省事,现在倒好,又多了几分繁文缛节。
登门拜年也好,投送贺卡也好,本是表达新年祝福、寄托彼此感情的方式,弄成了拉关系托人情的工具,那就非常没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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