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算的上是朋友?其实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心中都有对朋友的定义。庄子曾今说过：“君子之交淡如水”。孟子说：“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而亚里士多德则说：“挚友就如异体同心一般。”真正的朋友是以心相交，真诚相待，互相认可，互相欣赏。真朋友是相濡以沫，是肝胆相照，风雨同舟，朋友会分享你的喜悦，也能为你挡风雨，分忧愁。
在古代，有很多感人至深的友情故事，如俞伯牙与钟子期的知音之交、祢衡与孔融的忘年之交、左伯桃与羊角哀的舍命之交等。在这些关于友情故事中，触动最大的是刘禹锡和柳宗元的生死情谊，感人肺腑，可以说是完美的诠释了“朋友”二字。
刘禹锡，字梦得，洛阳人;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人。他俩都出生于官宦世家，相比而言，柳宗元的家世更好，柳氏是河东望族，柳宗元的母亲来自于范阳卢氏，也是豪门望族。
公元793年，朝廷举行了一场科举考试，恰好刘禹锡与柳宗元同榜进士及第。同榜的进士会举行庆贺活动，亦会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还会到慈恩寺的大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这些活动促使了刘禹锡和柳宗元的相识，并且对彼此有了初步的了解。
进士及第后，两人各奔前程，这一别就是十年。公元803年，缘分让他们俩同在御史台为官共事，相处的时间长了，了解也更深了，发现彼此有着共同的理想，想要革除宦官专权与藩镇割据的旧弊，进行改革。共同的追求让他俩的友谊更加深厚，正如葛洪所说：“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道乖者，不以咫尺为近”。
患难与共，守望相助
公元805年，唐顺宗即位，这位帝王颇具雄心，要进行大胆的革新，而一贯主张改革的刘禹锡和柳宗元受到了重用，大展身手。但是这场革新运动不到半年，便惨淡收场，唐顺宗退位，改革派都被贬官，刘禹锡贬去了朗州，而柳宗元贬了去永州。
在唐代，朗州和永州的条件十分的艰苦。可这一贬就是整整十年，期间两人常常互通书信，互相点评对方的诗文，在患难中彼此鼓励，相互扶持。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他们文学创作的高峰，写出了不少千古闻名的佳作，如刘禹锡的《秋词》、柳宗元的《江雪》。
公元815年，唐宪宗下诏召刘禹锡和柳宗元回京，他们的人生似乎迎来了转机，看到了希望，两人都十分的激动。柳宗元在北归途中经汨罗江时，写下了这首《汨罗遇风》，诗中写道：“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足见其内心的欣喜，准备一展抱负。
可是回到长安不久，因为刘禹锡在长安玄都观赏桃花时，即兴写的一首诗，惹怒了权贵，他们双双又被贬，只是这次贬去的地方更远，条件更苦。柳宗元贬为柳州刺史，而刘禹锡贬为播州刺史。
当时的播州十分的穷苦，条件异常的艰苦。柳宗元向朝廷提出了“以柳易播”，愿意以柳州刺史之职来换刘禹锡的播州刺史之职。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这样写道：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在柳宗元诸人帮助下，唐宪宗格外开恩，将刘禹锡从播州改任连州。
刘禹锡和柳宗元一同南下，远赴他乡任职，因为他俩有很长一段的路途相同，结伴而行，诗酒相依，互赠诗文，他们之间的情谊比亲兄弟还深。到了衡阳，两人要分别了，各奔东西，临别之际，柳宗元在《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中写道：“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而刘禹锡在答诗《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中写道：“桂江东过连山下，相望长吟有所思”。
谁也没有料到衡阳这一别，两人此生再也无法相见。
柳宗元到柳州后，由于各方面条件较差，加之心情不佳，身体每况愈下。在柳州的第四个年头，柳宗元因病去世，年仅四十七岁。临死之际，柳宗元嘱咐将其所有的书稿交于刘禹锡。
当刘禹锡听到柳宗元的死讯时，号啕大哭，悲痛万分，其在《祭柳员外文》中写道：“南望桂水，哭我故人”。之后，刘禹锡倾毕生之力，整理柳宗元的遗稿，并编纂成集。
“二十年来万事同”，从最初的相识到相知，刘禹锡和柳宗元同甘苦，共患难，在逆境中相互扶持，相互鼓励，结下了最真挚的友谊。人生得一知己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