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应该都知道，有一个“红学”的存在，就是专门研究《红楼梦》这本书的，虽然是一本书，但是却横跨了众多领域，所涵盖的已经远远不止是文学了，而红学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周汝昌。正是因为周汝昌对于《红楼梦》和曹雪芹的研究，才让现在的人们对这本书和这位作者有了更深刻的认知，或许周汝昌对《红楼梦》的贡献，已经超过了这本书的影响吧。
周汝昌(1918年4月14日——2012年5月31日)，生于天津。字禹言、号敏庵，后改字玉言，别署解味道人，曾用笔名念述、苍禹、雪羲、顾研、玉工、石武、玉青、师言、茶客等。
中国红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诗人、书法家，是继胡适等诸先生之后新中国红学研究第一人，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被誉为当代“红学泰斗”。其红学代表作《红楼梦新证》是红学史上一部具有开创和划时代意义的重要著作，奠定了现当代红学研究的坚实基础。另在诗词、书法等领域所下功夫甚深，贡献突出，曾编订撰写了多部专著。
2012年5月31日凌晨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本已在诗词、书法、戏曲、翻译等领域颇有建树的周汝昌，随后又步入了“研红”。周汝昌少年时就常听母亲讲《红楼梦》的故事，后来又从母亲手里看到古本《石头记》。然而促其真正步入“研红”之路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数胡适先生的影响。
1947年，时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收到一直进行《红楼梦》版本研究的四兄周祜昌自天津寄来的一函，说他新近看到亚东版《红楼梦》卷首有胡适之的一篇考证文章，其中有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他嘱去燕大图书馆周汝昌查证。周汝昌遍查燕大图书馆，在敦敏诗集中发现了那首《咏芹诗》，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并在《天津民国日报》副刊发表。看到文章的胡适之当即复信周汝昌，自此胡、周书信往来切磋讨论《红楼梦》，成为现代红学史上的一段佳话。据周汝昌回忆，围绕《红楼梦》胡适先生曾给他7封书信，除1封遗失外，另外6封均已公之于众。
1948年夏初，正在撰写《红楼梦新证》的周汝昌带着讨教《甲戌本石头记》的疑问，应胡适先生之邀从西郊学校进城，拜访胡适先生。让周汝昌意外的是，胡适先生居然慷慨地将珍贵的孤本《甲戌本石头记》借与他拿走细看，后又托时在燕大授课的小说专家孙楷第将自己珍藏的《四松堂集》乾隆抄本和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戚序本拿给他研究。对此，周汝昌曾不止一次感叹道：胡先生能平等对他，还对他爱护有加，其人品和学问少有人比。
因为研究红楼梦，他从四川大学的外文系调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也由于这本书，他在政治运动中被批判成了“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繁琐考证”典型代表，由“红”变成“黑”。在后来的2005年，周汝昌出版了20余万言的《我与胡适先生》，书中首次详细介绍了二人围绕《红楼梦》所进行的学术探讨，评说了胡适先生与红学的渊源和贡献。
周汝昌关于曹雪芹的家世生平考证，使得人们对于《红楼梦》作者有了一个空前清晰的印象。
《红楼梦》汇校工作：周祜昌、周汝昌二位先生五十六年心血的结晶《石头记会真》，汇集已发现的现存于世的古抄本10余种，对其进行全面汇校，展示所有异文，使之成为接近曹雪芹原本真笔的一部可以信赖的《石头记》。
周汝昌把《红楼梦》上升到中华文化小说的高度，提出“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红楼梦》应列为第十四经。
周汝昌一生致力于红学研究，其研究方法师承于胡适，但又独树一帜。周汝昌重点考证了曹雪芹的身世与家世，并且仔细研究了大量清宫档案之后，得出了《红楼梦》是自传体小说的观点。并且通过对前八十回的仔细研读结合曹家史实，经过严密思考和逻辑推理，为人们揭开了隐藏在书中的深刻艺术内涵，伟大的诠释了《红楼梦》这部小说的艺术成就。其研究观点为广大红学研究者和人民群众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