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先驱黄兴诞生

近代时期的中国发生了非常多的事情，遭受了侵略，也在侵略中奋力反抗，其中就有过非常著名的辛亥革命。而对于辛亥革命，有非常多的人参与其中，这一场革命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影响才爆发的，其中就有一位先驱黄兴。黄兴作为中华民国的创建者之一，对于当时的中国的进步是有着非常大的意义的。

黄兴(1874年10月25日—1916年10月31日)，汉族，原名轸，后改名兴，字克强，一字廑午，号庆午、竞武，曾用名李有庆、张守正、冈本、今村长藏。湖南省长沙府善化县高塘乡(今长沙县黄兴镇凉塘)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的创建者之一，孙中山先生的第一知交。

黄兴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先驱和领袖，以字克强闻名当时，与孙中山常被时人以“孙黄”并称。1916年10月31日，黄兴病故于上海。1917年移柩长沙，同年4月15日，受民国元老尊以国葬于湖南长沙岳麓山。著作有《黄克强先生全集》、《黄兴集》、《黄兴未刊电稿》及《黄克强先生书翰墨绩》刊行。

投笔从戎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为抗议沙皇俄国侵占中国东北，黄兴与同学二百余人组织拒俄义勇队(后改为学生军、军国民教育会)。他在拒俄运动中看清了清廷的腐朽与反动，愤慨地指出：“中国大局，破坏已达极点。今而后惟有实行革命，始可救危亡于万一耳。”同年回国。黄兴回国后，先到上海，与当时《苏报》的主笔章士钊会晤，并结识了沪、宁等地一些人士。同年11月4日，黄兴以过30岁生日为名，邀陈天华、张继、刘揆一、宋教仁、章士钊等人秘密集会，商定创立华兴会，众人公举黄兴为会长。为避免清廷的注意，对外用“华兴公司”的名义，业务是“兴办矿业”。随后联络会党，仪定于次年秋乘慈禧过70岁生日时在长沙起义。事泄，黄兴逃亡日本。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黄兴在日本结识孙中山，大力支持孙筹组革命组织同盟会，成为会中仅次于孙的领袖，随后即将主要精力放在发展革命分子、组织武装起义 。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在选举总理时，黄兴提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党总理，不必经过选举手续。”提议获得一致通过。黄兴还提议把《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作为同盟会机关报(后改称《民报》)，得到与会者赞同。黄兴被选为庶务(相当于协理)，成为同盟会中仅次于孙中山的重要领袖。黄兴在与孙中山共建同盟会上起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同盟会是以孙中山、黄兴为轴心建立起来的。同盟会的成立，加强了革命力量的团结和统一，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此后，他以主要精力从事武装起义，亲自掌握留日陆军学生的入会工作，并从中选拔一些坚定分子组成一个严密的团体“丈夫团”，为进行武装斗争准备力量。同年冬，黄兴化名张守正，潜回国内，至广西桂林巡防营统领郭人漳军中进行策反，发展官佐多人参加同盟会。因郭人漳犹豫不定，黄兴于次年秋返回日本。即派刘道一、蔡绍南等回国，运动军队、会党，策划起义。临行前，“告以今之倡义，为国民革命，而非古代之英雄革命。望时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为宜”。指出革命之目的决不是单纯推翻清朝，而是要建立民国，争取民权。这里所说的“国民主义”，即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刘道一抵长沙后，邀集革命同志数十人秘密开会，传达黄兴的意见。会后，刘道一留在长沙掌握全局，蔡绍南等则往萍乡一带联络会党。12月4日，萍浏醴起义爆发，起义者在颁发的檄文中，第一次打出了“中华民国”的旗号。起义虽然失败，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黄兴至河内，先后参与或指挥了钦州、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州、廉州、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都遭失败。

总体评价

一般认为，孙中山是思想家、先行者，黄兴是实干家。许多重要的革命活动由黄兴所发动并亲自参与。他出生入死多回，最终积劳成疾而中年逝世，是推翻清朝统治、开创民国的元勋。革命时虽然与孙中山有所分歧，但并未夺权而是甘心居次席，鼎力相助之。由于他的派系人马在北伐后备受忽略，其生前的重大贡献、理念和计划也长期被搁置。直到1990年代，海峡两岸才开始重新重视黄兴的功业。黄兴的一生与整个辛亥革命相始终，他以策动和领导武装起义著称于世。众所周知，黄兴青少年时代并未上过专门的军事学校。赴日留学，他就读于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拟“学成回国后充任学堂的师资”。然而，黄兴没有终身从事教育，而是与军事结下了不解之缘：华兴会预谋在长沙发难，他自任总指挥;武昌起义爆发，他被推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南京临时政府组成，他做了陆军总长;及至临时政府取消，还担任过南京留守。这自然是由于严重的民族危机使然。黄兴在担任上述职务过程中，打过不少仗，如何看待他在军事上的成就，如何认识他打过的败仗，则是正确评价黄兴的关键。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战役虽然失败了，但仍有着积极的意义。

首先，它打击了敌人，加速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和瓦解。萍浏醴起义爆发，曾引起清廷朝野上下的极大震惊，清政府集中湘、鄂、赣、苏四省兵力才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后，他们仍担心中国南方和长江流域“伏匪”“蠢动”，“再起风潮”，“北京官员仍为之战栗不已。”防城起义发生，两广总督张人骏上奏清廷说：革命军“攻陷防城，戕官焚署，凶焰日张，剿办愈难措手。”云南河口起义发生，云贵总督锡良惊呼：“匪之来，防不胜防，匪之过，剿无可剿，势成束手，祸已噬脐。”这一次又一次起义使统治者如坐针毡，穷于应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