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语的创始人拉扎鲁·路德维克·柴门霍夫出生

拉扎鲁·路德维克·柴门霍夫，1859年12月15日生于波兰的比亚利托克城。父亲是该城的一名中学教师。早在柴门霍夫的童年时代，国际语理想就在他头脑里产生了，他为这一理想献出了毕生的心血。世界语至今已130年。他希望人类借助这种语言，达到民族间相互了解，消除仇恨和战争，实现平等、博爱的人类大家庭。旨在消除国际交往的语言障碍，被誉为“国际普通话”。

正如他本人在致波洛夫克的那封著名的信中所说：“在比亚利斯托克，居民由四种不同的成分构成：

俄罗斯人、波兰人，日尔曼人和犹太人。每种人都讲着各自的语言，相互关系不友好。在这样的城里，具有敏感天性的人更易感受到语言的隔阂带来的极大不幸，每到一处他都会得出结论，语言的分歧是使人类大家庭破裂、分化成敌对阵营的唯一原因，或至少是主要原因。是大家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理想主义者，是大家教我认识到所有的人都是亲兄弟。然而，在大街上，在庭院里，到处都让我感到，真正含义的人是不存在的，只有俄罗斯人、波兰人、日尔曼人，犹太人等等。这种认识时时刻刻强烈地折磨着我那颗童心，虽然许多人大概对这种小孩子的‘为世界而痛苦’会付之一芙。因为，当时在我看来，'大人们'才拥有一种无所不能的力量，所以我反复对自己说，待我长大成人，就一定要消除这一灾难 ”。

他早已认定，要达到这一目的，古代和现代的语言都是不适用的。于是，他开始朦朦胧胧地憧憬着用一种新的人造的语言。后来，他进了华沙一所第一流的中学，其间对这种语言进行了各种尝试，臆造出了大量复杂的名词变格和动词变位等形式。“人类语言的语法形式多得漫无边际，大部头的词典，包罗成千上万的词汇，这些东西把我给吓住了。面对这样一部复杂而庞大的机器，我不只一次地告诫自己：丢掉这些幻想吧!这件工作是人力所及的。”

但是，当他学习了语法结构简单的英语(在学习德语，法语、拉丁语和希腊语之后)，注意到俄语后缀的作用之后，他的语法系统和那庞然大物般的词典在眼前骤然开始缩小了。他兴高采烈地叫了起来：“问题解决啦!”

1885年，他读完了大学。取得了文凭并开业行医。这时他又考虑到要将这门语言公诸于众，这期间他曾对它反复加工，不断完善，他用新语言翻译和写作了大量作品使之应用于实际需要;“广泛的试验表明，理论上看来完全站得住脚的东西，实践中还不成熟。我还得大量地削删，替换，修改，甚至从根本上进行改造。在理论上孤立的和短时间的试验使一切都显得那么完好，而词汇与形式，原则与要求却又相互排斥、互相矛盾着。如通用介词 je, 用法灵活的动词meti; 中性的、用法确定的结尾a 之类的东西，如果从理论上来说，是不可能钻进我头脑中来的。我原认为是宝贝东西的几种，形式在实际应用中却成了不必要的累赘。譬如说，我就这样舍去了几个不需要的后缀。”最后，“念起来就流畅了，跟有生命力的父母语一样灵便、优雅和自如了。”

有两年的时间他都在为自己那本新语言的小册子徒劳往返地寻求出版商。最后，在1887年7月，在他未来的岳父好心的帮助下，他才自己出版了这本书： D-ro Esperanto.lingvo internacia。la. Anta parolo kaj plena lernolibro.先是用俄语随后不久又用波兰语、法语、德语和英语出版。“在此之前我的心情十分激动不安，我感到我是处于应做出断然决定的时刻，从我的小册子将出版的那天起，我就将没有开倒车的可能了。我知道什么样的命运正等待着一个其生涯取决于公众的医生，如果他们将他看成一个头脑疯颠。不务正业的家伙的话。我觉得我是在把和我家庭未来的全部安宁与生计押在这张牌上。但是我不能放弃已钻入了我的身体内和血液中的理想啊!我终于破釜沉舟了”。

阿纳托洛·科黑在《我对柴门霍夫博士的回忆》一书中写道：“柴门霍夫博士是华沙每周一天免费为穷人治病的唯一的医生。”(《今日保加利亚》1958年第12期第22页)

埃米利安·洛茨在他的《回忆柴门霍夫》中写道“柴门霍夫不是一个实利主义者，作为一个眼科大夫，他经常为穷人免费治病。”(《波兰世界语者》 1959年10-12月第6期第4页)

卡齐米埃尔兹·蒂明斯基曾参加过柴门霍夫大师的安葬仪式。他在《在墓旁》一文中写道：“跟随在他后面的是浩浩荡荡的人群，他们大部分是来自西伯莱地区的群众。由此可见，说我们的大师生前免费为穷人治病并帮助他们是可信的。”(《波兰世界语者》1956年3—4月第2期第2页)

1906年10月中下旬，柴门霍夫去布鲁塞尔和巴黎，为的是在那里分别同查理·勒曼尔和埃米尔·亚瓦尔讨论关于世界语的改革问题。当他从巴黎到柏林时，谢绝朋友们为他买头等车厢的车票。10月 23日勒曼尔写给亚瓦尔的信中说：“柴门霍夫离开了，我心中感到很压抑，看着他离去一消失在这个广阔的世界里一这位半个基督徒，他不让我为他买头等车厢的车票去柏林，自己坐三等车悄悄地走了，只给他的小女儿带了一点糖果，给他自己带了两块蛋糕。我认为，他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值得钦佩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