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在我国古代的历史上也是非常有名的了，作为大一统王朝诞生之前的时代，这一时期可以说各个诸侯国并立，相互之间也是争斗不休的，不过这一时期在诸侯之间有各种各样的争斗，却似乎很少听说过有将军谋权篡位的情况发生。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很多时期，都可能会发生有手握大权的将军谋权篡位的情况，因为他们手中握有兵权，这是造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然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国家的大将也有不少，但为什么却很少有将军篡位的情况呢?
春秋战国其实可以说是分开两个时期，但是他们的分水岭，就是在文章提到的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这个阶段。
可以说纵观整个中国历史春秋战国时期，确实是将军领兵谋反的比较少见，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发生，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春秋战国是在西周的分封制度发展下来的。可以用现代话来比喻，就是诸侯国就是西周在当时中国的代理分公司，给了你一个职位和一些人，你就自己去到当地发展和管理人口。可以说当时的很多诸侯国都是小国家比较多，而管理下的人口并不像后世统一后的广大，有些国家地方最多等于现在一个市而已，而且当时的人口也不是很多，对外需要开拓土地和蛮族对抗，对内则需要耕作公田进行粮食储备，军队的结构是部分贵族子弟为军事指挥官，老百姓军队辅助，职业军人是比较少的，而集结模式也是战时才会集结，不像后世一样有职业军人跟着将领同住同吃，造成变成自己的私兵谋反。
第二：西周到东周，名义上各地诸侯的军队是有限制的，例如对各诸侯国的军队人数是有严格的规定，不同的诸侯等级不同拥有的军队是不同。诸侯动用军队，是在战时需要才进行集合和发放武器装备。诸侯王还有一个义务，就是在周王需要的时候，集合起来去勤王。这种的模式，其实很大限制了将领拥有自己部队的可能性。
第三：由于当时大的诸侯还会分封自己的土地给部曲去管理，而这些管理者也就成了土皇帝，他掌握下的土地和人口，又组合成军队帮助自己的诸侯王战斗，而由于常备的部队不多，诸侯之间打仗还需要约定时间，集合部队，并且还需要进行庙算和占卜，最后，才有各个掌权家族抽出一些精英，经过国君的授命才带部队去打仗。很多时候，部队调动是需要国君的信物才可以调动，可以在窃符救赵的故事中体现出来。部队如果没有国君的信符，可以拒绝调动，和后世汉唐宋明清那样，将领有对军队有着巨大的掌控力完全是不同的。
第四：当时的战役战争时间都不算非常的长，到了战国后期，像李牧带兵守边，还有长平之战的那样的长期带领部队的不多，所以战争以后，很多部队会回归到社会，继续自己需要的耕作和日常生活，等到有了战事再度集中。在吴起以后魏国才出现了一批魏武卒，但是在全国的军队比例上看，这只特种部队的人数不是很多，对于谋反会相当困难，因为这些军队的补给都是来自于国君如果没有了国家的支持，这只常备的职业部队，就会失去了根基。
第五：来自当时的社会思想，当时是一个以道义和道德为准则的社会，在周朝的礼教管理下，忠君爱国是标杆，社会对那些忠于自己国君的人，哪怕这个国君已经灭亡，也是
极度推崇，因为这就是当时的社会风气。而如果一个将领带着军队谋反，那么是会遭到各个诸侯国和人民的唾弃，很难在社会立足。
一方面是在那个时代，许多将士都讲究一个“忠”字。这样的文化氛围熏陶下，更是有许多士人、将士被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思想引领着自己的行动。
从《史记》的刺客列传中的四大刺客就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期十分重视“忠义”。虽说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但整个周朝八百年的文化早就浸润在了这些士人心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更是描写的当时荆轲去刺杀秦王，为救燕国的悲壮场面。
在《荆轲刺秦王》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荆轲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见樊於期，曰：“秦之遇将军，可谓深矣。父母宗族，皆为戮没。今闻购将军之首，金千斤，邑万家，将奈何?”樊将军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于骨髓，顾计不知所出耳!”轲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国之患，而报将军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为之奈何?”荆轲曰：“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秦王必喜而善见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揕其胸，然则将军之仇报，而燕国见陵之耻除矣。将军岂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进曰：“此臣日夜切齿拊心也，乃今得闻教!”遂自刎。
樊将军为了感念燕王收留之恩，说自杀，就立即挥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这样一个“重情义轻生死”的文化氛围之下，自然很少会有手握重兵的将领去选择谋权篡位，这样风险十分高的行为。
另一方面，在做这样一个谋权篡位的决策时，自然会权衡收益、成本和风险。如果作为将领，在春秋战国时期谋权篡位成功，那么恭喜，他成功地坐上了王位。但接踵而至的将是周围国家的乘火打劫。
要知道，周围虎视眈眈的国家盯着这样一个朝局动荡的好时机可十分不容易。说轻了，向这位刚坐上王位的大王敲点竹杠;说重了，随便举起一个旗帜都可以让这个国家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随时都有被其他国家瓜分的危险，王位这样一个快活位置又能坐稳多久呢?倘若失败了，那自然是身败名裂，毁掉一世英名。
况且，这是在乱世，又不是太平盛世。一个将领就算成功篡位成功，他也没有把握能在这场“逐鹿中原”的军备竞赛中胜出。
文化的熏陶和收益成本的不协调决定了在春秋战国时期谋权篡位是一个非常不划算且很难遇见的事。因此春秋战国很少有将军会谋反篡位。
这个其实，就和分封制度有关系了。有当时的制度是为分封制度为主，而国君例如晋国，会把一些土地封给有社会有贡献和战功的臣子，臣子对土地有着非常大的管理权力，并且到了历代的发展，有些家族自己地方的实力上越来越强，并且最后影响到了自己国君的地位，最后国君的被自己的臣子架空，实力越来越弱，成为了像东周君一样的名义上的君主而已，特别是晋国在几代晋君的骚操作下，宗室的实力大减，而臣子的实力很强，变成在几家相互达成协议以后，三家分了晋国。
所以当时根本不会存在将领谋反，指存在诸侯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