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嗣昌是明朝末期官员，曾深受崇祯皇帝的信任。当时明朝面临非常严重的内忧外患，国内忙着镇压农民起义，对外又要防止清军入关，场面十分被动。后来杨嗣昌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办法，主张对外议和，先解决内部矛盾，可惜最后是以失败告终。关于杨嗣昌的死因是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因恐惧而死;二是自杀身亡，具体原因没办法确定。那杨嗣昌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后人又是如何评价他的呢?欢迎来看看下文。
杨嗣昌出身官宦之家，是三代单传独子，家里的人甚是疼爱。但是他家里突遭横祸，最爱的父亲被诬陷，发配充军。父亲被发配充军之后，家中更加艰难，他立志好好读书，希望榜上有名，能够减轻家中负担，甚至让父亲重返官场。
万历三十八年，他考取了进士，虽然只是个小官，但他从此也就步入了官场。
这个人虽有一定才华，但他更大的特点是巧舌如簧。根据《杨嗣昌集》记载，公元1620年，他曾凭借一张巧嘴向皇上讨要粮草：“抚臣袁可立受命方新，请发帑金二十万安兵散民，似非得已。惟在圣明裁定，赐予若干”，这些财务并不是赐予我们自己，而是安定民心，希望皇上能好好裁定一番领会其中的苦心。
在巧舌如簧的讨要之间，皇族已经对他有了印象，这也为他之后受到重用埋下了铺垫。不过那个时候魏忠贤等宦官专权，和朝廷之中的东林党人矛盾愈发尖锐，在官场上混，处境十分艰难，很容易便得罪其中一方。杨嗣昌作为一个机智圆滑的人，为了躲避政治斗争直接和自己的父亲一起回乡隐居，并且和好友一起将曾经在户部参与的一些财政管理的经历编撰成《地宫集》。
那年崇祯皇帝还没有成为明朝的主人，他便已经看过《地宫集》这一本书，且心里十分欣赏杨嗣昌的才能。他继位之后，火速处理掉了宦官启用了杨嗣昌。
从此，杨嗣昌便正式进入了朝堂。凭借着好口才，劝说别人满分技巧，编得栩栩如生的自身经历，加上懂得在险境蛰伏，他不受到重用，谁又会被重用呢?
新官上任的崇祯皇帝十分宠爱杨嗣昌，至于宠爱到什么地步呢?杨嗣昌的父亲杨鹤在官场时犯了错误，本应直接被处死。杨嗣昌上书写到：“比出居庸臣念古人九折驱车，或为忠臣或为孝子，臣今狗马驽钝，愿为忠而不能;臣父憔悴荷戈，顾念“孝”一字，臣为名教罪人、纲常贼子久矣。”请求辞职代父受罪。
崇祯皇帝可能被这种父子之情感动，也可能是十分欣赏他的才能，就直接免去了他父亲的死罪，还十分温柔地鼓励他，让他好好做事。
过了几年，明朝的内忧外患日益凸显，关卡没有被守住，清军入关让明朝开始摇摇欲坠，以前的兵部尚书张凤翼畏罪自杀，崇祯皇帝便派杨嗣昌担任兵部尚书。 也正是因为兵部尚书这一职责，杨嗣昌用一张嘴让大家记住了他。
前任兵部尚书是一个木纳的人，用俗话说就是“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可杨嗣昌不同，这人在复杂的局势中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又是科举出身，每次皇帝召见他，他都能对答如流，引经据典颇具趣味，也就是因此崇祯皇帝常常感叹与他相见恨晚。
杨嗣昌结合当时的局势，规划了三点大致内容，第一是“攘外必先安内”，第二是“足食然后足兵”，第三是“保民方能荡寇”。为了这三条建议，他提出了修城，募兵，练兵等措施，而这些措施本质上没什么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开销太大，风雨飘摇之中的明朝根本负担不起。
由于这些开支，明朝末期又加重了赋税，民生更加艰苦，也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顺天府大城刘宗周曾经用“一时所讲求者皆掊克聚敛之政”以抱怨官员一句话导致民生艰苦，同时也有人说：“今民最苦，无若催科，顾亦未敢容易兴言。”
数据显示，到崇祯四年的时候，军队所用花费达到一千多万两，再到崇祯十二年，加派的财务已高达两千余万，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过了明朝政府在风调雨顺的年代的全部赋税收入。因为杨嗣昌的一句话，明朝的赋税愈发严重，百姓生活也难以维持。
钱都花出去了，想必士兵们的生活也能得到保障吧，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官员的贪赃枉法层层苛扣，前线士兵们的日子也并不好过。而杨嗣昌并没有料到这种情况，他的几条政策也只是天真的想法，不仅仅没有处理好内忧和外患，还加剧了官员的贪污和百姓的负担，致使社会矛盾日益严重，政府财政也更加亏空。
杨嗣昌是个忠君爱国的好人，这点我想大家无法否认，毕竟他也曾为了江山呕心沥血，苦苦思虑各项能让江山好转起来的政策。
杨嗣昌是个好人，他一生清廉，从未贪污，在宦官和东陵党的争斗中，他也不拉帮结派，只是做个纯臣，也因为这个原因，他得到崇祯皇帝的喜爱。同时，他也凭借一副好口才得到皇帝的重用。
他唯一的错误也是最重大的错误就是过于天真，和崇祯皇帝一样好像完全看不到百姓的疾苦，明明怀着一副赤诚之心，为国家为人民，最后却得到骂名。
如果他能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务实一点点，看到这背后更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线索，我想明朝灭亡的进程也许会变得缓慢一点。
所以为人臣子乃至在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其实不是一副夺得人心的好口才，而是踏踏实实做事，认认真真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