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长子扶苏为人宽厚仁慈，敢于直谏。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一事，扶苏多次上书，劝谏秦始皇。但秦始皇依旧一意孤行，还下令将扶苏派往上郡，让他协助蒙恬修建长城。很多人认为秦始皇此举是抛弃了扶苏，其实不然，始皇帝实则是在庇护扶苏。如果秦始皇真的弃用扶苏，只要将他软禁起来即可，干嘛还要把他发配到自己最忠诚的将领蒙恬身边呢。恐怕有不少朋友都误解始皇帝此举了。
事实上，秦始皇帝在病危之际才确定遗诏，不符合战国中后期秦室早定储位的政治习惯。秦献公以前，“秦以往者数易君，君臣乖乱”。经此教训，秦对嗣君问题不再含糊。早作预立，悉心培养。故“献公卒，子孝公立，年已二十一岁矣”。
又如，后来的秦庄襄王安国君本人尚且身为昭王太子时，吕不韦就为异人谋取嗣位，并刻符为约，“安国君许之，乃与夫人刻玉符，约以为適嗣”。从中可见历代秦王对嗣君的重视以及早定储位的政治习惯。秦始皇对于嗣君之位迟迟没有决定，其实是没想到自己会突然离世。
出土文献方面，北大汉简《赵正书》中有与史记完全不同的记载。其曰：“‘今道远而诏期宭(群)臣，恐大臣之有谋，请立子胡亥为代后。’王曰：‘可。”这一出土史料的存在虽然不能完全推翻史记中关于秦二世胡亥得位不正的记载，却也有理由质疑所谓“矫诏”说，是一次“历史书写”。这种具有情节的历史可能源于秦末倒秦力量的史实遮蔽与政治宣传，与汉中期主流的秦史观契合，从而得到了史家的肯定。在出土文献的迥异结论之下，秦始皇心中的属意人选便有点待商讨。
从秦始皇一统天下开始，始皇帝就与守卫西周封建的传统文化精英在朝堂上爆发了两次封建与郡县之争，并且已由政治军事领域发展到意识形态领域，愈发深刻。
在博士淳于越在咸阳宫公然诋毁秦始皇一以贯之的郡县政策之后，始皇帝已经将之视为危害自己政策利益的眼中钉与肉中刺。他也最不希望自己的皇子在这场政治争斗中出现错误表态，因为只要皇子当中一部分人动了封建的念头，那么，就可能会有朝臣以他们为中心结成求封势力，从而汇聚成动摇秦帝国根基的危险力量。
此时的秦始皇最需要自己的臣子表明立场，对任何反郡县制的行为做到零容忍，但是偏偏扶苏在这个时候因为秦始皇惩罚儒生而发生争辩，无疑是对始皇帝历来措施的巨大否定，也会让秦始皇认为他认同东方文化精英的政治主张，这一点触及至尊逆鳞，必然会招致其父的巨大不满，这些都触碰到了始皇选择嗣君的原则与底线。
“扶苏以数谏故不得立，上使外将兵。”有人理解为是秦始皇对扶苏的抛弃，也有人认为是秦始皇在保护扶苏。不过赵高和李斯篡改遗诏是事实，在秦始皇眼里最合适的继承人应该还是扶苏。
文/王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