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不同时期的人口数量，与当时的整体环境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虽然古代人口普遍数量比现代要低很多，基本上都没有超过一亿人口，但纵观古代的人口，也还是有巅峰时期的。清朝时期就经历过一个人口猛增的阶段，居然一下子增加到四亿人口，这简直令人匪夷所思，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清朝的人口数量突然变得那么多?有人认为是因为土豆和玉米的传入，这是真的吗?今天就让吾爱诗经网的小编带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造成清朝中期的人口爆炸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随着中西交流而引入的新技术、新作物固然提高了粮食的产量水平、可以养活更多人口，但仍不足以支撑人口呈数倍规模的增长。事实上历代王朝在人口管理问题上失位和人口统计数字上的失真，导致数千年来我国的实际人口数量远大于官方统计的数字。而清政府正是针对这一问题掀起了一场根本性的社会改革，从而一举改变了两千多年来我国户籍人口始终徘徊在几千万规模的现状，让无数“黑户”有了编户为民意愿并提高了国民繁衍后代的积极性，这才在清朝后期达到了4.5亿这一中国古代史的人口巅峰。
所以说，造成清朝人口爆炸的不是玉米、土豆等品种引进而带来的技术上的突破，而是政府管理制度上的革新。而这种制度革新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以官绅一体纳粮和摊丁入亩为代表的一系列改革。
历史上的官方人口统计其实就是一笔烂账。
管理人口是无论古今中外、也无论何种体制政府的首要责任之一——哪怕仅仅是为了搜刮和镇压，政府也只有在大致搞清楚了自己有多少搜刮和镇压的对象以后，才能确定自己能征召多少士兵、征收多少钱粮。
早在殷商时期，我国就已经有了原始的人口登记制度，即所谓的“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周书·多士》);在西周时则出现了户籍登记的雏形：“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中国，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周礼·秋官司寇·第五》)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我国就有了最早的人口统计数字。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此后的两千多年时间里，无论有了怎样的社会进步和技术革新，除了个别时期外(其实就是两宋)我国历朝历代的官方人口统计数字在最高峰时也无法突破6—8千万规模这层“天花板”。
比如说在中国古代王朝史上的巅峰无过于汉唐。而早在西汉时期的官方人口统计就已经达到了6千万以上的规模，但是到了近千年后的唐朝极盛之时，人口规模却仅增长了三分之一左右，这就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了——毕竟唐较之于汉，不仅疆域大了一倍(大约1200万平方公里：600万平方公里)，而且随着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衣冠南渡”，使得唐朝时对于国土的有效开发和利用程度较之西汉的提高程度不知凡几。同时，铁制农具的大规模普及(西汉时仍普遍使用木质农具，铁器的军事化应用和民间普及是两个概念)以及耕作技术、水利建设等方面的进步，对于推动粮食产量的提升以及在养活更多人口方面，事实上不亚于明清时期外来农作物品种引进所能起到的作用，却没有引发人口规模的爆炸性增长。而到了国土开发规模更大、农耕技术有了更大进步的明朝，这一官方统计数字不升反降，又回到近乎于西汉时的规模。
不仅如此，如果赶上像五胡十六国或是五代十国这样的乱世，各种割据政权倏忽间朝兴国灭如家常便饭，那就别指望这样的统治者还有心情、有能力操心人口统计这种“闲事”。如果再摊上像蒙古人这样治理天下随心所欲的统治者、自元世祖忽必烈之后就再也不肯统计人口，我们也拿他们没有什么办法……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历代人口统计数据，不仅可能是失真的，而且在事实上也是缺失和不连贯的。对于我们来说，这样的数据不仅参考价值大打折扣，有时甚至会造成不必要的误导。
户籍人口和实际人口是两回事，可能早在两宋之前中国的人口就已经“破亿”。其实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历朝历代的官方人口统计数字，从来都没有涵盖过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所有人，被统计的仅是“户籍人口”而已。
那么被官府编户有什么好处?在理论上，官府负有保护百姓的人身和财产不受侵害，抵御外国或异族侵略、打击犯罪的义务。但在实践中的执行情况就要大打折扣了，主要看统治者的能力和意愿，事实上在大多数时间里这种所谓“保护”的作用对于百姓来说可有可无，有的时候还不如没有——毕竟“官匪一家”可不是说着玩的，官府对于百姓来说经常是个比强盗、罪犯甚至于敌国、异族更可怕的存在。
至于说官府发展公共事业造福百姓，比如卫生医疗、教育文化、交通基础设施、社会福利等等，这就纯粹是想多了——这种事情别说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几乎都没打算干过，甚至百姓连做梦都没想过这等好事会落到自己头上。
所以说对于绝大多数的百姓来说，编户为民唯一的意义就是必须向官府纳税服役，换来的好处是可以在官府指定的地方劳作维生。而中国的百姓向来有服从权威和恋乡守土的传统，纳税服役也不是不能接受，可问题是吏治从来都是历代王朝无法解决的老大难问题——哪怕朝廷规定的是三十税一(比如汉唐)的超低税率，可是经过地方上的贪官污吏上下其手之后，百姓的实际税负往往成倍、甚至十数倍于此，直至不堪重负。
对于古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户来说，最可怕的税赋还不是田赋，而是徭役以及丁税。
徭役对于现代人而言显得遥远且陌生，甚至于难以理解。比如说有一天突然有政府工作人员交给你一堆粮食，要求你无偿输送到数百甚至上千公里外的某地，不但要按时送达，还得自备交通工具并承担因此而发生的一切成本，一旦货物缺损或是误期，你还得被治罪甚至一刀砍死，你会作何感想?你一定会想——这货不是个疯子吧?
而这就是在自周朝以来就一直存在的徭役，不仅包括上文提到的力役，还有军役、杂役等百姓必须向官府无偿提供的劳役。这种劳役不但繁重而且危险(丧命是常有的事情，比如隋征高句丽时，征发的上百万民夫“死者相枕，臭秽盈路”)，而且严重影响百姓的生产生活(比如耽误农时即可造成农户破产)。所以后来官府在形式上做出妥协，自汉代开始可以交钱代替服役，即形成所谓的丁税。
理论上交了丁税可以免除徭役，没钱的继续服役，但事实上官府收了丁税继续抓人服役的事例数不胜数。在这种情况下百姓为了避免沉重的税役，能采取的办法除了少生或不生孩子，剩下的只有逃之夭夭了。
史书上经常说到的“官逼民反”，其实只是极端情况下百姓的偶然行为而已，实际上更普遍的情况是“官逼民跑”。也就是不堪税赋压力的百姓放弃户籍和土地逃往他乡成为“流民”，或是逃入官府势力无法到达的山野成为“野民”。而流民和野民往往被统称为“逃户”，是历代官府大力打击、有时甚至逮住即可当场格杀的“刁民”，但是一直禁而不绝。每当王朝吏治败坏、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或是出现社会动荡等情况时，都会产生数量惊人的逃户。
与逃户相比，情况更严重的是“隐户”。
土地兼并是中国古代王朝的“绝症”，大多数王朝败亡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此。税收是一个政权得以维持的基础，可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享受免于纳税义务的特权阶层——从最早的贵族到汉末开始崛起的世家门阀，再到随着科举制而兴起的士大夫，在法理上享受免税权利的群体一再的扩大化，导致沉重的纳税负担统统压在无依无靠的农户头上。而最终无法承受这一压力的农户，除了破产和逃亡以外还有一个“更好”的选择，那就是“投献”——即将土地等财产无偿或以极低的价格转让给免于纳税的特权阶层，而自己及家人则成为这些豪门地主的奴仆或佃户，从而逃避赋税义务。
因此，哪怕像是在汉唐这样强盛的王朝，一家顶级的勋贵豪门私藏数万、甚至十数万隐户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有现代学者估算，这些特权阶层裹挟的不纳税人口甚至能够达到官方统计的户籍人口的三分之一到半数之间——这就导致还在老老实实纳税的农户负担更重，继而不得不也跟着逃亡或是投献，最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并使得中央政府愈发的财源枯竭、统治能力下降。这也是历代有为帝王都孜孜以求的跟这些特权阶层斗争到底的根本原因，只是结果都不太好。像是以强硬手段与山东(指崤山以东地区)世家死磕的隋炀帝杨广最终以身死国灭收场，还落得个千载骂名;而以试图以怀柔、分化等间接手段解决这一问题的，大多也只是治标不治本，最多也不过是起到延缓这一进程的作用而已。
所以我们经常能看到，往往一个王朝建国百年左右人口即能达到峰值，其后随着国家的长治久安却出现人口下降的现象。比如在官方统计口径中，明朝的人口高峰出现在成化十五年(公元1479年)，为7185万人。可仅仅过了不到30年后的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人口却突然间减少了2500万人，降到了明朝276年间的最低点。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了统计误差以外，最大的可能就是土地兼并和农户逃亡造成的户籍人口的大量流失。
现在经常看到有观点认为明朝的峰值人口可能已经达到了2亿左右，事实上这样的可能性又何止于明朝?两宋因为特殊的国情使之成为史上最重视的商贸的王朝，因此手工业和商业高度发达，吸纳了大量的失地农业人口，于是在土地兼并情况高度恶化(宋朝是我国历史上少数完全不禁止土地兼并的王朝)的情况下人口依然破亿——事实证明，只要给百姓一条活路、留一口饭吃，他们是不愿意舍乡离土，过给人当牛做马或是逃入深山当野人的日子的。
可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却只能以此苟且偷生。所以，也许在宋朝之前(我甚至怀疑在两汉时)我国的人口早就破亿了，只是不见于官方记载而已。不过由于史料的匮乏，所以这种猜想也只能是“有理由，没证据”罢了。
高度集权的康雍乾三朝，解开了遏制人口增长的枷锁，也制造了史上最穷困的“盛世”。大概在明嘉靖至万历年间，玉米、土豆、番薯等外来作物传入国内，到了清康熙末年几乎在国内所有的省份都能找到种植的记录。然而直到今天，玉米等作物也从来没有改变过中国“南稻北麦”的主粮格局——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字，2019年全国稻麦产量为3.4亿吨，占粮食总产量的52%，仍是国人餐桌上不可动摇的主角，更何况在玉米等外来作物尚未得到大规模推广和改良的清朝?
事实上在笔者的记忆中，在大米白面还被称作“细粮”而备显珍贵的上世纪80年代，作为替代品的更多时候也是高粱，而非玉米或土豆——当然，笔者是东北人，这种经验并不具备普遍性。
玉米等外来作物确实具有单产高、不挑地、抗病虫害等特点，对于提高粮食产量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根据现代学者的估算，在清朝中后期种植玉米的耕地在北方可增产33%左右、南方的数字大概是28%(《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吴慧著，农业出版社，1985年)。但是这样的增长幅度与从汉到唐因铁制农具普及和耕作技术进步对于人口增长的推动作用大体相当，却仍不能支持人口呈数倍规模的爆炸式增长。
真正实现这一两千多年来前所未有突破的，是清朝康雍乾三帝的一系列社会改革，针对的主要目标就是前面曾提到的土地兼并和隐匿人口问题。
为啥之前那么多朝代花了两千多年都无法解决的问题，清朝用了一百来年就解决掉了?因为皇帝这种生物看似“法力无边”，其实他的权力都是与特权阶层共生的，所以必须与他们(比如贵族、士族、士大夫)“共天下”。而清朝的满洲皇帝是个外来户、没有历史负担，所以动起手来自然没啥牵挂;同时清朝是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集权化的王朝，别说跟哪个阶层“共天下”了，除了皇帝以外的任何人统统都是奴才——主子收拾奴才还有什么可缩手缩脚的?
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因国家局势日趋安定，人口增长很快，但因逃避赋税等原因大都不入户籍，导致官府难以控制和管理。因此康熙皇帝下了那道著名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诏令：“是岁……丁户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一千三百二十四……壬午，诏曰：‘承平日久，生齿日繁。嗣后滋生户口，勿庸更出丁钱，即以本年丁数为定额，著为令。’”(《清史稿·卷八·本纪第八》)
这道“永不加赋”令在事实上取消了全国大部分人口所负担的丁赋。而其更重大的意义是使得人口繁衍不再成为百姓难以承受的负担，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百姓逃亡和隐匿户口的动力，并为雍正朝的进一步赋税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雍正皇帝根据直隶巡抚李维钧之请，实行“摊丁入亩”，即把固定的丁税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使得“其派丁多者，必其田多者也，其派丁少者，亦必有田者也。”(《熙朝纪政》清·王庆云)在事实上彻底废除了在我国征收了两千多年的人头税。
而为了实现改革税制、强化中央政府对于土地和人口控制的目的，雍正皇帝又使出两记狠招，其一就是“官绅一体纳粮、一体当差”，即取消数千年来勋贵、官僚以及地主的特权，不但统统都要像普通百姓一样纳税，还得服兵役和徭役(当然可以交钱赎买);其二是“火耗归公”，又称养廉银制度，以杜绝地方官员横征暴敛、中饱私囊。
除此之外，雍正帝还采取了清查田亩、豁除贱籍、完善灾赈制度等措施，同时放松了对户籍的管控，使得农民和手工业者可以自由迁徙、自由择业。以上这些措施都大大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促进了经济的活力，同时提高了百姓编户为民和繁衍后代的积极性。
乾隆皇帝虽然跟他老爹在政见上有很大的冲突，但在经济政策上两者还是有共同语言的，比如正是在他执政期间，摊丁入亩政策才被推广到了全国。而且与重农轻商的雍正皇帝不同，乾隆皇帝比较重视商业并予以了相对宽松的政策，同时大力垦荒和兴修水利，使得政府的财政收入以及全国人口数量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清朝的国力达到了极盛期。
在财政收入方面，从康熙年间的年均3千万两白银增长到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的8182万两;在人口增长方面，乾隆六年(公元1740年)突破1亿，50年后突破3亿，再到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全国人口突破4亿，占世界人口的40%以上，奠定了中国人口大国的基础。
当然，人口在短时间内的暴增极大的稀释了社会经济发展创造的财富，再加上同期清朝正处于扩张期(康雍乾时期清朝的疆域扩张了一倍有余)，尤其是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又打了太多得不偿失或没有必要的仗，使得清朝的国力遭到了太大的损耗，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没有多少体现在民生改善上。
所以如今一提到“康雍乾盛世”，便有人不屑一顾。毕竟举国遍是衣衫褴褛、面有菜色的百姓的王朝，确实很难让人跟盛世联系在一起。但这事确实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在传统农业社会低下的生产力现实之下，甭管是文景之治还是开元盛世，你扔过去两三亿人口他都得玩完。以康雍乾为代表的清朝皇帝能勉强养活治下的子民、使之不至于饿死一大半已经算是难能可贵了。
不过实行摊丁入亩等政策、放开人口爆炸式增长水闸的偏偏又是康雍乾三帝，这算不算是他们自作自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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