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是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 贾谊少年得志，以诵诗书善文赋闻名于当地。此后河南郡守吴公将其麾入门下，而且十分器重贾谊，贾谊一路高升开始为汉文帝出谋划策，年纪轻轻就已有资格在朝堂之上政论天下。不过贾谊最后却是英年早逝，年仅32岁便忧郁而亡，这究竟是为何呢？贾谊一生奠定了汉朝骚体赋的基础，对后代散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为中华文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大汉帝国的瓦片早已凋零成史册上的几页文字，脆弱的遗迹早已不堪凭吊，而这些隐匿于历史沙尘之间的碎片又将凭借何物去拾起?当我们把目光落在早已发黄的古书上时，一种情感总是缠绕心头让我们兀自叹息，伤神不已。
那些雄才大略的皇帝早已与宫阙一起覆灭，曾经生冷的法令也早已悄然失效，而在那个大汉的朝廷总有一个文人让人神往，看看他的文章，仿佛还能听到他昔日阐述政治观点时的大气凛然，从国家的治理到为黎民干旱求雨所写下的赋文，这些都让人透过千古感到一些温暖，它仍然保持着文人的体温，千古未凉。而对于他自家的命数却只能问突然闯入自己椅子上的服鸟鸟，问它“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灾。淹速之度兮，语予其期。”我想当时的他一定是真诚想问这只不祥的乌，因为他没有朋友，在中国历史上大抵也只有文人才可悲凉到这个地步。
贾谊的一生只有33个春秋，而那个短暂的岁月却和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王勃说贾谊的时代不是没有圣主，这对于贾谊来说倒是个更大的讽刺，不是圣主的话倒也安心，偏偏遇见了一位圣主，可是自己还没有最终为之所重用，这足以成为他悲伤终生的一个理由。
贾谊的故乡是河南洛阳，这个滥觞了太多文明与衰败的古城。又有谁知，他将收拾起这里残剩的文化把它带到另一座正在兴起的都城长安。
天资聪慧又极为好学，《史记》中有“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他在今后对儒家、法家和黄老之学都有很深的造诣。公元183年，他的名声终于引起当地最高长官吴公的重视，并被其“召致门下，甚幸爱”。这个吴公曾是李斯的学生，汉文帝听说吴公治政为天下第一又曾师事李斯，故征以为廷尉。“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博士”。另—个因素就是得益于—个叫张苍的人，这个张苍不但学问做得好，官也是越做越大，(从过去有罪逃亡免死做到宰相高位)，张苍曾经给贾谊传授过《春秋左氏传趴在传授过程中深知贾谊的才华，而后张苍在迎立文帝的过程中有拥戴之功，于是在吴廷尉、张苍的共同努力下贾谊顺利成为一位当时仅有22岁的博士。
两位官员，在那个时代实在是慧眼识珠的伯乐，使一个竖子一跃而成为当时政坛上最为闪亮的新星，可惜，只是一瞬滑落的流星而已。
他的出现实在过于耀眼，他的才华—夜之间把群臣显得黯淡无光。所谓“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这段话有两个字最为关键，其中的“每”和“尽”字，想想那些老先生面面相觑，相互对视后露出所剩无几的门牙，终于在发出几声干涩的苦笑之后，牙齿竟咬得咯咯作响。
直到现在当我们读起那时产生的《过秦论》等优秀篇什，还能感到那气势逼人的论横，对历史，对战争的分析实在让我们对古代文人刮目相看。那辨议之声从汉朝一直震荡到现在，并且还将继续下去。但在当时贾生已经逐.步走向悲剧人生的开始，事情是这样的：文帝因初即位，权位不巩固，自以为不宜过早改制，但对贾生是非常器重的，考虑将提升他到公卿的位置上。对于一个年轻人，汉文帝可谓气魄宏大，顶着无形的压力，入朝不到一年，便被破格提拔为大中大夫，成为汉文帝的高级“政治顾问”，从其年龄和阅历以及级别来看，其跃升速度在历史上来讲，都十分罕见。
在汉文帝的强力支持下，年仅23岁的贾谊意气风发，由于对其的格外赏识，文帝拟将提升到“公卿之位”，也就是汉朝政治体系的高层之一的时候，遇到了强烈反弹。遭到以周勃、灌婴在内的元老和新贵的反对和攻击。
也就在此时他写了一个 《论定制度兴礼乐疏》的折子，引起朝廷极大震动，这些强大势力开始向文帝进言说，“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他们的话似乎很有弹性，得到很多人的认可。这很多人其实是因为嫉妒他而已，但这里进言的人也未必全是小人，他们在内心就是不能接受贾生在宫廷上下毫无节制的论述，和触犯了一些与他们内心中自认的神圣资格。
虽然是汉朝最高的当家人，对此不能不予以重视。当选择与23岁的贾谊和一些资历及老的功臣们时，文帝选择了放弃贾谊。
是的，阴暗已经涌起，贾生何以处之? 至此朝廷少了一位才华卓越的年轻大臣，而长沙多了一位罕见的优秀文人，这是长沙的千古幸事，但在贾生当年又是多么伤心的事情!
“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又以谪失，意不自得”。在赴长沙的途中，经过汨罗，切早巳成为云烟，那个多事乏秋的结局是屈原用自己的生命作成了忠君爱国的典范，可是自己遇到的皇帝还是很出色的，只不过暂时“那些狗尾单一样的人物霸占了尊荣的位置，那些说谗言的人得了志。沉重的脚步，阴郁的情怀，文帝的冷落，贬谪的悲哀。终于行吟的脚步踏出了那篇《吊屈原赋》，是为屈原，也为自己。
长沙的路途成为贾生重要的驿站，汨罗的赋文成为贾生重要的经典。有时候我真奇怪，为什么文人一旦落魄形容狼狈枯槁的时候，手中的笔墨竟泅散出文人特有的温厚，以至流传千古。帝王有时候还真是成全文人最好的助手，我想。
司马迁在其写《史记》时，竟把屈原、贾生合在一处写，名为《屈原贾生列传》。时至今日我才真正理解其中的寓意，司马迁是和落难丈人能产生共鸣的史学家，在他内心深处，屈原和贾生是值得同情的， 当太史公为此二公作传时也一定心生感慨，想想他们，看看自己，未尝不有涕泪沾襟的时候，他是最熟悉历史的，毕竟他们三人都曾是历史上最为委屈的典型。
贾生任长沙王太傅两年多，一直都是郁郁寡欢，就在这个时期，有—只服鸟飞入了他的屋子，停在一张椅子上，服鸟貌似猫头鹰。据说是—种不祥的鸟，它如果飞入哪家，那儿的主人就要离开这座房子了。贾生看见这不速之客肯定先是一慌，不知所措，就像我们对突然来访的客人不知怎样招待一样。然而他在惊讶之余，便是感慨万端，他没有怒目视之，把它撵飞，将这几年的怨气归结到服鸟的身上。
相反他竟平静地看着它，最后按捺不住，一口气写出了《服鸟鸟赋》，无论是关乎自己的死亡：还是调离此处都希望这服鸟能告诉自己的行程日期，服鸟不能对，他只有自言自语地说“天不可说兮，孰知其极”!哪怕是死亡也要来 得快点，“淹速之度兮，语余其期”。这是多么悲凉的问询，多么脆弱的时刻。然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要向文帝进谏，第一次是在《贾子新书》疏中建议朝廷废除酷刑，文帝纳之。第二次是《谏铸钱疏》，建议取缔非国家铸饯行为，文帝否之。其中的建议废除酷刑实在让人感动，自己如此境地还关怀着别人，这种热心肠不一定是杰出的政治家就能拥有的，我想是他温厚善良的文人性格使然。
这只服鸟飞走不久，朝廷果然发来回长安的命令。是的，他慌乱地收拾—下就离开，他以为文帝一定要起用他了，可是他不知道此行又为他悲剧的人生埋下了残忍的伏笔。
贾生还没来得及打扫旅途身上的灰尘，就匆忙地赶到文帝面前。此时文帝正在吃祭祀天地的祭肉，因为祭祀刚罢，文帝满脑子想的都是关乎鬼神的问题。于是他便问鬼神的由来和它的实质是什么。贾生望着几年不见的文帝竟突然问起鬼神的事情，他先是愣了—会儿，然后就把文帝闻所永闻的由来讲了出来。文帝此时像个听话的学生，认真地听着。一直到深夜，文帝丝毫没有疲倦的意思。反而把座位不断移近贾生，这次长谈之后，文帝深有感慨地说：“我很久都没有见到贾生了，自己以为才学已经超过他，现在看来我还是比不上。”
不管怎么说，这次回来终于不用再走了，他被派往梁国给梁王做老师。贾生的心情比以前好些了，毕竟文帝曾“数问以得失”，而且梁国地处中原，与长沙的“卑湿”相比要好得多，何况离长安也近些，最关键的是他进谏也：方便些，文人就是单纯，永远也忘不了自己的使命，在这个时期写出了著名的《治安策》、然而我还是感动他的一篇《旱云赋》，其中痛苦地写道：眼看就要落下的雨却偏偏落不下来，这是多么令人心焦的事啊!老天爷也真是会作弄人，刚刚有了—点下雨的希望，马上又夺回去了。是的，他在为百姓用文章来祈雨，他除此别无他法去解救他们，这天真的举动在今天看来竟是何等的感人，关心民计竟至于此。仔细一想，这文帝又何曾不是自己的老天爷，自己不也是在乞求帝王的恩泽吗?
不错，刚刚有些起色，祸患又突然来临。
在贾生的眼里梁王不失是个好孩子，只要自己悉心调教，总会有出息的，文帝也会对自己另眼看待。可是就那么一天，梁王从马上坠下来，不治而亡。这对于贾生来说，一切都崩塌了。他把一切责任都归咎给自己。关于此时的文帝如何对待贾生我们无从知晓，只有这样一句记述：“自伤为傅无状，常哭泣，后岁余，亦死。”一个只有三十出头的男人“常哭泣”，该是让他多么悲伤的一件事啊! 所有的报负和思想全都因这个事件的发生成为泡影。
这风华正茂的太好时刻，竟背负着这样的沉痛债务，他欠文帝的似乎只有死才能偿还得清了，他忧伤哭泣而死竟比自裁更有悲剧性的色彩。
历史告诉我们，就连梁王的父亲文帝也不曾有过这样的悲伤，贾生殚精竭虑地为汉室献计献策，又要把自己最后所剩无几的眼泪和生命也都给了刘氏父子。作为人臣尽了本分，作为老师尽了职责，贾生你为什么还不止住自己的眼泪呢?
谗言、诋毁、压抑、自责，这每一个词组都能让脆弱的人陷入最深最黑的低谷，可是在贾生那里这四种境遇一齐压在他的身上，这实在是悲凉到了极点! 我想西方悲剧性的人物大多都会被搬上戏台，把他们的冤屈、悲愤表现出来，郭沫若先生的《屈原》，也把屈原的悲愤、抗议全都通过那些声声呐喊的控诉唱了出来，让所有人都感到空前的畅快。要是换上贾生该怎样表现? 我想从头到尾就只能是唉声叹气，哭个不停。也许只有泪水才能化解心中的痛苦。可是，贾生你短暂的三十三岁却远胜那些百年宫阙享受的长岁达官，你的名字永远叫文人，你的文章永远伴随你的名字得以永生，你没有死亡，而且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延续，你真正得到了生命。
他深谙黄老之术，为什么却没有学会其中的放任自然? 他深得儒家之道，为什么没有学会其中“过犹不及”的中庸? 关键是他太用情，我想。把一切热情都给了汉室，最后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向死亡。
西汉的大赋，是文人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