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和清朝都曾实行过闭国锁国政策，也就是海禁，目的是为了限制国外的传教士入国，也同样限制了贸易。所以当时全国各地的港口都被要求停止和西方做贸易，但有一个地方例外，就是广州。为什么只有广州能够继续开放港口呢?或许还是因为明清政府并不想完全切断与外界的联系，而广州在海外贸易中又占据了比较重要的位置。下面就为大家简单讲讲，当时广州港口的情况，一起来看看吧。
宋代的广州，是一个对外开放的口岸城市。宋人的口岸开放政策一直延续到元朝。元末广东顺德有位诗人写了一首《广州歌》，读这首诗，我们可以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广州繁华气息：“广南富庶天下闻，四时风气长如春。长城百雉白云里，城下一带春江水。少年行乐随处佳，羊城南畔更繁华。朱楼十里映杨柳，帘栊上下开户牖。闽姬越女颜如花，蛮歌野曲声咿哑。峨舸大舶映雱日，贾客千家万家室。春风列屋艳神仙，夜月满江闻管弦。良辰吉日天气好，翡翠明珠照烟岛。乱鸣鼍鼓竞龙舟，争赌金钗斗百草。游冶流连忘所归，千门灯火烂相辉。游人过处锦成障，公子醉时花满堤。扶留叶青蚬灰白，盆饤槟榔邀上客。丹荔枇杷火齐山，素馨茉莉天香国。别来风物不堪论，寥落秋花对酒樽。回首旧游歌舞地，西风斜日淡黄昏。”
进入明清时期，口岸开放的格局才被逆转。明初朱元璋厉行海禁，“片板不许入海”，“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这一禁就是200年;明王朝又规定，外国人要来做生意，必须以朝贡的名义，带上他们国王上表称臣的“贡表”，按天朝规定的时间来，否则，就别来了。直到隆庆元年(1567)，明王朝才放开海禁，开放漳州月港，“准贩东西二洋”。但月港的开放是非常有限的，只准明朝商民出洋，不准蕃船进来。
倒是广州口岸，从明中叶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开放体例。说起来，这得益于广州港邻近澳门岛的地理优势。嘉靖年间，广东海道批准葡萄牙商人在澳门居留、晒藏商货，这一创举打破了明代朝贡贸易体制的僵化局面，使得澳门渐渐发展成为市舶贸易的中转站：每年七八月，满载商货的蕃船乘着东南风，抵达澳门岛，在澳门码头住舶贸易;同时，广州官府召告商人，发给“澳票”(批准前往澳门贸易的凭证)，让他们跟随税官一同前往澳门，蕃船完税后，即可与持有“澳票”的明朝商人交易。
也是从嘉靖年间开始，广东官府准许葡萄牙商人每年两次进入广州城，与广州商民直接交易。晚明时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他的《中国札记》中记载说：“葡萄牙商人已经奠定了一年举行两次集市的习惯，一次是在1月，展销从印度来的船只所携带的货物;另一次是在六月末，销售从日本运来的商品。这些市集不再像从前那样在澳门港或在岛上举行，而是在省城本身之内举行。由于官员的特别允许，葡萄牙人获准溯河而上至广东省壮丽的省会作两天的旅行。在这里他们必须晚间呆在他们的船上，白天允许他们在城内的街道上进行贸易。这种公开市场的时间一般规定为两个月。”我们的“广交会”历史，可以追溯到这里。
但广东的开放局面在清初又中断了。顺治十二年(1655)，清廷实施海禁，严禁海商出洋：“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并于顺治十八年(1661)推行更严酷的“迁海令”，强制沿海居民迁离故土，禁毁海边房屋与船只，沿海岸线制造出一个漫长的无人区。
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才结束海禁，宣布开海，次年又在厦门设闽海关，宁波设浙海关，广州设粤海关，上海设江海关(一说江海关初设于连云港的云台山，后才迁至上海)，管理海外贸易，史称“四口通商”。“四口通商”体制推行了70余年，又被乾隆帝废止——乾隆二十二年(1757)，皇帝发下谕旨：“令行文该国番商，遍谕番商。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只准许西洋商船在广东口岸互市，这便是“一口通商”体制。
也就是说，乾隆二十二年之后，中国沿海各个口岸当中，只有广东的口岸可以跟西洋商船贸易。广东口岸是唯一向西洋商船开放的门户。直到鸦片战争爆发，清廷战败，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1842)，“一口通商”才被西方列强主导的“五口通商”取代。
康熙开海至晚清上海崛起之前，这200年间，广州一直是清王朝最繁华的口岸城市，广州诗人屈大均有一首《广州竹枝词》写道：“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这首竹枝词写于康熙二十三年，清廷刚刚放开海禁，广州港的对外商贸已非常繁忙。屈大均还在他的《广东新语》描述说：“东粤之货，其出于九郡者，曰广货;出于琼州者，曰琼货，亦曰十三行货;出于西南诸番者，曰洋货。在昔州全盛时，番舶衔尾而至，其大笼江，望之如蜃楼屃赑。殊蛮穷岛之珍异，浪运风督，以凑郁江之步者，岁不下十余舶。豪商大贾，各以其土所宜，相贸得利不赀，故曰金山珠海，天子南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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