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兵法99%的人第一个想到的恐怕都是《孙子兵法》。《孙子兵法》是由春秋末期人士孙武著写，也被称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其实在当时不止孙武一人出过兵书，还有《孙膑兵法》、《吴子》、《六韬》等，多为在战国时期诞生。为什么这些兵法书籍都是在春秋末期以后才大量出现呢?实际上也这也和当时的环境有关，春秋中前期各诸侯国战争不断，积累完一轮经验以后，必然会在一个时期内爆发出诸多和兵法有关的理论知识。
虽说周初姜太公曾编撰过兵书，但并不可考证，如《六韬》等多系后世伪托。我国可以明确成书年代的兵法理论著作，则诞生於春秋末期。而进入战国时期，兵法理论著作则更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那么，为何春秋中期之前，诞生不了成熟的兵法理论著作呢?
其实，这是由战争的规模与性质决定的。春秋时期之前，战争规模较小，多为讨伐型的战争。在今人看来，简直如同儿戏一般。如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所坚持那样，“君子不重伤，不禽(通“擒”)二毛(不俘虏头发花白的人)。古之为军也，不以阻碍也...不鼓不成列”。这在今人看来是蠢笨，而在当时却是仁义之表率。
再看鲁庄公时期的“曹刿论战”，鲁国胜利的诀窍也很简单，利用“一鼓作气”，“彼竭我盈”的士气而击败了齐军。其实，这在当时来说，是利用了一次“犯规”战术而击败了齐军。“擂鼓出击、鸣金收兵”是当时约定俗成的军令，按当时的战争礼仪，但一方擂鼓，另一方也该擂鼓应和。如此，双方的军队便可冲阵厮杀。而齐人擂了三次鼓，鲁人都没有应和，即是鲁人耍了齐人三次，在齐人被耍得精疲力竭之时，才得以击败齐军。
这样的战争方式，没有什么技巧可言，曹刿也说道：“夫战，勇气也”。在此期间的战争，还不盛行诡诈，治军与治国一样，都崇尚以“正”。直到孙武的《孙子兵法》，才公开言道，“兵者，诡道也”，治军与治国的理论，才开始分开。故而，春秋中期之前，诞生不了成熟的兵法著作也就不足为奇了。
到了春秋末期，战争变得激烈，旧的战争礼仪越来越不合时宜，便有了《司马法》、《孙子兵法》等兵书的诞生。而进入了战国时期，战争变得更加残酷与激烈。而经历的战争多了，自然就比较容易提炼出更加成熟与完善的兵法理论。可以看出孙武的《孙子兵法》虽是我国最有名的一部兵法理论，但由于孙武的实战经验较少，故而《孙子兵法》就比较宏观，而很少涉及微观的军事指导。
而战国时期的兵法，却详实得多，如《吴起兵法》、《孙膑兵法》、《六韬》、《三略》等等。这并非孙武的境界更高，而是春秋时期的战争较少，很难做出精炼的经验总结。像德国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就更加微观细化。宏观的战争理论，固然对一个人的军事素养的提升大有裨益，但缺少实战的话，即便对《孙子兵法》倒背如流，到了战场上也是“抓瞎”。而微观的军事理论指导，对缺乏实战的将领来说，却更直接受用。孙武的《孙子兵法》过於宏观，即是受制於时代。而在孙武之前，就更受制於时代了，故而，也就诞生不了成熟的兵法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