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武灵王是胡服骑射的推动者，也正是因为他带领赵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才使得赵国迎来一段强盛期。但赵武灵王最后的下场却令人唏嘘，他遭遇沙丘之路，被活活幽禁而死。赵武灵王明白赵国目前的唯一出路就是进行改革，不然只有被吞并的份，而胡服骑射想要坚定实行，早期也并非易事，那赵武灵王究竟是如何改变赵国命运的呢?感兴趣的朋友就一起来看看吧。
三家分晋之后，赵国得到旧晋国的北部和东部，西北部与戎狄相接，土地面积是三家中最大的。《史记》记载赵烈侯在牛畜、荀欣、徐越等人的辅佐下，倡仁义、行王道、选用良才、任官举贤、勤俭节约、明察功德。
到赵武灵王即位时，赵国的外部情况极其险恶：秦国崛起并且向东方吞并，赵国与秦国国境相连，成为其征伐的目标;中山国在齐国的支持下屡次侵犯赵国;西北方的戎狄侵扰更是不曾间断。
赵武灵王八年，五国相王，赵王认为“无其实，敢处其名乎?”，因此仍然令国人称其为君，由此可见他是一个务实的人，也隐含了他想要努力奋发的决心。但是赵国在赵武灵王九年、十年、十三年的对外战争中，都遭遇了失败。在这种情况下，赵武灵王意识到如果赵国再不改革，充实国家实力和军事力量，那么赵国终究会走向灭亡之路。
赵武灵王亲自到代地等地考察，认为华夏民族宽衣大袖的服饰风格不利于作战，应该改为游牧民族的短衣、窄袖、小裤的服装风格;华夏民族车战步卒的作战方式，不如胡人骑马射箭来得机动性高，也不适合赵国多山地的地形。
因此在赵武灵王十九年，他发起了“胡服骑射”的军制改革。赵国士卒经过胡服骑射的训练，战斗力大增，成为秦国最大的敌人，“四十余年而秦不能得所欲”。
赵武灵王借着与大臣肥义的对话，点出自己的企图心在“继襄主之业，启胡、翟之乡”。
我们都知道，赵襄子在赵简子刚去世的守丧期间，邀请其姐夫代王登上夏屋山饮酒，趁酒醉杀害了代王，再攻灭了代戎。另外，赵襄子和韩氏、魏氏灭了知氏，形成三家分晋的局面。在灭了知氏之后，他又攻打中山，攻取左人和中人二地。中山原是春秋时期北方的鲜虞族——白狄，所建立的国家。
由此可知，赵武灵王改胡服骑射就是为了与胡人交战。
赵国北方广大的土地都是胡族的，例如中山、楼烦、林胡等，胡人又不断干扰边境，可以说，他们早已经是赵国的心头大患了。赵武灵王主张改革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敌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无尽百姓之劳，而享往古之勋”。但是总不能被动地等待敌人变弱，而是应该主动增强自己国家的战力，自己强、彼就弱，彼弱则所用力气不多，便能成就大功。
赵武灵王深知改革必然会遇到阻碍，必然会受到天下人的讥笑，但即便如此，“胡地、中山，吾必有之”，他以此坚定的语气词，表现出自己的决心。
守旧派的观点，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士兵已经熟悉了原本的作战方式，改变会带来混乱，国家实力会因此而削弱;另一方面是改变如果不能带来极大的利益，就算有一点小利益，也不值得改。
三晋是法家思想的发源地之一，战国初期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魏国大治;韩昭侯也任用申不害变法，却使韩国经历一段混乱时期。由此可知，事实上守旧派并不是全然反对改革，而是担心改革带来的混乱会大过利益。
赵武灵王当然也重视利益，增加国家的利益是他时时挂念的，他认为“今重甲循兵，不可以逾险;仁义道德，不可以来朝”，就是因为过重的战甲兵器不利于险要的地形，才要加以改革，他顺便讽刺了仁义道德无用。
从客观情况来看，匈奴、东胡、林胡、楼烦等游牧民族的侵扰，对边境人民和农业生产都是非常有害的。他们精于骑射，战争的运动性较大，传统的车战在和游牧民族对战时，是屈居下风的。
赵武灵王就最大利益考量，“兵不当于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于事，何俗之不可变?”这些兵器或者兵制不当，致使赵武灵王坚持自己必须革新的想法。
这当然不是赵武灵王独创的。
早在晋文公执政的时期，他就曾“作三行”以御敌，也是因为山地不便于车战，而改用步兵制胜。赵国有二分之一的边境与胡人交接，胡人都能骑马射箭、骁勇善战，赵武灵王认为如果能变更作战的方式，效仿胡人的战术，那么便能大大地提升战力。
历史证明了赵武灵王的决定是睿智的，改革是全面的。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的车战转变为骑战的一个重要开端。自此以后，赵国获得一连串的胜利：
赵武灵王十九年，北伐中山，至于房子，又至代北、无穷;赵武灵王二十年，伐中山，至宁葭，西略胡地至榆中;赵武灵王二十一年，再伐中山，中山献上四邑请和;赵武灵王二十三年，再败中山;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再伐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
由此可见，胡服骑射的改革增强了赵国的军事力量，扩大了领土，并且收编了林胡、楼烦的骑兵，使赵国与齐国、秦国三强鼎立，这便是最大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