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秦始皇知道，自己死后秦朝会衰败的如此之快，想必他肯定会早早把扶苏喊回来立为太子。其实让赵高和李斯能有机可乘，秦始皇是要附上一定责任的。可能有人认为，如果扶苏能够成功继位，秦就不会那么快的衰亡，那扶苏到底能不能成为一名好皇帝?首先就要从扶苏的为人开始了解了。历史记载扶苏性格刚毅勇武，为人宽厚，经常劝谏秦始皇，也是因此触怒了自己的父亲。正常来说扶苏应该会是一位不错的皇帝，但在那个时代恐怕就不一定了。
扶苏是秦始皇帝嬴政的长子。
至少，史籍是这样记载的。
他上面，有没有夭折、没载入史册的哥哥，又有没有姐姐，史籍没讲，咱也不敢乱说。
可以说说的是，他的母亲，是他父亲嬴政还是“秦王”并且还很年轻的时候“明媒正娶”的，来自不在“战国七雄”之列、事实上早已“出局”的中原小诸侯国“郑”。
好像，对秦始皇帝多达数十名的子女，唯有长子扶苏，能比较确定地查到“生母”踪迹。再就是实际即了皇帝位的胡亥，说他的生母是“胡人”。不过，这说法，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名字里带个“胡”字而生的联想。
自然，长子，比起下面的弟弟妹妹，更早出生，跟父亲的年龄差最小。如果假设他上面没有夭折的哥哥，也没有姐姐，就是真真正正的“老大”，按当时社会普遍概念推想，大概也就比他父亲年少十几岁。
这还真不是瞎猜，多少有考——秦始皇帝嬴政死时49岁多将将没到50岁(应该是周岁。嬴政死于秋季，而其生辰是在“正月”，由此推算，应该死时还差几个月满50)，而之后紧接着就被迫自杀的扶苏，有记载称卒年三十来岁。
姑且就信，粗略、武断地，就认为，扶苏比他爹小十八九岁。
今天十八九岁的男性，还被普遍称为“男孩儿”，连“大男孩儿”都还算不上。
而两千多年前十八九岁的嬴政，已经当爹了。并且，已经在“最强大诸侯”秦国的王位上，坐了五六年。
那五六年里，作为王者，由少年走向青年的嬴政，有着不仅今人难以想象，就连古往今来绝大多数帝王都不曾有的经历——少年丧父、同父异母的弟弟试图武装夺位、贵为太后的母亲与人通奸并偷摸生育了两个儿子、奸夫啸聚谋反几乎要了他小命、跟如师如父的相国生隙以至激化、囚禁了“犯错误”的母亲、流放了被传说是其生父的相国吕不韦……
这一切，对13～18岁的任何人，都恐怕是“不能承受之重”!
无可选择地承受了这一切过后，这个19岁的男人、男孩儿，会是什么样的人格、心性?
简单说，无论怎样的负面想象，都怕不为过!
但他跟绝大多数同龄人不同。
他背负着历代祖先“定天下于秦”的“大一统”使命。
他掌控当时最强大的军队。
他拥有几乎完全没有节制和监督的巨大权力。
他也是秦国以外“近乎全天下”的公敌、谋杀对象。
也许，对于一个“天生的王者”而言，治政、国家、战争、权力，甚至谋篡的威胁、政见的不合、出身的质疑，都是“标配”;但有一点，笔者认为，绝对“非标”，而且，极大可能是所有当中最“无法承受”的。
那就是——母亲。
生他养他的母亲的淫乱带给他的耻辱和无措。
他的母亲，是邯郸有名的“商女”，自一开始就带着“淫荡”的符号。
他童年的早期，就是从“不记事”到“记事”的那个时期，是跟母亲孤苦贫困地冒险生活在“敌国”赵国，不知道前路在何方，不知道能不能活到明天。
他很可能在“不记事”和“记事”的过渡中，感知，甚至是“见证”了母亲的卖身求生。那时，他并不知道那些意味着什么——对他，对母亲，对他和母亲，对他光荣而高贵的血统和光荣而高贵的祖先，对他那还未曾谋面的父亲和伟大的故国“秦”……
三灾六难地坐上王位时，他13岁;没多久，就探知了母亲与人私通淫乱。这时，没人知道，所获信息，跟幼年时的模糊印象，有没有“对接”以及怎样“对接”的。
想象一下，比较糟(不是最糟)的情况，可以简而言之为——母亲，是他关于“淫乱”的“导师”，是他对“女人”所有印象中最大、最深刻、最不堪的注释!
所以，后世不少方家都认为，始皇帝嬴政，具有一般人都没有也很难理解的“仇母情结”。
就是说，他恨自己的母亲。非常恨!恨不得让她去死!恨不得自己从未出生，从未在那么肮脏的子宫里呆过，从未吃喝过她用血肉和耻辱换来的一粥一饭!
可他没的选。
他就是那个淫荡的女人生育下的亲骨肉!
他就是靠那个女人卖身所得活下来的!
他甚至有不少样貌特征和些许脾气秉性，都很像那个女人!
仇恨她，就是仇恨自己!
杀她，是“弑亲”!也其实等于在杀自己!
这种能让人疯掉的纠结中，几乎自然而然地会发生现代心理学里讲的“移情”。具体到他，伟大的秦国君主，后来更加伟大的始皇帝，最大可能会是——把对母亲的仇恨，转移到所有女性身上。把对“淫荡”的厌恶，转移到所有跟“淫”沾边儿的事物上，包括他自己和不论哪个女人的性接触。
扶苏的母亲，那个蕞尔小国郑国来的很可能相当高贵的女子，或许不是第一个跟他发生性关系的女人，但十有八九是第一个因为发生性关系儿为他怀孕并生产下男婴的女人。
假设，上述“移情”的推想，多少靠谱，那差不多就可以继续推想——跟他发生性关系的郑女，是母亲的象征;那个她生下的男孩，仿佛也就可以象征他——被淫荡的耻辱滋养的、襁褓中的他!
后来，他长大了，女人更多了，要操心的事情也更多了，再得的儿女，可能带来的心理刺激，就没那么明显了。也许，在母亲死后，仇母情结，也就淡了许多，或说对生他养他的母亲在凄凉中死去的悲婉和被其焕发出的原始的“爱”，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仇母情结。
于是，那个老大，也就是扶苏，差不多就成了唯一的“携带”仇母情结的倒霉蛋。
好比，年少时，有个长辈，让你觉得很害怕;等到你长大了，他老了，这种害怕，并不会真正消解到“无”，而更可能持续存在，或者转化成其他负面情绪;承载了“仇母情结”的扶苏，不管长到多大，不管他爹的仇母情结如何消散，只要一看见他，当爹的，就又会想起那些不堪回首，因而也就会对他产生与其他那些子女不同的感受和欲图——不看他，或者，改变他。
这也许，就是扶苏作为长子，作为那么样一个父亲的长子，与生俱来的“原罪”。
发生在公元前三世纪后页的“秦统一”历史事件，几乎纯粹是依靠武力。就是最后“逼降”齐国，也算不得“纯政治”，更跟“外交”一毛钱关系没有，更是“武力威慑”的结果。
这种情形，就便在后世两千多年那么多次改朝换代里，也并不是频频有的。
从战争规模论，或许，真的是在后世难找出可堪匹配的例子。
能实现如此大规模、纯粹的武力征服，足可见，当时的秦国，几近“军国”;领导、指挥了这场超级战争的秦王嬴政，肯定是后世说的“铁腕巨人”。
和所有政治家一样，秦始皇帝嬴政，也知道，武力征服，会有很多遗留问题，而且都很艰难、凛冽、危险。
和后来大多数“开国元君”不同的是，他的“铁腕”、权威、踏平一切荆棘的决心，都在“顶格”状态。
“顶格”状态下，作为说一不二的大独裁者，嬴政对新生的秦帝国，怀有至少3个政治愿景：
其一，永不再战——春秋战国长达五个半世纪的频仍战争状态，要在统一了的大秦帝国终止!
其二，镇服六国——借着战争的胜利、强大的秦国武装力量，以及他个人的名望、权威，以高压态势，压制被征服的“山东六国”及其他诸如郑国这样不战而降的小国的反抗情绪。
其三，天下一统——所有曾经的“国”，曾经的“各国人民”，都统一到新生帝国的统治和机制之下，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防御系统连通(沟通各国北部长城)、纵横驰道、降伏“化外”……让所有人都在集中整合了的庞大资源支持下，共享没有战争没有掠夺的未来，也让所有人为着这个目标，放弃固有的一切，最大努力投入心智、体力、忠诚……
站在历史角度，这些愿景，都没错。
通过疆域归并、废除分封制度、集中资源集中分配、消除地域性文化差异等手段，减少乃至消除因资源不平衡而导致的经济发展缺陷和掠夺性战争，就便放在今天，也还是具有实践价值的积极策略。
这其中，对秦始皇帝来讲，最有难度的也是最为关键的，大致两方面：
一是坚决、彻底地废除周以来贯行了八百年的“分封制”。
二是在统一的大帝国范围内，贯行秦国赖以成功的法家思想。
前者关于制度，后者则类似“统一思想”。
这两件事，即便“铁腕”的嬴政，也知道不会一蹴而就。
称“始皇帝”时，他已39岁。一千多年后的苏东坡，在词中写“老夫聊发少年狂”时，也是39岁，就已自称“老夫”;往前捯一千多年，39岁的秦始皇帝，肯定不会觉得自己“还年轻”。
他跟苏东坡可不一样。
他比苏东坡劳累多了。饮食汤药，也原始多了。而且，他的童年，应该比苏东坡困苦，营养不良导致先天不足，也是很可能滴。
这些，可以从他近乎病态地追求“长生”，看到些影子——如果健康状况很好，未必那么想“长生不老”。
当然，追求长生，跟“政治觉悟”也肯定相关——如果没有那么多任务要去完成，那么长而艰险的路要走，只是希图“永享皇权”，或许，谋求长生不老，也不至于那么急促。
其实，笔者认为，作为睿智的最高统治者，作为从尘埃的“最低”侥幸存活的政治家，嬴政本人，很大可能并不真的相信“长生不老”;退一步，他应该会觉得，“长生不老”，是很难得的，有的等呢。进而想：就自己这身体状况，不知道等不等的及。
所以，关于“接班人”的选取和塑造，肯定在他的现实考量中。
如果真信“长生不老”，就不会有“自朕而始，为始皇帝;后曰二世，再曰三世，以至万世”的训令了——您都长生不老了，还什么二世三世以至万世啊，一人包圆儿不就得了。
肯定，寄望长生不老的同时，他也在刻意培养接班人。
甚至，不妨大胆推想，选取并塑造合格的甚至是“理想”的接班人，会比“长生不老”，更为其所关注，所用心。
长子，按周朝推行的“宗法”，当为“储”。
这也是当时绝大多数“传袭”公认的法则。
扶苏作为长子，据说是很肯读书学习的，对父亲，也是敬爱的。可以说“没毛病”。
可能，只比父亲小十几岁的他，早已成为父亲治政的助手。
虽然，父亲可能有时候看他不顺眼，可能平白无故就对他发脾气，还可能对他的学业和“工作成果”鸡蛋里挑骨头;可并改变不了他们的父子关系，甚至都没怎么改变扶苏对父亲的敬爱和忠诚。
作为家里的长子，笔者深有体会的一点是——但凡长子，跟父母亲的关系，在情感上，都比弟弟妹妹要严肃、郑重，也就难免因而多了几分拘谨。绝大多数长子，都不是情商最高的，对父亲(或者父母亲当中更严厉的一位)的“怕”，也最是认真，最是无可救药。
扶苏是不是这样，不好说。
反正我是这样。我认识的人里面，绝大多数长子，也都差不多是这样。
假设，扶苏也基本属于同类。那么，面对那样的“君父”，他的怕和拘谨，有可能更甚。
也许，正是这种脾性，让始皇帝觉得这个儿子不像自己(他也是长子)，再加上“原罪”，情感上不怎么喜欢这个长子，可能性是很大滴。
但毕竟，扶苏已成年，有学识，还多少能帮上忙;好不好、中不中意另说，至少，对治政及治政中的问题、任务、模式、愿景，应该熟悉、了解。
如果真像传说讲的，扶苏性情温和、文雅有礼、体恤施恩，或许他爹不那么喜欢，但也会认同那些都是优点;只不过，如果做接班人，这些优点，有的要收敛，有的要禁绝，有的要改造。
这就涉及了“塑造”的问题。
就当时的情势而言，如果说，秦始皇帝把长子扶苏作为“接班人”的“首选”，最可能的“塑造意图”，大概出不去下面几点：
一是，这孩子要心硬一点儿，不然，很难坚持主见、轻易会被忽悠不说，还可能在巨大权力的催化下，衍生出有害无益的“妇人之仁”。
二是，这孩子要懂得民间底层那些事儿;天生就活在贵族中间，会变得很糊涂。
三是，这孩子要懂军事，后面，恐怕要用兵的时候，还会有，还可能有不少;“永不再战”，只是“愿景”;“愿景”是要靠硬铮铮的现实“背书”的!
四是，这孩子——最重要一点——得赞信、推崇法家思想;不然，“指导思想”的“连续性”，就会被打破;思想就乱了;思想乱，恰是以往“天下纷争不止以至大争”的最根源!
如果说，在对扶苏的“塑造”问题上，秦始皇帝嬴政有什么“失察”或说“失策”，那么，最严重的，可能就要数对孩子的“早期教育”不够关注。
跟差不多所有“早育”的父亲一样，当大儿子开始成长的时候，父亲正是在事业的“爬坡期”，加上年龄差较小，自己本身也还比较年轻，没太多耐心和细心，对大儿子的教育，即便关注，也是潦草的、粗率的、现象层面的。
具体到始皇帝嬴政，就更……
大儿子扶苏的“启蒙”和“学术成形”期，他很忙，忙着准备战争和战争。
那时候，他还比较年轻，只知道孩子在读书，读得还不错，就放心了。
那时候，他还不如后来那样明确、坚定地认为贯行法家思想对统治的重要性。
所以，到发现想要“托付江山”的长子扶苏“尚儒”的时候，已经有点儿晚了。
笔者认为，青少年时代的扶苏，之所以更倾向“儒”以至于后来到了“崇儒”、“尚儒”的程度，更是因为秉性里的善良、规谨，外力的影响、诱导，当在其次。就是后来说的“内因大于外因”。
任何一种思想，一旦在人的头脑里形成，想要根本割除、改变，很难。
这种形成，完成的越早，就越容易固化成“性格”、“体系”，也就越难割除、改变。
儒与法的争执，笔者认为，是“先秦”以至于后来相当长时期，中国社会在指导思想上的根本矛盾。也是秦皇父子间最难“求同”的方面。
这种父子君臣间的“深层次”矛盾，最激烈的爆发，应该就发生在史称“焚书坑儒”的事件上。
因为儒生大多来自未经战争洗礼、不战而降的“齐地”，所以，大多完好无损，包括他们的人、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藏书。
大决战之前，齐国，也是“七雄”中最有资本跟秦“分庭抗礼”的诸侯国。换句话说，也是最不甘心“被统一”的诸侯国。
齐国，以及被其吞灭的鲁国，更是儒家思想的大本营;到现在，那块地方，仍被称为“孔孟之乡”。哪里没有儒家，齐国也不可能没有。哪里的儒生会向法家的秦妥协，齐国的儒生也不会!
不幸的是，“公子扶苏”、帝国呼声最高的皇位继承人，恰恰拜了齐地的鸿儒为师，整日整月乃至整年地跟齐地儒生们耳鬓厮磨、交流共济，满脑子“克己复礼”、“天下为公”、“民贵君轻”。
“克己”没啥错，至少没啥大错。
可“复礼”就问题很大了。因为，要“复”的“礼”，是“周礼”;“周礼”的“最基础”，便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总原则下的“分而封、使建之”，即大秦披荆斩棘“奋六世之余烈”，吞没无数生灵，用血火成就的“天下大统”最要首先彻底粉碎的“分封制”!
至于“天下为公”、“民贵君轻”，就更……至少也是“不合时宜”!相当不合时宜!到现在都还没实现呢!
那是“理想”来的!
用数学逻辑表达，都是当时间趋近于“无穷大”的时候才会“理论存在”的“最高愿景”。
如果单纯来讲这些，或许也无大碍。
可要是跟“克己复礼”连接成“可预期的系统工程”，就等于拆台!
在帝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问题重重、矛盾多多的情境下，也就等于“自寻死路”!
笔者很狭隘地认为，如果扶苏不那么尚儒，或者只是对他爹要严厉训斥的儒生不那么袒护，焚书坑儒，不敢说不至于发生，但应该没有史籍和后世方家形容的那么激烈、决绝、残酷。从这个意义上讲，扶苏，却是那次文化大毁灭的“非自愿”、“非主动”的重要动因。
那场激烈争执，以父亲的顽固坚持和放大的实施以及儿子被流配般派去督造长城工程而收场。
派去修长城，是惩罚，也是历练。
而且，还可能是某种“准备”——督造工程的，是当时秦帝国最有实力的军事将领蒙恬。蒙恬跟扶苏的关系不错。扶苏去了，肯定不至于吃太大苦头，而却有机会跟蒙恬更多相处，更深交往;日后，这个只会读书的傻孩子，背后就有蒙恬及其节制的数十万悍兵……等这些准备做好，也许，傻孩子自己就明白了之前是有多幼稚、多理想主义。实在不行，再教化也不迟。
在这点上，不得不承认，秦始皇帝，是有远见的，也是疼爱儿子的。
但他过于自信了。跟在很多其他事情上一样。
万幸而又不幸的是，之前那些自信，绝大多数都被成功印证成了“对钩”，而在大儿子的问题上，他很可能出错了。
之所以说“很可能”，是因为没有历史的验证——扶苏死了，被逼死了，就死在父亲后面没几天。
背后站着蒙恬和千军万马的他，可以不死的。
他甚至是在明知是“矫诏”的情况下，还“高贵”地刎颈自尽了。
只要脸皮稍稍厚一点儿，或者只要对父亲留下的偌大帝国，再多点儿希望和与之相称也并与“长公子”地位也相称的责任心，他都不会那么决绝那么迅速地选择“自死”。
他会追究“矫诏”，严重质疑父亲死时在身边的重要人物的忠诚。
剩下不用他有什么主动了。
蒙恬，还有咸阳城支持他的贵族、宗室，还有千千万万梦想借助他的理念“复分封”的人，也就是在他死后多年，主张、撺掇打出他旗号“反秦”的那些人(比如张良)，都会支持他。他有道义、有道理、有地位，还有兵!区区赵高，岂是对手。弄不好，马上转过头三叩九拜也说不定。
可惜，他没有。没有留下自己的性命，去治理、去挽救，那个刚刚诞生的煌煌帝国。
他选择了高贵地死去。
就是说，他选择了卸掉担子!
这就是“历史必然”。
在这个“历史必然”下，“或然”地去想：如果没有矫诏，没有逼死，他，这样的他，终究即了父亲留下的皇帝位，会怎样?
肯定不会像他弟弟胡亥那样任人摆布、无所作为。
也肯定不会像父亲那样披荆斩棘、“鞭笞天下”。
他很可能会向“复分封”妥协，哪怕只是一点点。
他很可能会更加推崇儒家思想，以至于必将助力“复分封”的扩大、持久、顽固，同时使法家的治政体系失却根本。
结果是，拿着一个“最高理想”般的“过于先进”的理念，给历史开了倒车!
那样的秦帝国，即使不像真实发生的那样惨亡，也会很快走向名存实亡。
而导致这个结果的扶苏，有可能会被后世认作“历史罪人”。
真那样的话，对“历史的”他而言，还真不如老早就高贵地死去。
尽管，那对于“生理的”他来讲，有点儿残酷，有点儿悲情。
但历史老人，总的来说，是残酷而悲情的。不管对谁。不管那个人如何伟大，或者曾经如何伟大，或者可能将会如何伟大。
【作者简介】刘宏宇，常用笔名毛颖、荆泓。实力派小说家、资深编剧、北京作协会员，“夏衍杯优秀电影剧本”获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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