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祁镇带领的几十万明军，与瓦剌之间发生的一场战役，最终导致朱祁镇被俘，朱祁钰登基。很多人都关心朱祁镇被俘之后的事情，但是，当时明朝也有几十万的大军，为何会被瓦剌几万骑兵打败，甚至连皇帝都被俘虏了?明军被击败的最重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朱祁镇，还是明军本身?还是在瓦剌的身上?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揭秘吧。
土木之变，也称土木之战、土木堡之变(今河北怀来土木镇)，是发生于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北征瓦剌的兵败事变。土木堡坐落于居庸关至大同长城一线的内侧，是长城防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年7月，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集合鞑靼、兀良哈等部，分四路大举进攻大明。也先所率骑兵进攻大同，大同的明军参将吴浩战死在猫儿庄。大同前线败报频传宫廷，当时年轻气盛的明朝皇帝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蛊惑和挟持下，率50万大军御驾亲征，最后在土木堡惨败被俘。
场土木堡之变，号称50万的明军，却被十几万的瓦剌军打得溃不成军，勇将重臣多人战死，英宗朱祁镇被俘，朝野上下大为震惊，明王朝遭遇到建国后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明军在土木堡大败的呢?深度分析，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积极防御，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明朝之初，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重视做好边境防务工作。洪武时期，朝廷在边境地区设置九边，派兵屯守，逐渐形成了内外呼应的防御体系。同时，还在北部各边镇大力发展军屯，当时北部的边境防御可以说是固若金汤，相当稳固。然而，从永乐开始，到正统时期，边境防御体系却日渐薄弱，防务工作做的是一代不如一代，一年不如一年。
永乐时期，明廷为结交周边蒙古部落，裁撤放弃北部重要边镇，防线内缩。在洪熙和宣德时期，对蒙古多以安抚为主，防线一再南移，北部防务毫无建树。等到了正统时期，朝政腐败，宦官当权，对于瓦剌也先的南攻野心，虽有大臣一再建言，要加强对蒙古边事的重视，并提出防御策略，但最终却难以实施。《中国通史》记载，正统八年(1443)，直言敢谏之士刘球曾上言十事，其中之一：
迤北贡使日增，包藏祸心，诚为难测。宜分遣给事、御史阅视京边官军，及时训练，勿使借工各厂，服役私家。公武举之选以求良将，定招募之法以来武勇。广屯田，公盐法，以厚储蓄。庶武备无缺，而外患有防。
刘谏言不成，反被英宗朱祁镇的腹心之臣王振给秘密处死了。这个宦官王振，英宗敬称其为“先生”，很受宠信。英宗倚信的重臣张辅、军将王骥，特别是宦官王振，都主张南征，致使正统时期的北部边境防御更加脆弱。这种情况下，长期疏于北部边境的防范，给策划周密的瓦剌军入侵大明创造了有利条件，明英宗亲征的失败厄运也就在所难免。
战争准备，历来为战争指导者和军事理论家所重视。战争准备的程度，直接影响到战争双方的主动与被动，胜利与失败。而明英宗此番亲征造成土木败事，与未做好相应战前准备工作而仓促出兵不无关系。
首先，选将用人失误。宦官专权，必乱朝政。明太祖朱元璋曾建铁碑铸“禁内臣干预政事”,立于宫门。但到正统英宗这会儿，宦官王振开始干预朝政，特别是张太后病逝后，元老“三杨”或死或贬，于是王振更加凶狠猖狂，肆无忌惮，广植私党，排斥异己，陷害忠良，而明英宗对宦官王振却言听计从。此次出兵，年轻气盛的英宗，恰恰是不顾文武大臣的劝告，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决定御驾亲征，并将军事指挥大权交给毫无军事指挥能力的宦官王振，这为土木失利埋下了祸根。
其次，战前练兵不够。继永乐之后，仁宣之治，天下太平。京城大军长期未作操兵演练，平时基本上处于务农状态，久疏战阵。特别是对此次出征使用的新型火器，未组织提前演练，大多数士兵根本不熟悉新火器的操作，不能充分发挥火器对蒙古骑兵的威慑作用。从宣府东北防御全面溃败，大同守军败退告急，便是很好的证明。大明英宗亲征军数量之多，是瓦剌军无法比拟的，但因平时练兵少，遇战则军心焕散，军队缺乏凝聚力，战斗力低下，所以当瓦剌军围追堵截到土木堡，大明军队便一溃千里。
再次，后勤保障滞后。兵法有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当年成祖北征的后勤准备：
调用武刚车3万辆，运粮20万石，沿途每10天行程存一批粮，以备回返时食用，发山东、山西、河南及凤阳、淮安、徐、邳民十五万，运粮赴宣府。
而这次大明仓促出兵的结果就是：“未十日，兵士已乏粮矣”。不懂兵法的明英宗和王振，集结两日便仓促出兵，火药、粮草、用水等后勤补给跟不上，行军不到十天已缺粮断水。在准备如此不充分的情况下，明军接连败绩在所难免。
最高作战指挥员的正确决策指挥，是战场致胜的决定性因素。此番英宗亲征，由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野、户部尚书王佐等大臣护驾。但扈从官员懦弱无能，无法干预手握军事大权的王振，整个行军均受王振节制。从亲征部署到扎营土木堡，由于英宗和王振的错误指挥，致使明军疲于应付，始终处于被动状态，军心涣散，士气低落可想而知。
一是回师路线错误导致明军中计被困。明军行至大同，王振得知前线诸军惨败的消息后，才同意班师回京，从声势浩大的出征变成狼狈不堪的逃跑，使当时的明军军心更加不稳。当时，明军班师回京路线有两个：
第一个是，东北向路线，大同→阳和→宣府→怀来→居庸关→北京; 第二个是，东南向路线，大同→阳原→蔚州→紫荆关→易州→北京。
东南路线即为先遣将守大同总兵郭登建议明军的回军路线，若沿此路线返京，可以避开瓦剌的围剿。但是，王振根本不听他人劝告，在其错误的指挥下，明军沿东南向行四十里后，又改东向，仍走东北路线，正好迎敌而去，进入到瓦剌军的包围之中。
二是明军露营土木堡贻误退兵时机。明军回师行至土木堡，为等待辎重车辆，王振不顾部队将士安危，令部队就地露营，这个错误注定了明军在土木堡的惨败。土木堡为居庸关同往宣府、大同等地的重要驿站，地形复杂，群山环绕，山高缺水，驻扎于此，完全不利于军事调动。当时，兵部尚书邝野考虑到部队安全，再三要求把部队立即撤到居庸关内，但王振一意孤行瞎指挥乱作决定，致使明军在土木堡陷于瓦剌军的合围之中。
三是断粮缺水致使军无斗志士无兵纪。虽然土木堡南边十五里处有河，但早已被瓦剌军占领控制。也先利用明军缺水断粮而遣使诈和，主动撤离，明军不知是诈，饥渴难耐的将士们便一哄而起奔向河边，场面极其混乱。瓦剌军趁机发动迅猛攻势，明军如一盘散沙，已无力抵抗，露营后的第二天于土木堡以彻底惨败而告终。
土木堡之变，罪魁祸首宦官王振也死于乱军之中。此战，使明朝国力受到严重削弱，成为明朝由前期进入中期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