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州之战是北宋前期非常重要的一场战役，当时宋国和西夏开战，宋神宗派出五路大军，共40万人，结果却惨败给了西夏的10万军队。可能这样的结果谁都没想到，但仔细分析灵州之战的细节就会发现，宋军犯下了很多低级错误，五路大军并没有主帅，等于是各自为战，而且经历长途跋涉，粮草也没办法及时供应，这才造就了败局。宋朝军事其实并不弱，但往往是输在了战略上，才形成了诸多被动局面。
北宋时期的领土割据，总体格局是，两大一小的形式，盘踞在南方耕地，北方草原以及西北牧场的三个政权，存在着合作，也有战争纠纷。宋辽的矛盾终结于景德元年澶渊之盟，宋往后与正面北方鲜有瓜葛。但同是景德元年前后，北宋朝廷又遭到西北党项的数次袭击，李继迁三次攻打灵州，最后成功夺取灵州，并迁都于此。
所以灵州，是北宋休养生息，“完美外交”下的一个缺陷，更由此引发了往后数十年里，北宋政府和西夏政权的冲突。在宋夏的摩擦中，北辽时而充当裁判，制衡两者的矛盾，也时而下场，化身游牧“大家长”，打压西夏政权，所以西夏一国，两宋时代，一直发育不良，虽战事坚挺，可仍旧被北宋困锁，前途渺茫。到了宋神宗时代，王安石大肆变法，改善中央财政。北宋有了钱，自然在军事的思维上，又跃跃欲试。恰逢元丰三年，西夏政权内部出现极为严重的后宫夺权，主少国疑，动荡，让北宋政府看到吞并的机会。这更类似于太宗年间雍熙北伐所发动的事件动机。
于是，政治修炼有功的宋神宗，也同样不会放过此次机会，元丰四年，神宗连夜画阵图，分兵路西征，意图西夏，剑指灵州，攻破灵州，西夏将不复存在!
战争背景：西夏内乱，宋臣倡战
公元1080年，年满20的夏惠宗和国戚梁氏之间的矛盾正式爆发。李秉常想通过已被淡化的汉文化来拯救李夏王朝，借助正统赵宋的力量，将不尊汉文化的“汉人母亲”梁氏及其梁家驱逐出权力中心，正当李秉常预备派出大臣李清出使开封之时，梁皇后却提前计李清，“幽其主秉常，复视国事”，且令其“生死不知”。此举挑动了游牧将领们的战斗神经，西夏国内以梁太后为主的“国戚派”和禹藏花麻为首的“卫皇派”形成政治对峙，主要矛盾不解决，西夏内战一触即发。
梁皇后本为汉人，但由于自身摄政的资历不够，于是在十数年间，不断摒弃“汉文化、汉礼法”，更是带头尊“党项”的古老文化，以此来获得内部保守派的支持。在对外方面，梁皇后更擅长把国内矛盾，利用外交和战争解决，于是，其在位期间与宋战争不断，导致西夏政权本身不富裕的经济雪上加霜。所以梁皇后自身的谋权和“弑君”，本就是大逆不道的举动，诸多不满和矛盾并立的情况下，西夏动荡!
而西夏国在景德年前后夺得灵州以来，和北宋朝廷一直存在战端和领土矛盾，大半个世纪里，大小战争及其常见。其中又以宋仁宗时代最为频繁，最后的斗争结果是签订“庆历和议”，西夏向北宋称臣。
到了熙宁年间，宋神宗欲想彻底清扫西夏割据，可在王安石举行变法，改善中央财政之前，北宋对付西夏亦是有心无力。变法之后，北宋政府开始变得有钱，官与兵的“冗余”现象得到极大缓解，扫荡西夏，又恰好只需要一个时机。早在元丰三年，李秉常就已经上书神宗表态“欲复习汉法”且还接受了“秦人”李清的建议“秉常以河南地归宋，秉常从之”(《西夏书事》)。
西夏将军李清和李秉常正是考虑着“割地”还予宋朝，求得宋朝帮助，征讨西夏“外戚势力”梁氏。因此，北宋当朝实际上对西征已经有了预案性的准备和动机。直到元丰四年，计划中的使臣“李清”被诱杀，而李秉常更是被囚禁。西夏大将“禹藏花麻”信书内通北宋将领。而后北宋鄜延路马步军副都总管，边陲著名将领种谔屡次上书宋神宗：“秉常被囚，宜兴师问罪。”(《西夏书事》);知庆州俞充在元丰四年一月，也不断分析西夏的内部情况告知宋神宗，最后也请命出战：“家道如此，國人惡之，眾必離怨，此正可興師問罪之時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只是在同年的六月，俞充就亡去了，还未来得及出战西夏。神宗召谔入对，谔大言曰：“秉常孺子，往持其臂而来耳!”神宗壮之，决意西讨。——《西夏书事·卷二十五》但种谔作为战功赫赫，抗击西夏极为神勇的将领，极力推荐神宗发动战争，认为夏惠宗“孺子”也，于是神宗也不愿放过这次机会，内部强大，敌方却空虚，于是便分兵五路，向西讨伐!
元丰西征的终极打击目标，便是距离熙河路以及鄜延、庆延路最近的西夏都城：兴庆府(灵州)。真宗时代，李继迁攻下了灵州之后，便十分注重这里得天独厚的地形，迁都于此，与北宋形成地理抗衡。《宋史·地理志》中称之为“西陲巨屏”，灵州有着黄河和贺兰山脉作为屏障，也更容易接壤北宋的经济流动圈，“北控河朔，南引庆凉”。
征伐队伍元丰四年中旬，经过一系列统筹，诸多地方“经略使”给予分析，宋神宗决定兵分五路，由西到东：熙河、泾原、环庆、鄜延、河东五路，分五路将领出发。
(1)熙河路：宣州宣庆使李宪。统领熙河路，秦凤路兵马，向西夏兴庆府移动。
(2)泾原路：泾原副总管刘昌祚、将领姚麟自泾原路率兵五万，向西夏兴庆府移动。(刘昌祚受高遵裕监制)
(3)环庆路：行营经略使高遵裕，自环庆路率兵八万余，剑指兴庆府，高遵裕同时监管泾原路刘昌祚部队!(高遵裕为神宗国戚)
(4)鄜延路：鄜延路总管，第一将领种谔率兵九万余自绥德城出发，进入西夏兴庆府以东，北上，汇合王中正部队!(受王中正监制)
(5)河东路：签书经略使事内侍王中正，率兵数万，自河东路北上，汇合种谔主力。王中正是此次西征的主要监军人物!
王中正发麟州，兵六万人，民夫亦六万馀人。.......高遵裕发庆州蕃、汉步骑凡八万七千人，民夫九万五千人，.......种谔以鄜延兵五万四千，畿内七将兵三万九千，分为七军，方阵而进，自绥德城出塞。除了北宋自身的五路，三十万军队以及后勤部队意外，北宋同样也联合了西部吐蕃部落的军事路力量作为接应。其中吐蕃部族首领董毡就受命“八月半，北上直击凉州”，以攻打凉州部队，来为北宋主力征战灵州空出足够的时间!
本土防御
征伐队伍编排完毕，但北宋西征，并非单纯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宋神宗对于此事也曾下诏给王中正：“將來大兵出界，慮遼人亦遣兵征討，或為援助，或於境上自防。”(《续资治通鉴长编》)因为王中正所在河东路，是与北朝辽国最为接近地带，所以王中正也被“分配”了西征兼防御的命令，防止北辽趁机进攻宋朝或支援西夏!除了河东路的王中正“身兼二重任务”以外，宋神宗还要求定州、真定府、河北、河东边缘安抚司“密戒沿邊州軍”，既做好严谨的防御，也不要打草惊蛇，“一切循常”。
因为在仁宗时期，西夏就曾数次通过外交求援，令北辽助其在西夏境内阻击宋军，并且间接造成了“庆历和议”的签订。所以元丰西征，也同样是一场逻辑缜密的“外伐内防”!
西征最初北上的种谔的军队，种谔的主要方向是出兵攻伐陕西米脂，首次出界便“大捷”，而后“命還師延安，改命諤及麟府事並聽王中正節制”。
前利:五路俱顺
种谔自绥德出发后，击溃西夏米脂地带的守军，在两国边界，等待王中正自麟州发兵，而后两路一同“攻围米脂寨”。米脂寨被鄜延、河东两路大军围困，后来有援兵救至，仍被种谔击败，种谔再败西夏军队后，在十月，成功占领米脂城!丁巳，米脂寨降。种谔下令：“入城，敢杀人及盗者斩!”乃降之，收城中老小万四百二十一口，给以衣巾，仍命讹遇等各统所部以御贼。——《续资治通鉴·宋纪七十六》米脂大胜，神宗感慨种谔功领先于诸路大军，于是下诏：“功先诸路，朕甚嘉之。中正节制指挥，更不施行。”种谔便恢复了自由进度，不再受王中正“节制指挥”，种谔接下来持续破“石州、夏州、银州”，大败西夏大将梁永能，北宋鄜延路军队，西夏几乎无人可制!
刘昌祚大捷，直至灵州城下(主力)
泾原路刘昌祚继种谔接连大捷，率兵在磨脐隘大败夏军，因为刘昌祚的行军路线，直插入西夏灵州心脏，所以刘昌祚在途中还遇到了梁皇后的国戚，西夏将领梁乙埋出兵防御，但是依旧被刘昌祚部队大败之，“斩获大首领十五级，小首领二百十九级二千四百六十级西夏军士上千”(《续资治通鉴》)，重创西夏国戚的主力!都统军梁乙埋以大军扼磨脐隘，与泾原副总管刘昌祚战，败绩。——《西夏书事》到了十月末，由于先前王中正谏言宋神宗“涇原、環慶會兵取靈州渡”。所以一路高歌猛进的刘昌祚只好等待环庆路，高遵裕带着粮食汇合，再一同进攻灵州。可由于运粮司失约，泾原路部队粮草受阻，刘昌祚只好提出攻打“鸣沙”御仓，随后便获得大量储粮，获得了补给后，刘昌祚便直接赶往灵州城下既至，得窖藏米百万，为留信宿，重载而趋灵州。由于此时高遵裕还未至，高遵裕得知刘昌祚到达灵州后，唯恐他拔得头筹，便让刘昌祚先不得攻城，在灵州城下等待环庆路军队的到来。
与此同时，熙河路李宪和高遵裕部队也同样是一路大捷，没有受到阻挠，西夏岌岌可危!
后折：内杠(内部)、断粮(外部)
可北宋的“顺风”局面没有持续多久，内部外部双双又出现了问题!
外部：西夏利用骑兵，偷袭粮草，水漫军营北宋军队前期攻势猛烈，西夏军队实则没有抵挡之力，加上还有禹藏花麻这类“佯败”给李宪的大将，论正面战斗，西夏毫无优势。所以西夏梁皇后便听从西夏将领的计谋“不须拒之，但坚壁清野，纵其深入，聚劲兵兴、灵，而以轻骑抄其馈运，诸军无食，可不战困也。”(《西夏书事》)而北宋常见的战争史上，屡败都是因为被外部切断粮草供应，导致军队自己大乱阵脚，随后失败。于是，梁皇后便派遣三路军队，
(1)截断灵州宋军：谴军兴州候粮并焚之。
(2)截断种谔军：谴清远军至韦州截断，正在夏州等待种谔军队的粮草。
(3)截断泾原军：攻击“总兵鲁福、彭孙护饷兵，三战尽夺之”，导致泾原军率先在灵州城下断粮，供给出现问题。此计一出，北宋军队果然未战先溃。先是在盐州的种谔，因为断粮，又是碰上十一月的大雪，“无食以溃”，先退。
而后在牛心亭的王中正“粮亦尽，士卒死亡已二万，亦退归。”。
就因为被切断粮草的问题，鄜延路以及河东路军队率先失败，不战自溃!那么赶到了灵州城下的高遵裕以及早在等待的刘昌祚军队更是受苦颇多，因为粮草被断，围城十八天，最后“人乏心溃”。梁皇后抓准时机，在黄河岸出掘堤引水，冲溃北宋军营，加上天气寒冷，北宋军队冻死淹死者不计其数，遂未决战，便亡于计谋!梁氏令人决黄河七级渠水灌其营，军士冻溺死，余万三千人走免。
内部：神宗离间，刘高不和，失去先机
在西征出发前，宋神宗曾对他的心腹高遵裕说过：“昌祚所言迂阔，必若不堪其任者，宜择人代之。”正是因为这句话，导致高遵裕十分排斥刘昌祚，在战争中，监军和将领不和，几乎是致命伤害!泾原路刘昌祚归高遵裕管辖。可中部两路本该齐头并进，但是高遵裕却还是比刘昌祚慢上许多，导致刘昌祚先到达灵州城下。又因为刘昌祚本身受高遵裕管制，于是高遵裕命令刘昌祚“不得先入城”的命令导致本未“关闭城门”的灵州再次关上，灵州之战的先机就此损失。城门未阖，先锋夺门几入。高遵裕遣李临、安鼎赍答子，且曰：“已使王永昌入城招安，可勿杀。”——《续资治通鉴》高遵裕的谎言，导致泾原路和环庆路汇合后，双双等待，因为无破城器具，所以两军对灵州城束手无策。后来高遵裕还一度想把功高的刘昌祚给换下来，让副将姚麟继之，“因檄昌祚以泾原兵付姚麟，麟不敢当，遵裕亦已。”而后，便在十八天的等待下，不仅粮草被骑兵切断，后来更是被水计中伤，雪上加霜，两军溃败，伤亡惨重。灵州城下主力溃散，元丰西征，就以此失败告终。而原本打得顺利的熙河李宪军队本想支援主力，因为先头部队失败，只好提前撤退，这才让李宪队伍得以幸免!
元丰西征的先头表现无疑是精彩满分的。五路出征，每一路军队都斩获十分精彩的战绩，几乎没有失败和阻挠，一路前进，种谔和王中正控制西夏银州地带，而泾原路和环庆路更是把尖刀直插敌人的中枢!但这也同样显示出来后来的溃败令人难以置信。这场失败，也同样暴露出北宋自初年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既是粮草方面，也是军队的互相辖制方面。
一、粮草保护不当，失败归于自溃因为北宋军队步兵为多数，这是不可更改的。西夏作为游牧，骑兵是战争主力，骑兵和步兵的战争，往往都是不公平的，因此，北宋此次出征，不仅没有吸取早年太宗两次北伐失败的经验，依旧疏于保护粮草。也没有把景德年间大将王超的“置粮草于军中”建议纳为思考，导致元丰西征的荒唐失败!
二、心腹执行“将从中御”，导致步步失策无论是高遵裕还是王中正，他们管辖种谔以及刘昌祚，都是基于宋太宗所制造的“将从中御”政策，虽然后来种谔脱离了王中正的管制，但根源性的刘昌祚却依旧被高遵裕管制。而且宋神宗没有做好监军的人品考验，高遵裕“唯恐刘昌祚功高”所造成的后果极为严重。而且宋神宗本人也存在极大的政治错误，还未告胜，便让高遵裕提防刘昌祚，导致两将计谋不合，此乃兵家大忌，可依旧是犯了，因此，不得不说，宋神宗的“监军”思维是这次失去先机的根本因素!
三、北宋军的滑铁卢，自此便颓废!这次战争先胜后败，对北宋军队的打击可谓是非常大的。且不说此役损失将近40万军队和民夫，此类跌宕起伏，既打击军士的积极性，更打击领导者的自信。灵州一战，既是收复之战，也同样是还是北宋自熙宁变法后，重振国威的一战，此战衰败，也意味着北宋的军心溃败，以至于后来宣和北伐，未战即退，不可否认，都是这场战争留下的因果。宋神宗本人更是因为“元丰西征”的失败落下病根，大哭不已，北宋自上而下，战争的基因，正式退化!
总结
灵州战役，是扼杀宋神宗战争积极性的一场国家战争，自灵州战役后，第二年的大型“永乐之战”，北宋依旧被西夏阻击，失败告终。这其中反应的一个主要问题，那便是北宋的军事不仅没从元丰四年的西征吸取到失败，反而每当面临大决战，便是错误频出，北宋已然不再适合进行大型战争!而且宋太宗一直延传下来的将从中御，很大力度地磨灭了武将的主观性，将战争结果直接和皇帝的指挥所绑定，一荣俱荣，失误则全盘皆输。这是北宋军事体系僵硬化，深刻化的弊端，也是北宋灭亡序章的开始!参考史料：《宋史》《续资治通鉴·宋纪》《西夏书事》《高遵裕与元丰四年灵州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