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国时期，很多国家都在自己的国家进行了变法，但是很显然，最后最为成功的变法，还是秦国的商鞅变法，虽然说商鞅最终死的很惨，但是他的变法却真正的让秦国强大了起来。而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韩国进行的申不害变法。申不害在当时是一位法家的著名代表人物，也是法家重要创始人物之一，他在韩为相15年，可以说是为韩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申不害变法，也的确使得韩国强盛了起来。然而即便如此，韩国却也依然是战国七雄当中最弱小的一个国家，而且还是第一个被秦国灭掉的国家。有人认为其实就是申不害变法最终毁掉了韩国，这种说法究竟有什么依据呢?韩国为何始终没能崛起，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申不害变法是战国时期法家人物申不害在韩国境内进行的改革。
申不害除了与其他法家人物一样讲法治外，主要强调君主的统治之“术”，即任用、监督、考核臣下的方法。他认为君主委任官吏，要考察他们是否名副其实，工作是否称职，言行是否一致，对君主是否忠诚，再根据了解到的情况进行提拔和清除。“术”的提出，对于当时建立官吏的任免考课制度，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变法使韩国国内政局得到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
一、过于依赖于君主的决策水平和领导能力
在“申不害变法”的过程中，申不害只看重韩国君主的管理能力，例如在选拔方面只在意对官吏的任用、考核等进行改革创新。并且教唆韩国君主对不称职的官吏直接罢免或除去，对能力突出的官吏予以嘉奖，不仅如此还对本国的王宫贵族的发展进行限制，希望以此可以增强韩国的综合实力。
但是，此番做法没有从根本上改善韩国弱小的事实。以当时的战国七雄来看，韩国在实力排行榜中依然处于最弱的位置。相对于商鞅变法，韩国的申不害变法是不完全成功的，但是也不能说是失败的，申不害变法在其它方面来看还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其主要还是过于依赖于君主的水平和能力。
在历史的记载中唯有一次的韩昭侯的申不害变法也在诸国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最终申不害自杀，最终导致了变法的韩国新军全军覆没，因为后续君主的能力不够贤明，申不害变法没有继续推行下去。韩国从此一蹶不振，再也不能抵抗其他诸国的进攻了，七国之中最先被秦国所灭。
二、地理位置与疆土面积与其他各国差异明显
韩国的疆域在七国中本身就是最为狭小的，本身更是位于四战之地，这是称霸中原的必经之路，而韩国四周平原盆地，几乎可以说是无险可受，四周的强国都不会坐视一个强大的韩国的崛起的。因此，此时韩国缺乏足够的扩张空间，再加上申不害变法本身并没有帮助韩国扩大多少疆域。
由于韩国的疆域较少，人力物力财力都不如其他的六国，因此在军备上也与其他国家有很大的差距的，再加上韩国位于中原之地，周围强国林立，东有齐国，南有楚国，西有秦国，所以，无论哪个国家崛起都比较从韩国下手。
所以当时的韩国对于他们来说，形同与案板上插翅难逃的猪肉却又不会轻易吞并，其他六国对其也仅仅是观望的状态，从始至终都没有采取具体的措施，直到后来秦国崛起才逐渐打破这种局面，随后便迎来了秦国一统天下的局面。
三、韩国本身发展缓慢自身实力远不如其他六国
在韩国开始实行申不害变法之前，其周边的大国都已经逐渐崛起了，这更加压缩了韩国的成长空间，迫使韩国处于夹缝生存的地位。后来韩国“申不害变法”开始推行与全国却错过了最好的成长时机，各个国家的压力也接踵而来，不仅如此其自身实力也远远不如其他国家，先天的弱势令其在后来的崛起之路艰难前行。
所以说“申不害变法”它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帮助韩国彻底走向成功，只能算是给予了他们强大的希望，而这一丝希望的曙光也被后来的秦国所破灭。在韩昭侯和申不害等人去世后，韩国持续遭到秦国打压，以至于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先被消灭的国家。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纷实施变法以图强。作为地处中原腹地，强敌环伺、疆域又最为狭小的战国七雄--韩国，其地缘政治最为险恶。为了图存，韩国也不得不变法，虽各国的变法主导者主要都为法家思想流派，但其变法的着重点并不同。韩非子在总结战国法家思想时，就坦言道：商鞅重法、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
“术”，即是君主统治的权谋，申不害认为君主的最大威胁并不是敌国势力，而是国内的大臣。故而，申不害主张“术治”，即通过加强对官员的考核与监督以巩固君权，实际上就是背离道德传统，而提倡一种特务统治。
传统儒家提倡的君臣关系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可以说是君权时代的唯一正道，也是历朝历代都不得不遵循的“治国以正”。而“术治”却违背正道，尽管历史上有很多帝王很喜欢耍弄权术，但绝没有如此堂而皇之。因为，“术治”的必然结果是：君使臣以诈，臣事君以奸。君主跟大臣斗心机、耍计谋，国家必然遭受劫难，而走向衰弱。
韩昭侯与申不害，表面上看是能君贤臣，使得弱小的韩国强盛一时。但实际上，却为韩国的彻底衰弱埋下了祸根。以君主一人之心力，又怎么能斗得了整个官僚集团，能当官的都是有相当智商的，表面上是君主圣明，玩控群臣于股掌之间。实际上，往往是臣子把君主玩了。
在《战国策》中就记载了一则故事，魏国围困了赵国都城邯郸，赵国向齐国、韩国求救，韩昭侯拿不定主意，就询问申不害。而申不害也摸不清韩昭侯心意，怕自己的意见不合韩昭侯的意，便对韩昭侯说：此是国家大事，容我深思熟虑。随后，申不害就鼓动韩国著名辩士赵卓、韩晃，让他们向韩昭侯进言，陈述救赵之利弊，而申不害在旁观察韩昭侯的态度。最终，申不害摸透了韩昭侯的心思，而进谏伐魏救赵。韩昭侯果然很高兴，愉快地听从了申不害的意见。
而作为我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圣君--李世民，实际上也喜欢玩权术。据《资治通鉴》记载：...上(李世民临终之际)谓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馀，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将李勣贬官)，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唐初，有丞相之职)，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
而李勣又是何等的聪明，又岂能看不透，结果接了诏书，家都没回，直接赴任了，李世民的“聪明之举”让李勣的内心彻底凉透。李世民去世之后，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同年就将李勣召回，拜为尚书左仆射。而李治性格仁弱，缺乏主见，在那场著名的“废王皇后而立武昭仪”的事件中，一直拿不定主张。于是，李治私下征询李勣的意见，李勣回答道：这是陛下的家事，何必问外人?于是，李治才下决心废了王皇后。
李勣不愿参与“废后”事件，实际上就是对李世民耍弄权术的“投桃报李，这一事件也给此后的李唐宗室几乎带来灭顶之灾。
明朝崇祯时期也是一样，皇帝想与后金(满清)议和、想迁都南京，从客观条件上来讲，这都是比较理性的选择，但就是没有大臣愿意附和。以致，崇祯恼恨：文臣个个可杀。而明末的政治之所以如此僵化、败坏，本质上也是“术治”的必然结果。
申不害的“术治”虽一时加强了君权，但从长远看，却使得韩国的政治变得乌烟瘴气、浑浊不堪，君臣开始离心离德、勾心斗角，自此韩国不断内耗，再也没有能力争霸图强。申不害不但毁了韩国，也给此后的政治带来了极为严重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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