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自从大规模点映后就迅速点燃了市场的热情,凭借在豆瓣上的超高评分9分,获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要知道上一部内地9分电影还是18年前姜文导演的《鬼子来了》。而且在电影当中,药神程勇的原型人物的确存再,他就是陆勇。陆勇当时被抓后关了100多天就被释放了,因为案件情节特殊后续并没有起诉他。那在古代有被称为药神的人么?古人看病难要贵是怎么解决的?
正如影片《我不是药神》中那位老人所言,“谁家没个病人,你能保证一辈子不生病吗?”是啊,没有人能保证一辈子都健健康康、无病无疾。一旦生病了,是否能看得起病,才是最应该关注的现实问题。而这一问题早在中国古代,就已经被历代统治者所高度重视。
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不只存在于今日,在古代也是普遍存在的。首先,古代医者的医术参差不齐,大多医者水平有限,而医术稍好的郎中,看诊的价格自然也就偏高,名医更是可遇而不可求。其次,中药治本但疗效慢,要看好病必须长期吃药,这就意味着一笔长期持续的开支。
因此,看病费用对古代大多数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寻常人家生病,若非危及性命,一般情况下则是能扛就扛。显然,历代统治者对于这一点,很早便心知肚明了,历朝都有相应的免费医疗制度,或临时性政策,来解决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几个。
一、历代朝廷的赐药政策策
早在周代,朝廷就设有“掌养万民之疾病”的“疾医”一职。但疾医数量少难以涵盖万民,因此更为常见的方法就是朝廷赐药。特别是在遭遇瘟疫和重大流行性疾病的时候,朝廷往往会通过赐药于民的方法,来保障百姓的医疗权益。赐药是历朝施行的一种仁政,我们从秦朝到清朝的史料中,基本上都可以找到朝廷赐药的相关记载。
例如,《汉书》记载,西汉元始二年,全国多地发生旱灾及蝗灾,当时掌权的王莽便以汉平帝的名义,赐药给灾民,并提供相应的医疗服务。南宋绍兴十六年,京师发生疫病,高宗赵构派出翰林院医官,免费给京城内外的百姓看诊并分发药品。不只是朝廷会赐药,地方府衙也会不时为辖区内的百姓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二、北魏“别坊”可免费就医
魏晋南北朝时期乱世纷争,战争频仍,百姓的医疗更成为了突出的大问题。北魏朝廷尤其重视医疗问题,于是创造性地,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面向基层的政府性医疗机构——“别坊”。前朝政府虽然也有为百姓提供免费医疗的情况,但多是临时性的。别坊则不同,它是专为穷人提供医疗服务的机构,更重要的是,医费用全部都由朝廷来负担。
此外,为保障别坊内医疗人员的医术水平,北魏朝廷还设置了医者的分类考核制度,按诊疗水平的等次给予不同的奖惩。这同样是历史上的一项创举。北魏的医疗改革,着实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政策,即便放在今日,实行起来也是十分不易的。
三、唐朝皇帝亲制药方立法保障
然而,北魏的别坊只针对京畿地区,对于更为边远地方的百姓,却只能通过分发朝廷医署精编的“医疗手册”,来进行基本的医疗辅助。显然,这种方法所能提供的帮助微乎其微。于是到了唐朝,由于各方面国力的增强,医疗卫生机构也相应完备起来。
为了更好地在百姓生活中普及医药卫生常识,开元十一年,玄宗李隆基“亲制广济方颁示天下”。考虑到还有一部分百姓家里买不起笔墨,无法抄写医方,皇帝还下诏,在地方乡间要道处都,要公示医疗卫生知识。
不仅如此,唐朝还以立法的形式,来规范医者的职业行为,保障医疗水平。“诸医违方诈疗病,而取财物者,以盗论”,医者若有因财而诈称患者病情严重的,以盗窃罪论处。这是针对有意为之的情况,即便是无意的误诊误判,也同样会有法律惩处。如此一来,大大保障了百姓的基本医疗权益。
四、宋朝推广“放心药”
由个体经营的药店,古时很早就已经出现了,但由官方开办的药店,则是从北宋才开始设置的。官办药店专为百姓提供价格低、疗效好的成药,受到百姓欢迎。
北宋熙宁三年,在宰相王安石推动的变法之中,新实施的“市易法”还将药品纳入到国家专卖行列。当时就有合剂局、太平惠民局和施药局等官办药店,实际上不仅为民售药,也提供一定的诊疗服务。
不单是医药方面,宋朝也同样设置了保障贫困百姓就医的“安济坊”。说起这“安济坊”,它与我们所熟知的大词人东坡先生还有一段渊源。元祐五年,苏轼正任杭州通判,时值当地疾病流行,为了给穷人就医提供方便,苏轼领头在当地建起了病坊,名为“安乐坊”。
崇宁二年,“安乐坊”由官府接管,更名为“安济坊”。此后,“安济坊”这类带有慈善性质的医馆纷纷在地方建立。明清时期所设立的“养济院”也是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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