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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大猪蹄子意思介绍

时间:2018-08-14 08:17:31 作者:壹读 来源:本站整理

如果乾隆知道网友们给他起了一个称号叫大猪蹄子,你们觉得他老人家会高兴吗?不过历史上乾隆的性格还是比较认真的,管制也都比较严格,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惹怒了皇帝反正都是没好下场的。不过为什么要叫乾隆大猪蹄子呢?感觉好像也不是什么褒义词,毕竟形容一个人是猪蹄总感觉有些不雅而且不妥。怎么说乾隆皇帝也是一生写了4万多首诗的人物,怎么会得到如此羞耻的称号呢?不过具体还是要看看乾隆你到底做了些什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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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恒是谁?孝贤皇后富察氏的弟弟、福康安(可能是《还珠格格》里尔康的原型)他爹。这是你知道的全部吗?

如果是,这个几乎是清代历史上最年轻的首辅大臣、出将入相的文武“全臣”、皇帝最喜欢的小舅子、乾隆时代上层社会流行风向的引领者泉下有知的话,也许会觉得有些无奈。

康熙六十一年三月丁酉,公历1722年4月27日,“皇四子和硕雍亲王胤禛恭请上幸王园进宴”,《清实录》对这一天的记载只有这么短短的一句话,但这是决定历史的一天,“王园”即为由康熙帝赐名的圆明园。

这一天康熙皇帝应儿子胤禛的邀请赴圆明园赴宴,在园中的牡丹台第一次遇见了胤禛的儿子弘历。弘历是胤禛的序齿第四子,母亲地位卑微,但年近古稀的祖父一见年方10岁的孙子就非常喜爱,竟于13天后第二次赴圆明园,将弘历带往宫中亲自教育诗书 。康熙皇帝有一百多个孙子,此前只有废太子的嫡子弘皙曾被抚养于宫中。

65年后,已经成为乾隆皇帝的弘历深情回忆当年他在祖父面前背诵《爱莲说》,并解释文义,深得祖父喜爱;甚至在与大臣讨论军国大事时,康熙皇帝也特地让弘历随侍旁听学习;康熙皇帝又让皇子允禧教他射箭,庄亲王允禄教他火器,并经常带他去打猎,弘历不副所望,各方面均表现优秀。

康熙皇帝特意召见弘历的生母,连声称她“有福之人”,并对在宫中抚养弘历的温惠皇贵妃称 “(弘历)是命贵重,福将过予” 。

康熙帝皇帝还特定要了弘历的八字,看后非常欣喜,在上面批示:“此命贵富天然,这是不用说。占得性情异常,聪明秀气出众,为人仁孝,学必文武精微。幼岁总见浮灾,并不妨碍。运交十六岁为之得运,该当身健,诸事遂心,志向更佳。命中看得妻里最贤、最能,子息极多,寿元高厚 。”

果然乾隆皇帝活到了89岁高寿,是中国古代最长寿的皇帝,也有20多个儿子,不信命,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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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皇帝本人是一位在位超过60年的皇帝,什么人才能“福将过予”?答案不言自明。

如果说以前还有所犹豫,那么一个英武可教的孙儿自然会激发“自幼尝以英杰自许”的康熙皇帝的惺惺相惜,这可能促使他下了最后的决心。

当时胤禛已经44岁,在当时已经不算年轻。皇位继承是最重要的问题,作为一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康熙皇帝自然会考虑到更长远的未来。

当然弘历只是胤禛得以继位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其本人深获父亲的赏识。

胤禛幼年时由父亲亲自抚养,这在康熙帝的诸多皇子中非常罕见;他多次代表父亲承担祭祀大典等重要任务。

同时,他的竞争对手,同母弟、皇十四子、大将军王允禵与康熙帝极为痛恨的皇八子关系非常亲密,属于政治上的同盟者,他们是废太子允礽的死敌,而康熙帝一心想保全允礽的性命,因此他不可能将皇位传给皇八子党的成员。

实际上早在祖孙相见的前一年,胤禛已经刻意安排弘历在康熙帝近侍面前背诵经书,并随即请求将他送往宫中随侍学习,但如果没有弘历优良的表现,这个布局也是枉然。

康熙六十一年十月,刚从塞外回到京城的康熙皇帝又赴南苑行围打猎,十几天后感到身体不适,于十一月初七日回到了畅春园,并让胤禛代行冬至南郊大祀。

几天后,他的病情恶化,于凌晨召皇三子诚亲王允祉、皇七子淳郡王允祐、皇八子贝勒允禩、皇九子贝子允禟、皇十子敦郡王允(衤我)、皇十二子贝子允祹、皇十三子胤祥、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宣布“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随后胤禛从南郊赶回,一天内三次请安。

另据朝鲜使者的记载,康熙帝在临终前还召见过大学士马齐,还嘱咐“胤禛第二子(弘历,当时仅余一兄)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 ”,他当面要求胤禛丰衣足食供养废太子、皇长子,并且要封废太子之子,他所钟爱的孙子弘皙为亲王 。

雍正皇帝刚即位数月,就将立储遗诏缄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的封函中,立弘历为皇太子,一直保存到十三年后雍正皇帝驾崩后取出,乾隆皇帝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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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恒是父亲李荣保第十子,如果按照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七月病逝时不满五十岁推算,则他的姐姐在雍正五年(1727年)被指定为宝亲王弘历嫡福晋的时候,他还是个五、六岁的孩子。

乾隆二年(1737年),富察氏被册封为皇后时父亲已经过世,长姐对未成年幼弟的呵护与慈爱应该不难想象。这种爱自然也会影响到身为姐夫的乾隆皇帝,在傅恒去世十余年后,乾隆皇帝在诗中回忆:“世臣更近戚,丹诚素所信。命之习政事,干才亦日进。”应该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乾隆五年,授蓝翎侍卫,开始步入仕途;

乾隆七年,授总管内务府大臣,管理圆明园事务;

乾隆八年,擢户部右侍郎;

乾隆十年六月,军机处行走;

乾隆十一年十月,授内大臣;

乾隆十二年三月,晋户部尚书、议政处行走,兼銮仪卫事;

乾隆十三年,授领侍卫内大臣;四月,加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九月,暂管川陕总督、经略军务、晋保和殿大学士……

短短八年时间里,从正六品蓝翎侍卫一跃成为含金量最高的正一品保和殿大学士(大约相当于从司局级干部成长为国务院总理),这份履历里饱含着来自姐夫那深挚的爱与期许。特别是在内丧爱妻、外丧王师的“拂意”之年(孝贤皇后崩逝与讷亲兵败金川),乾隆皇帝将希望寄托在了年尚不满30岁的傅恒身上,认为他“矢志笃诚,必能使壁垒一新,功成迅速”、“此任非傅恒不能胜,此功非傅恒不能成。”并且赐诗勉励他:“慰余西顾久,嘉汝赤心良。”期待之高,毋庸多言。

长驱空朔漠,驰捷报明王

人生最好的状态莫过于有人为你提供舞台,而自己又有足够的能力完成演出。

与讷亲(乾隆初年宠臣)、高恒(慧哲皇贵妃兄弟)相比,傅恒显然的成功的。这种成功首先体现在他在乾隆皇帝自诩“十全武功”中的出色表现。

史书中的傅恒有三大军功——经略金川、平准噶尔、往征缅甸,如果再加上平定乌什回乱,“十全武功”中在他任首辅期间完成的便占了一半。

这固然与富察一门世代尚武的家世有关,但也是他不辞劳苦、经略有方的结果。在赴金川途中,为了不延误军情,他带领部队日行二百余里“晨夕驱驰”、“纪律严明”,经天涉山时,天寒路线,他拒绝骑马,称“汝等皆步行,我独乘马,心亦不忍”,遂与兵士一起步行七十余里,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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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九年(1754年),准噶尔内乱,在朝臣多持反对意见的情况下,傅恒力主一战,并全身心投入到战备调度等工作中,被乾隆皇帝叹为“定策西师,唯汝予同。酂侯不战,宜居首功。”

傅恒出征缅甸更是临危受命,包括侄子明瑞在内的三任云贵总督接连因战阵不利而自杀或被杀,以“中止诚难存国体”为由的乾隆皇帝却依旧完全不能接受朝臣关于罢兵的建议。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十一月,傅恒在缅甸前线沾染瘴疠之气,恰缅王请降,就此草草收兵,算是保全了乾隆皇帝的大国颜面和自己的一世英名。

第二年七月,班师回京的傅恒没能康复,病逝于京师,享年不满五十岁。

傅恒的病逝让已年近六旬的乾隆皇帝不胜“震悼”。早在傅恒出征缅甸时,老皇帝便曾寄诗给他,称“世上谁知我,天边无故人。”临丧之际更是感慨“鞠躬尽瘁诚已矣,临第写悲有是哉!”一年后,他巡视天津,忆起傅恒班师后君臣的对话,再次长叹“朴齐即景依然也,前席言人何往哉!”

大约在乾隆皇帝的心里,贤妻的爱弟只有一个,朝臣中由自己“几经教导、几经历练”的也只有这一个傅文忠公了吧。

谨慎谦下,世人感佩

傅恒能“在纶扉二十三年”圣眷不减,除了出自于乾隆对皇后的轸念外,关键还在于自己出色的办事能力。

首先,傅恒是被乾隆皇帝亲自调教出来的。他比一般的朝臣更了解皇帝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因此在处理政务时常常可以贴合皇帝的心意,在傅恒的奏报中,经常有类似于“此见又与朕意相合,深可嘉焉”的朱批,可见一斑。

其次,傅恒本人明敏练达,具有极强的进取心和责任心。傅恒任职军机后,大到军事决策、政令的制定和实施,小到乾隆皇帝的日程安排、仪式典礼的规范制定等等,每日经办事务繁冗庞杂,“傅文忠公文学虽不深,然于奏牍案卷,目数行下。遇有窒碍处辄指出,并示以作何改定,果惬事理,反覆思之,无以易也。”他的这种才干往往让其他大臣相形见绌,乾隆皇帝曾经在傅恒出征金川时抱怨说:

“今日召见军机大臣等,面降谕旨,伊等从清晨直办至未末(15:00),方行进呈,而词旨又殊多未当,复烦朕大加改削,直至申正始毕。经略大学士(傅恒)途次逐日驱驰,尚能办如许事件,又皆精详妥协,则经略大学士实劳瘁矣,而朕此间之佐理需人,实不可不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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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办事能力之外,身处高位的傅恒在官场留下了“每多谦冲”、惜才爱才的英名。傅恒的谦和除了体现在知进退、懂得韬光养晦力辞荣宠外,主要体现在待人用人上,诸如孙嘉淦、阿桂、卢焯、孙士毅、汪由敦、毕沅、袁枚等贤臣名士都收到过傅恒的提携礼遇。

宿儒赵翼在笔记中回忆称,自己在军机处当值时生活困顿,傅恒见他貂帽破旧不堪,“独呼余至,探怀中五十金授余,嘱易新帽过年。”可是当时正值年关用钱之际,这钱自然被拿去贴补家用了,第二日上朝时自然只能还戴旧帽子,“公一笑不复言。”名臣舒赫德获罪被籍没家产远戍边地,傅恒“代赎其宅,俟其归而赠之。”时朝廷上下大小臣工“感佩其德,久之不衰。”

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

历史对傅恒的“盖棺定论”还是比较正面的,认为他首辅军机二十余年,“惟以尊奉前辈、引擢后进为要务,故一时英俊之士多集于朝”,对乾隆盛世的形成有功于一代。

可是,傅恒毕竟是傅恒,是一个成长在勋爵之家的“官四代”,是深受姐夫爱护的盛世国舅,当他身上养尊处优的贵族习气影响到官场上的时候,无疑开启了清王朝走向衰亡的大门。

傅恒“颇好奢靡,衣冠器具皆尚华美”,居住的府邸在规格与装饰上都比照王府规制,据朝鲜使臣李德懋的记载,傅恒死后他的儿子福隆安出卖家中珍玩,“价值银八十万两”。

钟表是乾隆时代中西交流中比较受皇室喜爱的奢侈品之一,傅恒不但自己拥有西洋钟表,就连仆从也“无不各悬一表于身”。

一次御门听政,傅恒因表针尚未到指定时刻,便迈着方步进入会场,结果发现皇帝已经端坐良久,情急之下踉跄而入,值班的侍卫调侃他:“相公身肥,故尔喘吁。”乾隆皇帝接过话头道:“岂惟身肥,心亦肥也。”显然在指责傅恒有骄纵之心,吓得他“免冠叩首”、“惊懼不安者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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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傅恒用来维系自身奢华生活的开销并非来自于贪腐,乾隆皇帝对他的恩赐确实足够丰厚,可是作为首辅大臣,这毕竟不是件好事。宗室昭琏在《啸亭杂录》中对此即有所批评,认为“后和相秉政,果以丛脞为风,以滥为解事,风俗因之日偷,实自傅文忠有以启也。”

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用西洋怀表,产地为瑞士、英国、丹麦等,不知道国舅爷用的是哪一款

值得一提的是,傅恒对“长袍马褂”成为民国时期的礼服有着开创性的贡献。

原来,清代男子便服本为长及脚踝的袍和外面长及膝的褂,而衣长仅及脐的马褂是专门在外出行猎、出征时候穿用的行服。大概是常年在军中办事,傅恒习惯了马褂的短小便捷,于是班师回京后也经常穿用,世人因此称呼对襟马褂为“得胜褂”,“无论男女燕服皆著之矣”。为了适应日常穿着,人们对对襟马褂进行了改制,袖口收窄、衣服长度延长到腰间,改制后的马褂也称“卧龙袋”或“额伦代”、“鹅翎代”等,逐渐成为一种半礼服性质的外衣。

清末时,内穿长袍或长衫、外套黑色暗花纹对襟马褂俨然已经是社会主流的“正装”装束,并被国民政府列为“国民礼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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