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山西人会做生意，各个都是煤老板出身，不过在百年以前晋商就非常出名，而且那个时候也没那么容易靠资源富裕起来。其实从明朝末期开始，晋商就正式步入历史的大舞台了，可能很多人觉得西北这个地方并不是什么风水宝地，不如南方水灵，但在古代只要是长江和黄河经过的地方就有都贸易能做起来，也正是利用这一点晋商开始崭露头角，并且做强做大。下面就从地理上的方向为大家讲讲晋商的崛起，感兴趣的话就一起来看看吧。
山西在中华大地上仿佛是独立生成的一个地区，在中国大多数河流由西向东流向大海、山脉由西向东串联陆地的时候，山西的山水却大多是南北向的。
山西的母亲河汾河由北至南而入黄河：
吕梁山和太行山将汾河谷地包裹其中，形成了“两山夹一川”的特殊形态，与华北、关中两个邻居基本隔绝。这个结构的南端被中条山封锁，有因黄河而与西边的渭河平原有明显的分界。唯有面向北方的土地，虽然也有恒山、云中山等自然屏障，但整个地区已经接上了蒙古高原，之间没有特别明确的分割线。南方因黄河的环绕而以渡口为重，北方因山地的分布而以关隘为重。
这也就让山西这个相对封闭的板块成为了北方少数民族和汉人农耕文明之间天然的角斗场。山西也就因此军事历史极为丰富，经常能够锻炼出百战之师，出晋便能横扫六合。
为了增强对这个南北流通的控制力，无论是南北双方哪一家控制了山西，都会对其进行交通上的强化。不仅是在已有的河谷、山坳上铺设道路，甚至还会特意架设桥梁和栈道，强行打通山西各个盆地之间的联系渠道，让兵员和物资的转运更为流畅。
山西处于中国第二阶梯至第三阶梯之间的过渡地带，所以山西及其周边有着一连串盆地，将他们有效的连接打通可不容易。
最早开始做这件事的是春秋时的晋国。晋国最早的封地城址位于今天临汾市东南的翼城县附近，初代国君虞的任务就是与其他封国一起，给定都镐京(今西安)的周王室提供东北方向的保护，顺便把盘踞晋北的少数民族再往北推一下。当时的“中原文化”所覆盖的范围还比较有限，分封在山西南部盆地的小国有很多，在其后的周室衰落与兼并战争中晋国逐渐强大(先秦往往灭国不灭庙，很多姓氏的来源正是国名)。
这个任务到了后期当然就变了味，晋国很快控制了汾河下游的盆地，以此为基础征服了周边的小国和北方异族的土地。这些新打下来的土地，就被并入了晋国的管制，大规模的道路修建工作就开始了。三家分晋之后，韩赵魏三国也继承了这一传统继续修路。山西东南部韩国的长治(上党)、魏国的安邑(河东)、山西中部赵国的太原都是重要的战略要地，一直到秦汉帝国时期它们的枢纽地位仍然未变。如果不是因为三家分晋，统一的晋国很可能将秦国堵在关中永远出不来。
后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山西在更长的时间内为少数民族政权所控制。统一工作做得最好的北魏王朝，为山西提供了境内开发的好机会，相继修通了大同至定州的飞狐道、井陉至太原的韩信道、太原至大同的并州大道等重要道路。在通往境外的道路方面，太原到当时的名城邺城(邯郸)的道路是完成度最高的。除了打通山西内部各通道外，“堡垒山西”的对外通道也非常重要，并与内部通道相连接(如最著名的太行八陉)。
山西的交通通达度，从最南方开始往晋中推进了。
随后的宋、金、元各个政权都在这个基础上，以军事交通为目的，进一步地提高了山西内部的交通便捷性。这一次得到开发的，是相对靠北的大同。对于汉人王朝来说，大同是北方前线的重镇，需要更好的物资补给条件，对于南下的少数民族来说，大同则是他们进入汉地的桥头堡，在不熟悉对手的情况下必须首先发展此地。金朝以大同为中心，修建了通往北、西、南三个方向的驿道，而元朝在此基础上增加了驿站系统。
大同不仅是进入山西腹地的入口，也是向东通向北京的重要通道，由于临近北方的游牧世界，这里也易于获得大量战马和训练骑兵。
以此为标志，山西境内由南向北的交通开发基本全部完成。长条状的表里山河，也有了贯通的渠道，一个强大商业体系正在这样的基础条件下呼之欲出。
“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明朝崛起初年，对山西是很不放心的。一方面山西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元朝势力盘踞已久(元朝在长城以南最后的堡垒)，常遇春、徐达等人甚至是在拿下元大都之后才进兵山西的;另一方面，山西靠近明蒙边界，随时会遭到蒙古高原优势兵力的袭击。因此明朝在山西设置了大量军镇卫所，作为前线的主要防御要塞，防备蒙古人再次南下。早期的防线甚至一直推进到了阴山、大青山一线。虽然从建文朝开始，山西的卫所体系开始内收，一路退到了金代修筑的长城沿线，但山西北部的防御性质还是没有减弱。山西和内蒙古交界处的明长城，就是这个时代的军事设施。这条防御线向东一直延伸至燕山直至山海关，然而在明末仍然像大车间一样被敌人来回闯荡。
强大的边疆军镇给明代提供了不少安全感，却也逐渐成为帝国巨大的经济负担。山西各地的军镇，守军多时竟达到了百万，而当地寒冷的气候又不适于农耕，转运驻军的粮饷物资让历代明朝皇帝伤透了脑筋。从中原运粮需要穿越黄河和山西南部的山区;从江南调度漕粮则需要从京师转运，而北京城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吃粮大户了。南北产量差距大，单靠大同等边镇的产量，养活不了庞大驻军的。
所以早在朱元璋在位时，朝廷就根据山西参政杨宪的建议，提出了开中法，允许民间自发组织向北方边境运输粮草。而他们得到的回报，则是允许买卖粮食和食盐。嗅到了商业气息的山西商人，于是开始以民营的形式向北方运粮食，这在中国古代是至关重要的战略物资，民间暴利靠这个，王朝打仗靠这个。用特许权换政府不擅长的远途军事补给，确实是个好办法。
运城有盐池，是北方重要的盐产区。但在此之前，这门生意几乎被官方垄断，没有民间资本插手的空间。其实如果撇除盐的税收性质和中间的贪污腐败，民营盐商完全可以用极有市场竞争力的价格，贩卖食盐，赚取超额利润。运城盐湖是上古大泽留给山西的宝贵遗产(不过明朝盐引对应的盐场不止运城，还有两淮等地)。
这时候历代对山西交通的开发就起到重要作用了。晋商最密集的三个府，平阳、泽州和潞安，分别位于今天的临汾、晋城和长治，都是晋南的城市，盐产区运城也在南部。即使在宋代以前，当地人想要到达晋北也是不太容易的。
现在看来不太远的距离，考虑到以前的路况预计长期大宗运输的成本，政府维持成本高昂，不如下移民间承担。
而到了明代，由于大同-太原-泽州/潞安的通道得到了政府的重视，被全力兴修维护，通车能力大大增强。晋南的商人已经可以通过遍布山西南北的道路，方便地转运粮食了。而在拿到盐引之后，他们也得以利用这些驿路快速南下，赚大钱去。
但如果只是为防备蒙古人的边军运输粮食，晋商的传奇不可能一直维持到清朝。清朝皇室通过联姻等手段，基本软化了蒙古各部的敌视，并且在控制蒙古权贵的基础上，几乎杜绝了北方少民族再南下的机会。过去被明朝视为生命线的山西北部防线顿时就衰落了下去。连长城都派不上用场了。
但晋商的生意还在继续，因为在运粮换取盐引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贯穿山西境内南北通道的一些新的用法。
其实从明朝中期开始，晋商就已经感受到了来自徽商的巨大竞争压力。明政府当时将只针对山西北部军镇的开中法，换成了可以许可内地商人贩盐的折色法。安徽商人的位置更好，也没有边疆的牵制，很快蹿升，成为了制衡晋商的力量。
因为两淮盐场的产量远比运城盐湖要大
而南方的人口和用盐市场也要大得多
为了弥补这一方面的损失，晋商早在明代已经开始尝试穿越北部边疆，和蒙古各部以及女真人做生意了。到了清代，晋商又通过谈判得到了清政府入蒙的许可，把当地牧民需要的茶叶、粮食、盐等物资经由贯穿山西全境的通道送到蒙古
其实对于清政府来说，这也是维持蒙古各部物资供给的好办法，比朝廷直接调动物资效率更高、见效更快，有利于维持蒙古地区的稳定度。山西商人也抓住了这个需求，不断扩张自己在蒙古的影响力。到了清中期的时候，晋商已经经常出现在俄罗斯远东的市场里了。而他们到达俄罗斯重镇恰克图的路线，正是从山西南部通往蒙古道路的延长线。
过去王朝修建的交通线，成了沟通中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恐怕是古人也没有想到的。
由于清朝在亚洲内陆巨大的领土规模，山西商人也得以打开此前未有的巨大北方市场。
在国内，他们也找到了新的贸易对象。在满蒙一家的大背景下，黄河以北的土默特平原得以进行农业性的开发。到了乾隆年间，这里已经是山西的外部粮油基地了。晋商当然也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快速开发了从土默特平原向山西的两条商业通道。
黄河沿岸的土默特平原虽然看上去比较粗放，但是土地广阔....
其中一条是从土默特经黄河水道运至临县碛口镇，再沿不同的吕梁山通道运至山西腹地;第二条是直接从土默特陆路运至大同，然后凭借明代留下的军用通道南下，在晋中进行集散。这也是晋中在晋商历史上的高光时刻。
通向太原的两条通道
在利用这些交通要道进行物资专卖的同时，晋商也凭借前期积累的雄厚资本展开了早期的银行业务，并通过将子弟送入官场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然而，随着徽商在南方的风生水起，和东南沿海被列强打开，中国的资本中心开始真正向东、向南转移。而不熟悉海洋，只能善加利用陆地基建的晋商，在这场大变局中显得无能为力。最终，晋商的传奇在绵延数百年的跌宕之后，落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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