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犹太人，这也是人类世界上最古老且最伟大的民族之一。自从公园70年，“第二圣殿”被摧毁之后，犹太人就在2000对年里失去了故土好家园，开始了“处处无家，处处家”的流浪生活。在与客居地人民的相处中，他们常常被视为“外来”的甚至“异端”的，经常受到歧视、排挤、迫害和驱逐。但犹太民族并没有因此而湮灭，而是“外散而神不散”，保持了自身的特点，为世界文明做出了贡献。
英国是欧洲最后一个接纳犹太人的国家，1290年爱德华一世下令驱逐英国境内的全部已饱受迫害的犹太人，些许能留在英国的犹太人也必须隐藏自己的身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656年英国才以默许的方式，允许犹太人重新回到英国。之后，犹太人大量进入英国。
工业革命之前，犹太人普遍的贫穷而且权利上也存在一些限制，尤其是不能担任公职，参与政治生活。在工业革命中，犹太人抓住机遇，经过自身努力，逐渐化贫穷变为富有，犹太中产阶级队伍壮大。经济实力的增强为犹太人争取缺失的经济政治权利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后盾。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成为了完整意义上的公民。
近代早期，一个普遍的趋势是犹太人境遇得到改善是因为与主政者关系，尤其是在那些统治者或教皇权力非常强大的地方。其中克伦威尔对英国重新接纳犹太人起了重要作用。克伦威尔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尽管他是一个清教徒，但对实际的考虑远大于宗教因素。因为犹太人的到来既可帮助英国发展经济又能削弱对手。
1654年，克伦威尔接到了两份请愿书：一份要求恢复葡萄牙入侵巴西时失去的土地，另一份便是以整个犹太民族的名义，求请犹太人重返英国。克伦威尔虽然没有直接回复这些请求，但他的行动像往常一样比他的公开声明更具有说服力。
1655年2月26日，他写了一封私人信件给葡萄牙国王，包含帮助恢复曼努埃尔财产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国王是如何回复的，但事实上克伦威尔愿意让自己参与到这件事中，去写一封这种类型的信来代表一个不仅不是英国的子民，甚至根本不在英国的人。从中可知克伦威尔对犹太人抱有支持和同情心。
1655年12月4日至14日，在克伦威尔的主持下秘密召开了四次白厅会议。参加会议人员包括政治、法律、宗教和商业界的精英们。虽然，第一次白厅会议从法理上认为接纳犹太人是合法的，但在接下来的会议上关于犹太人进入英国的条件包括在18日的第五次会议一直争论不休，难以形成定论。
18日公开召开的第五次白厅会议，对于犹太人的重新接纳没有达成任何明确的言论。克伦威尔解散了这次会议。面对白厅会议和外面公众的强烈反对，他没有试图立即解决犹太人问题，而是让整个事件冷却下来。公众要求重新接纳运动的阶段告一段落，因为来自商人和教士的反对如此强烈以致于不允许发出任何正式邀请让流亡犹太人重返英国。
然而，犹太人的重新接纳以一种未曾预料的、间接的方式继续发展，最终没有引起太大的敌对。
1655年10月，为了打破西班牙对南美洲贸易的垄断，英国和西班牙爆发了战争。1656年3月，国务议会发布宣布没收所有在英国的西班牙人的钱财、商品和船只。这对刚形成的社团造成巨大的震动。它的成员几乎都出生于西班牙，或者西班牙统治下的葡萄牙。他们中的大部分确实逃离了宗教裁判所的严酷，并且不想再回去。然而，从法律上讲，他们是西班牙子民。
很多商人害怕失去他们的财产，而放弃他们是西班牙天主教徒的借口，公开宣称他们是犹太难民。英国官方已经知道犹太人身份，却没有把他们驱逐出去，而是以默许的方式容许他们在英国重新居住。正是因为如此，犹太人能够在这块土地上重新站稳了脚跟。
可以说在这整个接纳的过程中，克伦威尔始终对重新接纳犹太人持肯定态度。犹太人被重新接纳他功不可没。
在重新被接纳后，最先来到伦敦定居的是赛法迪犹太人。他们包括荷兰和荷属殖民地及英属加勒比海殖民地的犹太人。在这之后的半个世纪里，他们构成了英国犹太人的主体。1663年，至少有八十五家犹太人，同时犹太人的数量也在不断的增长，到了1695年已经达到了600余人。不过我们可以看出，在1720年之前来英的犹太人主要是赛法迪犹太人，移民速度缓慢，数量比较少。
不过到了17世纪末，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开始移居英国。犹太移民速度增快，到1720年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数量超过塞法迪犹太人，占压倒性优势，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今。犹太人自迁入起，主要居住在伦敦东区及舰邻地区。世纪社团的扩大仍没有改变这种居住模式。大多数犹太人，不论是移民还是本土的，都继续居住在伦敦商业区的东部。其具体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此时大部分欧洲中心城市禁止犹太人居住，因此能够自由地居住在伦敦是一种特权。
这里居住的犹太人比较集中，既可以得到社团的帮助，也能够享用许多公共服务机构如学校、屠宰铺等，同时主要的犹太会堂也都位于东区。
随着英国首都伦敦在国际贸易中不断的发展壮大，为犹太人提供了多处机会和许多安全保障。一些英国上层犹太人开始从事金融、进出口贸易、宝石、珊瑚等行业。而下层的犹太人大都是从事小规模贸易的商人或者旧衣商。中下层犹太人占犹太人的一半以上，整个职业呈金字塔式分布。
英国犹太人总体上受到的限制较少，不过重新接纳是以默许的方式，而非颁布法律。这种以非正式的方式接纳犹太人，这对以后犹太人的地位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对非本土出生的犹太人面临的限制较多。他们经受广泛的商业歧视：他们不能购置土地;不能拥有或参股拥有一艘英国船只;他们不能从事殖民地贸易;他们交纳各种外国人税，是本土商人的两倍等等。为争取使外来商人入籍享有本土犹太人同样的权利的《犹太归化法案》，最终因强烈的反对而被废除。
也就是说工业革命之前的犹太人虽然得到了政府的默认接受，但是依然不能享受到全部的公民所拥有的权利。
19世纪初，居住在英国的多数犹太人都是移民的后代，他们往往都很贫穷，且受教育程度较低。只能依靠低等的街头贸易维持生计，通常与犯罪、暴力和诈骗等同，被普遍认为是声名狼藉的外国人。但经过了四分之三个世纪，犹太社团的社会特征得到极大的改变。贫困不再是他们的基本特征，此时的英国的大部分犹太人已经是中产阶级。
根据1883年出版的《犹太纪事》判断：14.6%的伦敦犹太人口属于金融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上层;44.2%是剩余的中产阶级。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的绝大多数犹太人已经完全的脱离了“贫穷”的代言词。从“贫穷”到“体面”，这为犹太人的法律地位、公共组织和宗教生活的转变奠定了基础，犹太人的身份被重塑。
物质上的成功和英国中产阶级习惯和价值观的渗透，使犹太人的自我认识发生革命性变化。被接纳后，犹太人一直把英国当做暂居地，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外人，是有着自己历史和命运的优秀民族的成员。如今他们越来越认同他们的居住国视自己为犹太人和英国人。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美国和欧洲许多国家应国内民权平等求的呼声，通过立法或设定限制条件等方式，给国内长期受到压迫的犹太人以平等的权利。这是英国犹太人解放的宏观背景。
首先是其他社会权利的获得。1826年，议会通过一项法令，废除了之前按照英国宗教仪式必须接受圣礼的规定，实现了73年前《犹太法案》的目标。19世纪30年代，伦敦商业区的犹太人获得了一系列的权利。1830年，伦敦政务会颁布，任何想获得自由的人可按照他的宗教信仰方式进行必要的宣誓。这就意味着，不仅犹太人可以成为自由人，他们也可在商业区进行贸易和成为伦敦同业公会的成员。
在工业革命的大潮中，犹太人利用有利的环境和自身努力，犹太人由贫穷走向富裕。这主要表现为犹太社会结构中中产阶层不断壮大，犹太人的职业得到升迁，出现了一个新的专业的中产阶层。犹太人从事的职业也有了流动性。犹太人的职业或经济由金字塔式向橄榄式转变。经济增强而非人口的增加推动犹太人的居住区开始变化。地方犹太社团居住区消长和伦敦犹太人离开东区向西区等迁移。
犹太经济地位获得提高，犹太人的自我定位的变化，英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犹太人开始走上解放的道路。犹太人逐渐成为英国完整公民，获得了各项权利。
犹太民族是一个值得我们尊重的民族，犹太人在英国工业革命期间通过自身的努力，使得自己的经济地位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同时也正是由于经济地位的提升，为犹太人政治地位道德提升做出了铺垫。反过来，政治地位的改善为犹太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两者互相影响，最终犹太人成为英国完整的公民。
从“贫穷”到“富有”，犹太民族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在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成功的实现了自己的完美逆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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