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道粟特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了不了解，这个民族曾经创造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活跃了有数百年的时间。粟特人将外部的技术带往内地，再将内地的原材料输入到西域地区。几乎是凭借着一己之力，长期维持着东亚以及内亚地区的频繁贸易。他们还曾经再北朝时期和隋唐时期的朝廷负责过外交、武器贸易、马政等一些重大事项，甚至直接成为了雇佣军的首领。那么在粟特人的母邦沦陷之后，留在远东的粟特人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安史之乱，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称为唐-燕战争，这是粟特人在远东尝试建国，或者以通过控制中枢的方式干预所在政权的一次最大尝试。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做出了其他尝试，比如影响高车，柔然，回鹘汗国，渤海国，吐谷浑，还有粟特人扶持后又推翻的李轨凉国，包括粟特人在河西的活动基地五凉政权，都曾经在外交上深受粟特人的影响，粟特人甚至直接担任这些国家的外交使者。
除了安禄山，公元621年的营州之乱，还有出现在更早的公元308年，粟特裔曹祛试图推翻张轨家族对凉州地区的统治，都体现了粟特人潜在的独立建国的野心，特别是公元721年，康待宾、安慕容、何黑奴等人占据六胡州，组织粟特，吐谷浑，突厥等族群的胡人起兵，康待宾自称叶护，聚集了七万人马，还向联系突厥和党项起兵建国，这是安禄山起兵之前，粟特人在远东建国的最大尝试。
虽然粟特人有多次独立建国的努力，但其实无论是康待宾叛乱还是安史之乱，叛乱方和唐朝两边都在大量使用胡汉将领：唐朝这边，安禄山的堂兄弟安思顺在叛乱前就发觉了安禄山的不臣之心并提前上报;除此之外，仆固怀恩，白孝德，尉迟胜都有西域和外族背景;同时安史集团中，安禄山的“清君侧”，奉玄宗密诏诛杀杨国忠的幌子，还有在洛阳上演的劝进称帝的仪式，大概率出自张通儒，严庄，高尚等汉族幕僚的策划。
虽然也有不少粟特人选择站在唐朝这边参与战斗，但是民间和朝野的排胡情绪已经无法避免，胡姬受到指责，胡俗被民间舆论所排挤，所以很多在唐朝为官的粟特将领选择改变姓名，以减少生活中遇到的阻力：
比如参与平定叛乱，又抵御过吐蕃入侵的安重璋因为耻于和安禄山同姓，所以在平乱后请求改姓：
“臣贯属凉州，本姓安氏，以禄山构祸，耻与同姓，去至德二年五月，蒙恩赐姓李氏，今请割贯属京兆府长安县”。
之后他获得了极具汉文化特色的李抱玉这个新名字。
《李国珍墓志》揭示了另一个安姓粟特人的改名之路：
公将门令族，本姓安氏。讳暐，字暐，武威郡人也。天宝中，以忠勇见进，武艺知名。及燕虏犯阙，二圣蒙尘，公奉肃宗，以爪牙从事。由是磬其肝胆，稍沐洪恩。特赐嘉名，改氏皇姓。出生入死，实为士卒之先;执锐被坚，颇历日月之久。
有官身者尚且如此，在民间粟特人面对的处境更加不妙，比如普通商人经常受到屠杀和排挤。更多的人选择改变姓名，隐藏外族出身：比如康和何姓的粟特人，将祖籍追溯到了会稽郡等南方地区，有石姓的粟特人，也会号称自己是汉朝丞相石奋的后裔。至于何姓粟特人，也可以将自己的起源追溯到战国时的韩国王室，而不是宣称自己来自安息王室，在名字上，他们将有外族色彩的盘陀，射，沙，朝朝，进进，芬等换成忠，义，仁，孝，玉，道等汉文名字。
能迁徙的粟特人则会前往河北。由于唐朝并没有从兵力和建制上彻底消灭安史集团，所以河北地区胡风弥漫的文化标签依旧存在，在魏博、成德、卢龙等藩镇各等级军制中，从节度使到低级军官，都有粟特裔将领存在，这一特征一直延续到后来的五代十国时代，粟特人通过宗教维持认同，表达政治野心的方式依旧存在。
根据姚汝能记载的《安禄山事迹》，安禄山会在聚集粟特商人的时候举行宗教仪式。他让几百个侍从站在身边，摆上丰盛的祭品，命令巫师成日敲鼓。他本人则装扮成祆教的天神。指挥祭拜。他的突厥名字“亚牢山”是战神的意思。而在粟特语里就是“闪耀的光明之神”。正是因为宗教力量，那些流散到内地，被压迫为编户齐民的粟特游牧民，还盗窃官马，北上投奔精神领袖安禄山。
到了安史之乱之后，随着粟特人向河北地区的集结，恒州的鹿泉胡神祠，还有定州祆神庙等新建的拜火教寺庙，都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拜火教崇拜中心;到安重荣担任成德军节度使的时代，他还用融合了骑狮子的文殊菩萨/骑狮子的娜娜女神，还有骑狮子的波斯/粟特王者的混合形象的浮雕，暗示了自己那不易察觉的称王野心。
到了宋代，在开封，还有一个能追溯拜火教的中亚起源，有史姓穆护世代担任僧侣，从唐到宋代初期受到首都群众膜拜的拜火教寺庙：
“东京城北有祆庙。祆神本出西域，盖胡神也，与大秦穆护同入中国，俗以火神祠之。京师人畏其威灵，甚重之。其庙祝姓史，名世爽，自云家世为祝累代矣，藏先世补受之牒凡三：有曰怀恩者，其牒唐咸通三年宣武节度使令狐给，令狐者，丞相绹也。有曰温者，周显德三年端明殿学士权知开封府王所给，王乃朴也。有曰贵者，其牒亦周显德五年枢密使权知开封府王所给，亦朴也。自唐以来，祆神已祀于汴矣，其祝乃能世继其职逾二百年，斯亦异矣。”
但是在更多层面，入宋的粟特后裔，还是小心翼翼地做出了各种改变，比如在婚丧嫁娶方面，除了放弃波斯式的族内婚，他们还放弃拜火教的死后立即处理尸体风俗，粟特后裔还模仿汉地习俗，将死者尸体停放一段时间，甚至索性要守孝三年。过去一直被保留的族内通婚传统，也变成了迎娶汉女，嫁外族男子，和招纳三妻四妾。
2.1、沙陀化无疑是粟特人的最特殊分支
除了彻底汉化和前往河北，粟特人的第三条出路就是加入新崛起的草原势力。在塞北的回鹘汗国中，其实就有充当商人，高参，还有作为摩尼教士的粟特人，在回纥大军南下平定安史叛军时回纥贵族正式接触到了摩尼教，所以粟特人选择托庇于回纥可汗，并在回纥宫廷中广建势力;在他们被迫退出长安之前，一度假装自己是粟特人，他们广购土地，放高利贷，锦衣玉食，跋扈一时：
先是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粟特人)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县官日给饔饩，殖资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日纵贪横，吏不敢问。
代宗之世，九姓胡常冒回纥之名，杂居京师，殖货纵暴，与回纥共为公私之患;上即位，命董突尽帅其徒归国，辎重甚盛。”
到了草原上，在粟特人的帮助下，回鹘人逐渐创立了自己的回鹘文，有充分的文献记载显示，他们强势影响到了回鹘汗国的对外策略：
德宗初即位，使中官梁文秀告哀于回纥，且修旧好，可汗移地健不为礼。而九姓胡素属于回纥者，又陈中国便利以诱其心，可汗乃举国南下，将乘我丧。
日后随着回鹘汗国的崩溃，一部分回鹘人前往东北地区，后来被辽国人编入回鹘营，或者单于都护府管辖，而这些人中间，就有粟特人的影子，他们带去了一些以回鹘冠名的物产，比如《胡峤陷虏记》里记载的回鹘瓜--西瓜，就是发源于古埃及的作物，经过西亚-中亚-粟特-回鹘如同接力棒一般传入中国东北;还有被两宋时代的中国人称为回鹘豆的鹰嘴豆，至今依旧是中亚，西亚，北非，南欧的重要食材，也是由回鹘-粟特人引进到东北的。
到了五代乱世，还有新崛起的沙陀势力。这些人最早就是唐朝的突厥系盟友。但在安史之乱的动荡后，因为北庭破败而归顺到吐蕃帝国麾下。直到公元808年，才有首领朱邪尽忠带30000人逃到灵州。随后就成为晚唐时期的最强军事集团。
在当年的唐朝边境，还有名为六州胡的突厥粟特后裔。他们在被安置前，就有过草原生活和突厥化经历。所以能很快的同新来者打成一片，成为沙陀三部落中的安庆与萨葛两部。两拨人的合流，也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传统合作模式。突厥系的旧沙陀核心，依然以武功为侧重点，粟特后裔则提供经济实力和情报网络。这样的分工明确，塑造了日后称雄五代与宋初的军事集团。
2.2、沙陀人的军事能力 奠定了五代与宋初的政治脉络
相比那些选择屈服或远遁的亲戚，这批沙陀后裔的地位很快就有了回暖迹象。其在晚唐统治者眼中的地位，也再次高于党项、吐蕃、吐谷浑和西羌等其他外番。比如追随后唐庄宗发家的康福，就是出身沙陀平民，并以军功和其他趁机而得到重用。最终被封为后晋的开国公，但身居高位的他依旧以沙陀身份自豪。可见这群人的转型发展有多么成功。
与其出生类似的还有安重霸，他在早年流落到前蜀国境内。很快也凭借自己的军功，获得了秦、成、阶等州的主导权。当通往沙陀建人建立后唐军队南下，他便出于族群认同，主动向对方献地归顺。其人还经常同外族比赛射鸟，表现出非常桀骜不驯的一面。
当然，臭名昭著的后晋君主石敬瑭，也是这批沙陀人的杰出代表。其早年骁勇善战的经历，自然被向辽国皇帝臣服，并被对方收为义子的臭事盖过，但是认强大酋长为义父，豪酋收编勇士为义子，本身就是突厥，羌等族群开始非常古老的草原传统。但因为离开故土太久，也就免不了以周围人所熟悉的儒家伦理为自己开脱。比如前文所说的安重荣，就在谋划造反前洋洋洒洒的写出大字报。通过散发给各地藩镇诸侯，批判石敬瑭以中原的领地和财物贿赂契丹，不是长久之计。后者也是以儒家理论反驳，将自己对辽国恩主的忠诚，以对比安重荣对石晋王朝的不忠不义。最后成功将对方逐出了道德制高点。
另一位改用汉名的沙陀将领刘知远，也用类似理由劝诫过石敬瑭。但他自己还是在稍后起兵，建立了取代后晋的后汉王朝。可见长期的环境影响，虽然能给予外族后代们以儒学大道，但还是抵不过抗残酷的现实政治。虽然后周和北宋也脱胎自沙陀人的政治遗产，但这些儒化程度日深的沙陀后裔，也最终会在北宋初年成为重新对抗辽国的边军精锐。但没有了原始先祖的那种生态环境，也缺乏前辈们刻意营造的小团体氛围，在北宋国初的数次战斗消耗完了沙陀系的百战精兵之后，纵然还有少数沙陀-粟特后裔将领有亮眼的表现，比如“谨厚好礼，喜宾客，善骑谢，弋飞走无不中”的康保裔，但是个人武艺已经对宋军体系的整体腐化于事无补。
其实粟特人进入北亚东北地区的历史非常古老，除了著名的绿帽皇帝石重贵，早在渤海国建立之前，就有粟特商人沿着北亚的黑貂之路，从中亚进入北亚世界，并在中国东北乃至朝鲜半岛定居。
比如：安同，辽东胡人也。其先祖曰世高，汉时以安息王侍子入洛。历魏至晋，避乱辽东，遂家焉。父屈，仕慕容暐，为殿中郎将。苻坚灭暐，屈友人公孙眷之妹没入苻氏宫，出赐刘库仁为妻。库仁贵宠之。同因随眷商贩，见太祖有济世之才，遂留奉侍。这个家族在汉代来华，之后迁入辽东，后来前往辽西和关中，最后来到了北魏的平城地区。
再比如1949年春天朝鲜发现的安岳3号墓，根据题记，该墓葬于357年，墓主人为胡人冬寿。冬寿墓后室东壁绘有四人，北侧三人演奏乐器，另一人面向奏乐者，双腿交叉、足尖着地、拍手起舞，在表演胡旋舞。冬寿原为慕容皝的司马，被派随军讨辽东慕容仁时，战败没于慕容仁。咸康二年正月，慕容皝亲征辽东，大败慕容仁，冬寿逃亡高句丽。这体现了粟特人对朝鲜半岛的影响。
粟特定居者在东北地区定居的规模之大，直接导致了公元621年，石国人石世则劫持了当地的主官，带着整个营州造反的案例。这说明粟特人在当地的社区组织已经大到了可以初步控制州县的地步。
而且在这一次叛乱之后，随着镇压军的大肆屠杀，很多汉人和营州胡人前往东北地区避难，这就为粟特人初步进入靺鞨族地区打下了基础。
随着渤海国的建立，以及安禄山对营州的经营，营州地区的粟特人势力大为增强，作为潜在的对中原的觊觎者，安禄山在发展自己对中原的野心之前，他必须为自己营建一个稳定的后方基地，因此渤海国的态度就至关重要。至少在安禄山起兵之前，粟特商人集团就渗透进了渤海的贵族圈，一个证据是渤海人出使日本的外交人才中，大多数是移民渤海的粟特人。比如安贵宝。他作为判官之一，于759年随高南申出使日本;史都蒙在公元776年出使日本，并担任渤海大使。在这次出访中，他不仅为日本天皇表演了骑射，还将渤海舞蹈和渤海音乐传入日本。
在面对同族安禄山起兵的时候，面对自己族群的精神领袖+政治领袖，他们对唐朝的态度是持敌对的，甚至对安禄山的燕国政权持有支持态度，比如762年，渤海大使王新福抵达日本，据《续日本纪》记载，在对日本方面描述中国的局势：
李家太上皇(唐玄宗)、少帝(唐肃宗)并崩，广平王(唐代宗)摄政。年谷不登，人民相食。史家朝义，称圣武皇帝。性有仁恕，人物多附。兵锋甚强，无敢当者。邓州、襄阳已属史家，李家独有苏州。朝聘之路，固未易通。
渤海人的匍匐礼，其形态留在舞蹈中
渤海使臣将唐朝贬称“李家”，反而对反叛的史朝义(史思明之子)大肆称颂，称其为圣武皇帝，还将其与唐玄宗等人“并列”。这是渤海国内的粟特人在起作用导致的结果，也体现了不同地区粟特人之间的联系。很可能在安禄山起兵之前，渤海的粟特人集团就主导本国对安禄山持相对友好的态度。
随着契丹人的崛起和辽国对渤海的攻击，以及辽国对河北地区胡汉居民的劫掠，还有中原居民向周边地区的人口流散，一些粟特人还出现在了辽国境内，还有人去了高丽政权。比如辽国草创的年代，“刘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机乘间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在这波浪潮中，来自幽州的粟特裔低级军官康默记，就为辽国营建孔庙，寺院和都城，太祖陵寝贡献了规划草图，得到了辽国前两代君主的赏识。而今天韩国的安和康姓，和粟特人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除了东北地区，还有大量的回鹘部落迁徙到西域，他们阵营中的粟特人也随之前往。由于经历了漠北生涯的磨练，很容易适应当地的半农半牧生活。更重要的是，西域城市大都需要靠贸易维持生计，这更符合粟特人的族群传统，这些人最终成为了西域畏吾儿人的一部分，也构成了维吾尔族一个不易察觉的祖源。他们会向西链接最初的索格狄亚那家乡，西迁西域的粟特人在前往东方贸易时，会遇到另一群不太能辨认出身份的远亲。
在敦煌地区，原来属于昭武九姓的粟特人正在和汉人，以及白姓的龟兹人，还有罗姓的吐火罗人通婚，而其文化面貌，则呈现出汉-粟特-佛教的混合特征。在姓名上，粟特后裔保持了昭武九姓，在姓名上呈现出胡汉混杂的特征，其中既有安胡胡，安黑奴，安满奴，安朝朝，曹进进等典型的描述长相，或者具有拟声性质的胡人姓名，也有一些担任军官和行政官员，取了结合汉文化和粟特文化双重寓意名字的粟特人，比如安文信，康通信，康使君等等。
在宗教上，虽然敦煌地区的粟特人直到归义军时代都在保持着祭祀拜火教神祗的传统，但是其形式已经发生了变体。
虽然一度冷落的袄教似乎又复兴了起来：袄祠燃灯，城东赛袄，其活动相当频繁，《敦煌廿咏·安城袄》提到：“板筑安城日，袄祠与此兴，更看零祭处，朝夕酒如绳”，但是在信奉佛教的吐蕃人的强力影响下，和汉族，吐火罗人等信佛群体的逐渐同化，这里的拜火教崇拜活动逐渐出现了佛教化的倾向：比如赛佛燃灯，其实更有佛教文化色彩，法显在《佛国记》中记载：“(狮子国)作菩萨五百身已来种种变现⋯⋯皆彩画庄校，状若生人。然后佛齿乃出，中道而行，随路供养，到无畏精舍堂上，道俗云集，烧香、燃灯，种种法事，昼夜不息。”此时的拜火教已经开始和佛教合流了。类似于敦煌拜火教变异的情况，还发生在河北，东北的粟特人聚落中。
与之同步发生的，是敦煌粟特人的佛教化趋势，写于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文书《太史杂占历》这样写道：“十年之中，亦有善恶矣。岁在子年，蕃浑遍川;岁在丑年，将佛似袄",由于世俗生活的苦闷，很多人选择遁入空门，在来世寻求解脱，在寺院文书中，出现了康僧政，康法律，康寺主，康僧统，史法师，按安法律等高级宗教人士。与之对应的，是《敦煌诸尼寺应管尼名籍》记载了敦煌各乡出家到各寺的尼姑姓氏、年龄。其中姓康、安、史、曹、石、米、贺、白、何、罗等中亚胡姓的有20多人：最老者为心智，姓史，俗名毛毛，六十六岁;最小者为莲花心，姓何，俗名鄯鄯，十一岁。反映的可能是敦煌陷于吐蕃时代的宗教状况，此外，在敦煌民间的自发民众结社中，也有信佛的粟特人和汉族人一起参与佛事活动的历史记载，可见佛教化是当时粟特裔移民的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虽然曹姓节度使以灵活的内政和外交手腕取得政权，但是随着葱岭以西伊斯兰教的兴起，于阗的覆灭，还有西夏的咄咄攻势，他们也是独木难支。
其实说到底，在阿拉伯大征服之后，慧超和杜环等人看到的穆斯林化和突厥化趋势，粟特人政治和文化独立性的丧失，已经预兆了他们整体的没落。正是因为对河中家园缺乏安全感，所以他们才会不断以输出外交人才，在远东建立定居点的方式延续族群的独立性，但是在其最大努力---安史之乱/唐燕战争失败之后，粟特人之后的尝试，都是和其他族群结合，包括安禄山虽然在文化认同上也许非常粟特，但是其军队的大部分成员依旧是东北系民族。
安禄山之后，虽然粟特裔的精英分子依旧可以掌握所在地的政权，但是伴随而来的是被所在国的文化同化，各种变异的拜火教仪式，就是他们被稀释的证据，最后的结果，是其作为独立族群认同感的消失，最后泯然于所在地;相关资料，可以参考往期文章：进击的武装商团：迁居远东的粟特武士集团
除了胡旋舞，胡饼，西域音乐，还有景教，拜火教和摩尼教外，粟特人为中国带来了很多有形和无形的遗产，他们参与了中国混战时期的政权割据，以强势的方式影响了北朝时代的军事技术，马政和外交，比如中古时代来自中亚的双耳悬挂佩剑法的东传，改变了传统中国的璏式佩剑法，西域刀剑的东传，和粟特人就不无关系，这种佩剑方式更适合将剑以稳定的姿势挂在身边。
比如山西介休的宋代祆神楼，当年由文彦博修建，是中国唯一的现存拜火教建筑物，建筑规制略微区别于传统寺观。山西曾经是草原丝路深入汉地的桥头堡，也是粟特人活动频繁的区域，晋北则曾是沙陀人的天下，推荐有兴趣的朋友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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