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罗马时期，贵族阶级就已经出现了，这个时候的贵族拥有着令每一个人都羡慕的财富，以及在政治立场上的特权。财富来自于税收，而政治特权则是来自于贵族们在宗教以及政治机构中的高职位，而这种职位是可以世袭传下去的。而随着古罗马的崩塌离析，军事贵族开始出现，逐步构建起了世俗贵族的雏形。因为战争，宗教等等多方面的原因，出现了军事贵族，教会贵族，世俗贵族。在12世纪初，贵族出现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就像法国大主教说的“世上只有三种人，教士，农民和武士。”此时，初步成型的欧洲贵族，主要还是以骑士阶层为主。而贵族经过数百年的时间，在19世纪开始走向衰落，今天我们就以法国贵族为代表，分析一下贵族在19世纪走向衰落的原因。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就是法国贵族走向衰落的开始。而贵族在法国大革命中扮演的角色很值得玩味。首先，他们是革命的发起者，贵族为了对抗国王向他们征收赋税，煽动平民对抗国王，对抗旧制度，建立共和制。
其次，贵族又是被革命者，在三个阶层中，他们又属于压迫者，在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平民把屠刀对向了贵族，平民没有一丝的犹豫，贵族们在怒火中被斩杀。为了对付教权与王权，顺应文艺复兴，没想到反而动摇了君权神授的基础。出现了民族主义，没想到资产阶级蓬勃发展，又出现了民主主义，最终被铡死在自己的发明创造中。可悲可叹?可怜可笑?
在中世纪，贵族的权利是巨大的。从查理曼帝国崩塌后，法国一直都王权松散，权利更多的是掌握在地方贵族手中，贵族才是权利的拥有者。
中世纪所谓的封建制，其实是大时代背景下的必须产物。那时候战乱肆虐，平民为了能得到保护，只能与贵族签订契约。贵族为平民提供保护，使平民免受战乱以及掠视之苦，平民躲在贵族的羽翼之下，而平民为贵族服务，向贵族提供赋税以及粮食，并在必要时刻作为步兵和贵族并肩作战。但是在签订契约后，平民世代就都要为贵族服务，如果逃跑，就会被处死。在很多现代人严重，这是一种剥削，但在那个乱世，平民想要活下来，似乎只有这个办法。
平民逃跑会被处死，相对的，如果贵族无所作为，就会被平民怨恨，贵族就会被更强大的贵族吞并。一个贵族想长治久安，兵强马壮，离不开税赋与人口。贵族就会为平民兴修水利，维持公序良俗。贵族们也经常到平民家做客，与平民一起打猎，分享猎物。中世纪的贵族与平民比起大革命前的贵族与平民，其实更加互惠互利，和谐共生。
而太阳王的政策，却在改变这一切。“朕即国家，亦是凡人。”国王任命督办和特派员，代表国王成为了地方实际上的统治者，而贵族被剥夺了军队，征税权和司法权，甚至将他们集中到首都，方便与看管。到路易十六时期，在各种中央集权的政策之下，贵族们纷纷破产，丧失地产和公职的贵族们也没必要待在乡村，全跑到巴黎醉生梦死，成为了吉祥物，成为了国王的奴仆。而当他们丧失权利，无法为农民提供庇护之后，也就丧失了农民们的忠诚。
在历代法国君主“削藩”政策下，为了降低贵族们的反抗心理，为贵族们保留了一定的经济特权。首先是贵族的税赋极低。其次，国王为了分离贵族和收买忠心，任命部分贵族公职，而这部分贵族的薪水是令人羡慕的。简单的比喻一下，最小的督军的收入达到了3万，而大督办。甚至达到了60万，佩里戈尔伯爵第一次参加三方会议便拿到了1.2万的津贴。
对于那些普通的贵族，没有了权利，自然没有了义务。他们存在的意义就是吉祥物，为了取悦国王而存在，却有着丰厚的收入。有了钱的贵族们开始终日享乐，资助文学家，政治家。其中以卢梭为代表，卢梭其实是被贵族妇人包养的文人。
而卢梭的天赋人权却得到了贵族们的信奉。没有了权力，贵族与国王就不再是利益共同体，这才是卢梭的理念得到支持的原因。而在这个大前提下，君权神授已经成了一个笑话。
贵族的税务特权和王权开始了暗中的对抗。国王为了维持社会稳定而给贵族的特权，在危难关头贵族逃税避税，使得国王无法顺利调动国家财政，这机会就是灾难。在财政危机下，国王不得不增加赋税，激起了贵族的反抗，从而引发了大革命。
因为工业革命的爆发，资本主义在法国部分地区已经相当发达，出现许多手工工场，个别资本家拥有大量劳动力和先进设备，资金雄厚。资产者已经成为最富有的阶级，但却没有政治地位。
革命前，法国的居民被分为三个等级，依次为天主教高级教士，贵族，资产者(包括农民，市民，下层人民)。法国的贵族头衔是开放的，让部分有能力的人和资产者有机会成为贵族。随着国家财政危机的爆发，封爵的价格越来越贵。
另一方面，传统贵族对新贵族的不满也越来越多。因此，贵族和资产者的界限也越发模糊，但是资产者和贵族，也可以说新贵族与传统贵族的冲突也日益严重。最终传统贵族也成为了大革命的牺牲品。
思想理念的冲突，中央集权的推行，资产者的斗争，火器的普及，都从一定程度上使贵族走向衰落。而法国大革命在我看来不是贵族没落的开始，更像贵族的丧钟。贵族的没落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贵族想要阻挡这个趋势，不过是螳臂当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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