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早的古罗马王政时期，一个蕞尔小城不断开始对外征战，最后发展成为了一个地跨欧亚非三个大陆，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的超级帝国，那么古罗马是靠的什么发展成为了如此强大的帝国呢?在这里我们就不得不从凯撒所写的《高卢战记》中的罗马精神说起了。
马基雅维利说：“一切国家，不论是新的国家、旧的国家活着混合国，其主要的基础乃是良好的法律和良好的军队。”
那么 ，支撑罗马的然而支法律和军队的是什么?是罗马人民追求和谐的法律自觉意识和以战神后代为荣的尚武精神。
这些，从《高卢战记》中，都可以找到答案。
凯撒所写的《高卢战记》主要记述了高卢的自然地理、风俗习惯以及他在高卢作战的经过，实质上是记述对高卢进行军事征服把那些统称高卢人的各个骁勇部族个个打败建立行省统治的过程;同时也是凯撒建立忠于自己的军队、赢得声誉、积聚财富的过程。当时罗马公民大会臃肿不灵，元老院被世代掌权的豪门贵族垄断，国家机器的加强迫在眉睫，时代在召唤伟人的出现。凯撒是“罗马务实主义的典范”。
《高卢战记》由凯撒在戎马倥侗的征战生涯中写成，对于自身有很重要的政治宣传作用，但是其语言平易近人而又清雅有力，叙事翔实，风格朴素，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在记述与阿里奥维司都斯的战役中，凯撒曾提及阿里奥维司都斯的残暴统治，阿里奥维司都斯粗野、任性、残暴，把最尊贵的贵族们的孩子索去作人质，这些人质稍微做了一些未经他点头同意的事情，就会遭到各种各样的惨刑。在记述高卢的叛乱时凯撒也描写了维钦及托列克斯实行的严刑峻罚：对犯有严重罪行的人，用烈火和一切酷刑把他处死，如犯得罪较轻，他便把犯者双耳割去或挖掉一只眼睛之后送回家去。
对于受希腊哲学影响的罗马人来说这些做法是邪恶无知的，这些刑罚与罗马法律规则形成鲜明对比。希腊化的学说中有这样一种思想：“人类一统，以及作为拯救者(Saaviour)和造福者(Benefactor)的国王应关心并服务于其臣民的利益，并使万民皆能在这样一个政府之下安居乐业”。古罗马法律正是遵循斯多葛主义原则，将人性而不是社会等级作为立法的基础。
早在公元前450年，在平民斗争的压力下，便有了罗马历史上的第一部成文法典——《十二铜表法》。这部法典的内容虽然以保护贵族权益为主，但是它按照平民的要求写定成文，使司法审判、量刑定罪以条文为准，限制了贵族因垄断司法曲解法律而滥用权力。古罗马人将它刻在十二块铜板上，反映了古罗马人有法必依的精神。然而，平民的反抗和斗争并未结束，直到公元前287年，霍腾西阿法案规定平民大会有最高立法权，取消了平民在法律上的一切不平等地位，实现了公民内部在法律上的平等。
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罗马涌现了一批优秀的裁判官和世俗法学家。法官告示与法学诠释常见合二为一的发展，成为有别于具体法案的立法的法学补充，具有了法律效力。可见，裁判官宣示司法方针和审案原则的告示和法学家解答人们法律问题时对法律的诠释都有利于罗马法的建设和发展。正如朱龙华所言：“法官告示和法学诠释都有求真务实的特点，能够从实际出发补救法规的缺陷和不足，从而使罗马法律的发展显得灵活有效、丰富实用，逐渐跃居其他古代民族之上”。
凯撒征伐高卢所处的时期正是罗马法学家涌现新法律形成的时期，而高卢竟然还任由首领实行严酷的刑罚。直到凯撒征服高卢之后，罗马也没有将高卢人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到处都由罗马法官根据罗马法进行判决，而且还让他们的部分首领进入元老院。从法律上来看，野蛮被文明彻底征服了。
首先，罗马士兵懂得坚忍求实的价值。在与比尔及人之役中，罗马军队在建立了高十二罗尺、周一万五千罗尺、密布碉堡的长垒以后又开始不辞劳苦的建造木塔。比尔及人在一开始议论 “老远造起这么笨重的器械来干什么?特别是像你们这样矮小得可怜的人，要费什么样的手脚、什么样的精力，才能把这么笨重的木塔搬到城下来呀”。
然而，不久能干的罗马人将木塔移向比尔及人的城墙，比尔及人惊慌失措，以为罗马有神灵相助，匆匆赶来投降。在征服不列颠时，罗马的舰只无法适应当地的浪潮海流和装载足够的辎重。凯撒便嘱咐士兵们多多益善的建造舰只。
当凯撒从意大利归来，发现军士们干劲冲天，尽管各种材料都异常缺乏，但是他们本着不懈的劳作造成了六百只左右舰只和二十八艘战舰。为第二次征服不列颠奠定了基础。罗马军士还非常迅速的在莱茵河上建桥两次，为凯撒顺利而有尊严的到达对岸提供了保障，对敌人起到了威慑的作用，同时赢得许多部族的和平与友谊。
罗马人在战斗中从未轻视高卢人，凯撒也常常用“勇敢”来形容他们，然而，高卢人在战斗中却不能做到知己知彼。阿里奥维司都斯对凯撒向他提出的建议和要求很少回应甚至盲目的拒绝，只是对自己的勇敢大加吹嘘。他自负的说“如果他们愿意重新再试一下，他也准备再做一次决战;要是他们愿意和平，按道理说，就得缴纳贡赋，他们不是到今天还自愿缴纳吗?
对他来说，罗马人民的友谊应该是一种装饰、一种保障，而不是一种障碍，他原来就是按照这种想法谋求友谊的”，但是凯撒仍谦逊而不失尊严的的表示“无论是他本人还是高卢人民，从来都没忍心抛弃过真诚不渝的朋友不管，他也不承认阿里奥维司都斯比罗马人更有权占据高卢”。塞邓尼人和维拉格里人更是轻视罗马军团兵力少和地形不利而贸然发起攻击，其最终结果无异于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骄傲自大的高卢人一次又一次被坚忍求实的罗马人战败。
其次，罗马人具有勇敢和奉献的精神。罗马征服高卢首先对付的是号称勇武超过一切人的厄尔维几人。当凯撒决定解决粮食问题直奔毕不拉克德赶去时却遭到厄尔维几人的强烈攻击。凯撒命令赶走了所有的马，破釜沉舟，视死如归的同敌人展开一场鏖战。罗马人的朝厄尔维几人投掷轻矛并勇敢的拔剑冲杀，几天后，由于罗马军队的勇猛和自身给养问题厄尔维几人终于投降。
曾经，罗马军猛烈进攻，日耳曼人迅速推进，步步紧逼，双方激烈对峙。罗马人临危不惧抛掉轻矛，手接手的用剑迎战。日耳曼人也不甘示弱，结成方阵抵抗，罗马军人便跳到方阵上去，从上向下刺杀敌人。毋庸置疑，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拼的就是坚忍和勇敢的精神。
没有人是常胜将军，也没有那个军队能永远有舍我其谁的霸气和无坚不摧的杀气。但是，罗马人有着坚定开阔的精神。当凯撒提出大胆的计划要与日耳曼人交锋之前，军营里却是一片恐惧哀怨，还有人不承认胆怯而借口担心军粮供应问题。于是凯撒召集了一次会议。他先是对百夫长进行训斥，然后对情况进行了全面分析。贯穿这个演说词全篇的正是要军士们发扬罗马民族的坚定精神。
凯撒的演说慷慨激昂，头头是道，战士们可能忘记了其中提到的“信心”、“自尊心”、“责任感”……但是他们一定会记得“凯撒最宠爱这个军队，也最信任这个军团，因为他们很勇敢”。这种勇敢，足以让每个罗马人引以为荣，这种勇敢，应该让每个人牢记。在与比尔及人之役中，凯撒又吁请军士们牢记自己原有的英勇，终于绝处逢生，化险为夷。
关键在于，古罗马人认识到“国家即人民之事业”，他们具有爱国奉献的共性。罗马军队曾被日耳曼人的突袭搞得手足无措，这时候，五天没有进食的伤病员布勃留斯·塞克司久斯·巴古勒斯却从就近的人手中抢过武器视死如归挺身而出，首当其冲的把住大门。百夫长们在他的鼓舞下一同挡住了敌人的攻击。在围攻及尔哥维亚时，敌人依仗着地势和人数，而罗马人则凭仗着勇气。
在陷于绝境时，百夫长马古斯·彼得隆纽斯舍己为人，大义凛然的说：“既然我和你们不能一起脱身出去，我无论如何要保全你们这些因为热心博取光荣、却被我带进绝境来的人。一有机会，你们就各自设法保全自己吧”!于是，他冲入敌丛中，杀死两个敌人，逼敌人从城门口后退了一段距离，使部下出城趁机回到军团。正是他的这种牺牲奉献的精神使部下们全部顺利脱险。
作为征服高卢的领导者——凯撒，也是既坚忍求实又勇敢奉献。在多次战争中，他都能清醒的分析战局，制定大胆的作战计划，甚至不惜向敌示弱麻痹敌人，从而获得胜利。在多次危机时，他临危不惧，发表演说以振奋军心。他还经常投入到前线，为了鼓舞士气，冒着被敌人认出和刺杀的危险，大胆的穿着他鲜艳耀眼的战袍。
凯撒孜孜不倦的追求胜利与荣耀，当然，追求功业的欲望可能导致罪恶，但是消除这种欲望而停滞不前将会导致更大的罪恶——泯灭卓越。罗马人坚信自己是战神马尔斯和西尔维娅的后代，自然不会抛弃这追求卓越的尚武精神。
罗马的法律精神和尚武精神对后世的影响是广泛、深远、恒久的。与其说罗马征服了他族人民，不如说罗马文明、罗马精神征服了其他王国和民族。“一旦由于罗马帝国的权力和统治的长久性使他们的记忆烟消云散的时候，罗马人就成为这些地区牢固的占有者”，马基雅维里的这句话强有力的说明了文化侵蚀、精神渗透的意义。精神文明，足以使一个民族丧失本性，使另一个一个民族雄霸世界。
随着罗马的扩张，奴隶制经济的繁荣发展，罗马法也在民法、商法、私法等方面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体系，使其他古代民族难以望其项背。虽然后来罗马帝国灭亡，但是民主、法律的观念和精神却延续下来，罗马法的大量概念、规则和确切、严格、简明的措辞被后来许多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所接受，在财产、继承以及契约等方面所遵循的原则也被继续采用。
文艺复兴时期，洛克把分权和制衡的原则看作是实行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孟德斯鸠法治理论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三权分立的理论，主张法律至上，以法为断;卢梭强调社会契约论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伏尔泰重视人的权利和价值。他们的法治理论都没有脱离古罗马法的法治脉络。欧洲冲破中世纪神学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张，罗马法影响的范围也随之扩展，遍及曾经是法、德、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殖民地的亚、非、拉各国，从而形成了“大陆法系”。即使构成“英美法系”的各国，也深受罗马法的影响。
以尚武为主的民族精神促使整个罗马社会形成一个更加有认同感、更加紧密的整体。同样的道德取向、价值观念增强了罗马的民族凝聚力。“罗马人预选看到麻烦就立即加以补救，而且从来不曾为了避免战争而让他发展下去，因为他们知道不应该逃避战争，宕延时日只是有利于他人”，从而使罗马人实现自己的梦想，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他们由争得做独立人和自由人，到城邦和意大利的主人，直至成为称霸地中海世界的主人。
试想，郑和下西洋若不是只为宣扬国威使四方朝贡，而是像古罗马一样求真务实征服四夷，中华将是何等威严;不必有罗马的尚武，倘若近代人人都能做到“威武不能屈”，中华也不会如刀俎上之鱼肉，任人瓜分宰割;倘若足够强硬，撕毁由地方官员被迫签订而不是政府承认的《瑷珲条约》，收回东北被沙俄侵占的土地，中国东北就会有优良的港湾，经济也会有更好的发展。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礼与兵，法制与军队，都是两把利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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