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的军队在古罗马帝国的征服历程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这个过程中无法替代的，造就了军队在政治生活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身为皇家御林军，罗马近卫军是最为特殊的一支军队，其重要性远远在于其他军队之上。因为这支军队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军事力量，同时也是一只政治力量。近卫军在三百余年的历史上，不断插手帝位更迭，将皇帝玩弄于股掌之间，每每让皇帝不得“善终”。
近卫军的政治角色及其形成有赖于罗马帝国特殊的政治土壤，与帝制一起处处彰显罗马特色。
军事背景下的帝制
从奥古斯都至君士坦丁三百多年间，历代帝王中出身武将居多，文臣稀少。罗马帝国虽然称不上纯粹的军事帝国，帝国政权不是军人政权，元首政治亦非武人政治，但大多数皇帝拥有军事背景也是事实：与近卫军、军团难以割舍，主动取悦军队者不乏其人，导致罗马帝制与军事性质之间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帝制创建者奥古斯都不仅需要近卫军保卫宫廷，而且不乏加强军队整体实力之意图。与传统的罗马军队不同的是，近卫军是皇帝的御林军，合法地驻扎政治中心，堂而皇之地走向了前台，政治触角伸向各个领域。
唯一性、特殊性使近卫军不难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即便那些出身行伍的皇帝也无计可施。如果说所有罗马皇帝都放纵近卫军，不免有些武断，但多数皇帝、帝国制度对近卫军缺乏管束，助长了近卫军的气焰却是事实。
皇帝与近卫军之间关系失衡
正常状态下，近卫军与皇帝应保持一种主仆之间的稳定关系，且对主子唯命是从。然而，在罗马帝国，近卫军率先打破了这种稳定，应有的忠诚荡然无存，与此息息相关的政治生活随之失去了某种平衡和稳定，政治天平向近卫军倾斜。
在罗马帝国，无人将近卫军视为独立的政治势力，或组织系统完备的政治派别，但皇帝倚重，被赋予的一系列军队职能之外的一系列管理国事职能，军队的威慑力等，增加了近卫军的政治砝码，政治的天平自然大幅度向近卫军倾斜，刀剑对政治的强制性和压迫性逐步升级，正常的政治生态遭到破坏。
这种人类历史上并不多见的倾斜，总是以牺牲帝国安宁乃至让皇帝成为牺牲品为代价的。帝国常因近卫军干预帝位传承发生内乱、兵变，多次遭遇兵燹之祸，所付出的沉重的代价既是社会的、经济的，也是政治上的。
罗马皇帝与近卫军之间这种变异的关系是历史上少见的，由此产生的各种偶发、频发性消极结果及其特点也少之又少。
“外力”下的非正常帝位传递
罗马帝位传承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多数情况下在“外力”的作用下进行，而不是依“内力”——血缘依次延续。“外力”否定了血统和出身，在实践中更多地表现为以近卫军为代表的军队的政治暴力蓄意干预，为本应有章可循的继承秩序注入了诸多不确定性。
其实，这种“外力”不仅源自近卫军的政治暴力，即使是元老院的程序，罗马人民的意愿等，又何尝不是政治性质明显的“外力”?
正是由于“外力”太多，导致困扰罗马帝国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持续不断的帝位更替。帝位传承从未正常进行。而在这些垂直左右皇位更替的“外力”中，近卫军无疑是重要的、罗马城中其他诸种“外力”难以匹敌的一种力量。罗马帝国帝位传递过程中，压倒性的“外力”切断了皇统和嫡传，打造出帝制的“罗马特色”，近卫军则推波助澜，使这一特色愈加鲜明。
源远流长的军队参与政治的传统和历史基因
共和国伊始，罗马军队便通过多重路径参与政治，共和国末年的内战，军队投身政治斗争，以及对政治毫无遮掩的压迫性开启了罗马历史新的一页。此间，罗马政坛上不可一世的政治巨头，悉数为军事枭雄，凭借军队傲视群雄，苏拉、恺撒、“后三头”无一例外。
军队在权力争夺厮杀中，用刀和剑表达政治意愿，协助多个军事将领独裁罗马，从根本上决定了政局走向。从国家制度层面，帝国终结了共和国，而帝国的军队却是共和国军队的延续与发展，共和国军队变身为帝国武装力量，军队左右政治的影响力随之延伸至帝国时代，但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
比如，共和国时期军队追随将领争权夺利大多拥有派别、集团归属，政治目的清晰，近卫军则主要在和平年代特别是改朝换代之际制造混乱和杀戮，并不倚傍某一个有组织的派系，看似政治目的不甚明确，但行为的指向性、结果属性绝不会与政治脱离干系。
肩负特殊职能的近卫军正式诞生于帝国时代，而就参与政治而言，与共和国时期的军队没有质的区别，近卫军在帝国的政治角色根本上沿袭的是罗马军队参与政治的传统，仅仅是过程、目的存在差异。
帝制、近卫军对“后共和国”时代的罗马而言可谓新事物，但军队参与政治的传统却不是新生事物。近卫军的建立为罗马军队增添了新成分，也给帝国增加了一个不安定的因素。
从奥古斯都至君士坦丁，罗马帝国历经59个皇帝统治，其中26人直接或间接死于近卫军之手。
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创建近卫军，帝国军队从此增添了一个新成员，政治舞台上多出一个新角色。奥古斯都当政时，近卫军忠诚皇室，安分守常，没有制造任何麻烦。
然而，好景不长，公元23年，自第二任皇帝提比略在罗马城建造工事坚固的近卫军营地后，近卫军政治上的权重大幅度增加。训练有素的精锐之师驻扎罗马城，带来的是巨大的震慑力，罗马民众、元老院乃至皇帝无一不是威慑对象。
不唯如此，近卫军还时时将“威慑力”付诸行动，多个皇帝成为近卫军刀下冤魂，彻底颠倒了近卫军与皇帝之间的主仆关系，或成为皇帝“拥立者”“选择者”，极大地消解和异化了“近卫”职能。
公元41年，近卫军创下了两项纪录：先是杀死第三任皇帝卡里古拉，再把“紫袍”披在克劳狄乌斯身上，开启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此举第一次清晰地证明了近卫军拥有选择皇帝继承人的权力，开始逐步左右帝国最高统治权的归属。
那么到底是何原因导致近卫军在罗马政治舞台上如此活跃呢?
元首制对军队的依赖
共和国末年，罗马内战首尾相顾，军队对政局直至政体选择的影响力前所未有，军事独裁陆续建立。屋大维入主罗马只是一系列军事胜利中的一次，他本人不过是多个获胜将领中的一员，创建的元首制是内战获胜结出的果实。
正因为元首制与近卫军相辅相成，近卫军所享受的种种优待境遇为其他军队所无法企及：驻扎罗马—意大利城的唯一一支武装力量、身居帝国政治中心、陪伴皇帝进出瑏瑠、备受恩宠，服役期短且军饷高、被委以诸多重任……凡此种种，近卫军由是成为军队中最有特权的一部分，日益滋长骄横，君主和元老院的权威、公共财富和帝国的王位全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
近卫军与帝制同生共长，政治角色内容渐趋丰富得益于皇帝的依恃，在罗马城内无人能够应对近卫军的刀剑，不仅肆无忌惮地卷入政治争斗，而且再三以军事行动决定帝位，其政治角色注入了太多的消极意义。
罗马帝国继承制度的不完善
易代之际干预帝位传承是近卫军政治角色的集中表达，之所以会产生近卫军开启先河的军队干预帝位传承等长期性问题，奥古斯都创建的元首制及其继承制度种种疏漏堪称祸根。
元首制的继承方式既不是王朝继承，也不是真正选举。这种介于血缘传承和罗马人熟悉的选举之间的、无定制的继承制度，留下了人为操作的余地，军队依武力伺机而入。
奥古斯都创建了元首制，却没有同步建立一整套严格的、具有法律保障意义的继承制度，在罗马帝国历史上，关于近卫军的政治地位、政治作用，从未有法律、制度甚至习惯上的界定，近卫军通过干预帝位的传承，垂直影响帝国政治，是对帝国制度限定缺位的最好注解。
这种制度层面欠完善与法律规定的缺失，事实上为皇帝的诞生与元老、军队三者之间制造了一种博弈：名义上有决定权的元老院手无寸铁，要么听命于皇帝，要么为军队武力所挟持。奥古斯都时代，元老院的权威便夹在皇帝和军队之间，除被动地接受皇帝与军队之间的博弈结果之外，别无选择。
军队作为博弈三方中强势一方，又以近卫军为突出。要挟皇帝，威慑元老院，近卫军远比外地军团拥有地利之便。尤其自提比略之后，帝国历史演变为宫廷政变和雇佣军队经常性的哗变，而元老院和罗马民众被排除在起作用的政治因素之外。
宫廷政变式的帝位传承让近卫军双刃剑角色一览无余：它可以是皇帝性命的安全保障，也往往成为皇帝身边最危险的敌人。因此，许多皇帝虽尊贵无比，却不敢贸然慢待近卫军。近卫军政治角色的凶悍性可窥一斑。
皇帝的无能
近卫军一而再、再而三地横行不法，与许多皇帝治军无方、软弱无力有直接关系。近卫军正是利用皇帝的种种弱点，愈加肆无忌惮。间或有皇帝对近卫军进行治理，却难维持长久。除非皇帝本人即为骄兵悍将威震天下，否则，只能默认现实，施以金钱安抚，放纵、姑息近卫军的事例屡屡见诸史乘。
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皇帝，尤其那些得近卫军支持登基的皇帝，不得不和某些“强势皇帝”一样，姑息纵容他们的不法行为，用大笔赏银赎买不可靠的忠诚。
但无论这种赏赐原因、理由如何，结果相差无几，一些皇帝即使“破财”，也未能“免灾”，甚至时有赏金越多，灾难越大的厄运。比如在罗马帝国历史上，尼禄厚待近卫军超出前辈，但就是这支尼禄在意大利选拔的近卫军，仍因为金钱，关键时刻抛弃主子。
可见赏金、钱财并未让近卫军有所收敛，反而刺激了近卫军难平的欲壑，加速了近卫军的堕落。
结语：元首制的运作、宫廷安危有赖于近卫军，罗马城安全和有序，近卫军绝非一无是处。三百余年间，近卫军真正搅乱政局，酿成灾祸亦未贯穿史册，只是由于近卫军种种消极表现后果严重，所产生的涟漪效应影响恶劣，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积极作为，最终导致恶名远播。但也应关注，近卫军与皇帝构成了一个矛盾体，没有皇帝，近卫军则一事无成。近卫军的政治角色及其实现，深层次的原因无疑源自罗马的元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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