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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百姓的生活富足,为何还有四百多次农民起义?

时间:2020-05-18 17:29:55 作者:本站整理 来源:本站整理

很多人应该都觉得,宋朝时期人们的生活应该都是非常富足的,很多人都认为宋朝人的幸福指数是我国古代所有的朝代当中最高的一个朝代了,这一时期生活的人们也都是比较富裕的,因此宋朝也成了很多人最向往的一个朝代。然而,宋朝时期的农民起义却也是最多的,不到三百年的时间里,大大小小一共发生了四百多次,平均下来一年至少就有一次,这又是为什么呢?既然生活富足的话,为何还要发动农民起义?这又是否是宋朝其实没有那么好的证据呢?

宋朝百姓的生活富足,为何还有四百多次农民起义?

1、宋朝百姓苦不堪言

其实,关于“富宋农民起义为什么这么多”这桩奇葩事,宋朝宰相吕蒙正,就曾冲着宋太宗一句怒喝:“臣尝见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宋朝很富?天子脚下的汴京农村,都是这么饥寒交迫!

也正是这声怒喝,一针见血戳穿了“富宋”三百年的尴尬真相:两宋的繁华富庶,传说中的优雅生活,只是属于一线大城市和那些官僚士大夫们,至于全国绝大多数的农民,比起来却是困苦不堪。

首先叫宋朝农民们苦不堪言的,就是两宋坑爹的田赋税收制度。

宋朝的田赋制度,继承自唐朝的两税法,账面上的税率,也比唐朝轻的多。而且全国有土地的农民按照财产分五等,越有钱的交税越多。理论上说,是非常公平加人性化。因此至今还有“专家”神往不已,连呼大宋王朝“仁慈”。但细看其中套路,却满满是坑。

首先坑得厉害的,就是大宋田赋的“低税率”,说是比唐朝税率低,但《续资治通鉴》里说“天下之田,有一亩而税钱数十者,有一亩而税钱数者”。各地的税收差别,同一地区的土地差别,为何差这么大?《宋会要》里说了原因:“富豪形势者田多而税少,贫弱者地薄而税重”——就是为了方便富人甩锅逃税。有钱人的税,轻松换算下,就压到穷人头上。

而且宋朝做个农民,除了要交田赋外,种地用的农具,牛皮,穿的草鞋,统统都要交税。另外还有“支移”,也就是把赋税运到交纳地点的路费,这条更要被官员们巧立名目,缺钱了就乱涨钱。通常是“官收一岁之租,人输两倍之赋。”各级官员层层扒皮,全给农民加负担。

就算农民交足了赋税,官吏红口白牙一句话,说你交的钱帛不合格,还得咬牙继续交。想少被官府盘剥?北宋又出了“揽子店户”生意,专门代收代缴农民赋税,当然代理费也不便宜,一次就要收农民三千多钱。可怜大宋苦农民,交个税就这么被花样坑。

宋朝百姓的生活富足,为何还有四百多次农民起义?

2、百姓生活并不富裕

就连看上去公平的“宋朝五等户”制度,执行起来也严重走样。原本是按照财产给农户分等级,谁家财产多就交税多。但以《皇宋中舆两朝圣政》记载:给农户“划等级”的权力在地方官。于是地方的豪强就与地方官勾结,稍微做一下手脚。就把大批贫穷的农户,一笔划成了富户。然后就有了《宋会要》里的奇葩现象:“其为等虽同,而贫富甚相远”——管你家穷不穷,说你是富人就是富人,乖乖给我掏钱!

南宋理宗在位的淳祐八年(1248)年,南宋御史陈求鲁就愤怒揭露:南宋全境的农村,都在玩“预征”的把戏,有些州县甚至把赋税征收到了淳祐十四年(1254)。可是陈御史骂归骂,宋朝的“预征”还是不停,甚至到了南宋亡国前夜,有些州县还提前征了十年赋税——元朝的税,都替人家征了。

如此“花样坑”的赋税制度,也就有了《宋会要》里,“富宋”农村触目惊心的景象:“催科常不及分,民间欠负无时可了。虽无水旱之变,而逃租其产,漂寓他乡者,往往而是也”。生活在“富宋”年间的农民,就算风调雨顺的年景,破产变流民,都是常见现象。

那些至今令无数“精英”神往的,宋朝士大夫们优雅富足的文化生活,就是多少两宋农民家庭的悲惨血泪换来。

宋朝百姓的生活富足,为何还有四百多次农民起义?

3、宋朝岁币制度的负担

而比起这三百年如一日坑农民的田赋制度,宋朝的另一桩国策,更给农民生活落井下石:“岁币制度”。

虽说至今不少历史票友们都在称颂:两宋花钱买和平的岁币制度,以极少的经济代价,为大宋百姓带来了和平幸福的生活。可放在宋朝农民身上,这“和平幸福”,简直是平添重负。

因为两宋的岁币,不管是北宋给辽国西夏掏腰包,还是南宋给金人送孝敬,按照“合同”规定,都是要送白银绢帛这样的硬通货。大宋的铜钱铁钱?人家根本看不上眼。可北宋的银矿主要在西南,绢帛主要在东南,全要靠大宋百姓们沿途肩挑车拉,千里迢迢从大南边朝北方运。放在宋朝差役制度下,这更是沿途农民们白出劳役。以《宋史》记录,运送岁币的这一路,青壮几乎被抓光,田地纷纷抛荒,生产破坏十分严重。

而当南宋不惜杀掉大英雄岳飞来求和,换得给金朝“送钱当侄子”的机会后,所谓的“南宋和平生活”,却是农民灾难的加强版:以南宋周密的愤怒指责说,宋金别看签了和约,可南宋农民承担的赋税,却比岳飞吊打金人时还重得多,简直是“安得不重敛于民”。岳飞蒙冤被害二十年后,南宋直臣胡铨也悲愤描述了南宋农民的“和平”生活:农民纷纷逃亡,田地大面积荒芜,简直是“脊中国以肥虏,生民疲于奔命!”

如此“疲于奔命”的状况,宋朝的农民们,当然也就忍不了。所以两宋三百年里,载入史册的农民起义多达433次,等于是平均每年,就有一到两次农民起义。

而“脊中国以肥虏”的岁币政策,常成为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导火索。比如北宋年年送给辽国西夏的岁币,就叫忍够了的浙江农民们,发出“”岁赂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的怒吼,然后就闹起敲响北宋丧钟的方腊起义。南宋亡国前夜,江南福建广东地区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持续十五年之久。

正是这两宋自己挖坑,闹出的持续不停的农民起义,把“富宋”的国力,折腾到长期积贫积弱的地步。南宋王朝沉没于崖山海面的悲情结局,更昭示了一个永不变的硬道理:农业民生问题,国家稳定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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