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秦”这个词可以说是一直以来人们对于秦朝的一种固定的印象，对于秦始皇也是“暴君”，总之就是会认为，秦朝时期人们必然是生活的苦不堪言，因为他们有一个残暴的统治者和很严苛的法度。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文献文物等的出土，越来越证明了一点，那就是秦朝的法度其实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残暴，甚至可以说是条理分明，赏罚分明，是非常先进的一种制度。但是既然如此，为什么却还是被后世人认为是暴秦呢?
在我们的历史印象中，秦律肯定是那种动不动就砍头的那种苛法，然而“睡虎地秦简”出土，巅覆了人们对秦法的所有印象。
“睡虎地秦简”是两千多年前一名叫“喜”的秦国小吏的陪葬品，在湖北省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这一批秦简中，完整地记录了当时秦朝的律法制度、行政文书、医学著作等等，从里面的内容我们可以得知：
其一：秦法也有“治病救人”的条款
据《睡虎地秦简》记载，秦王赢政二十年(前227年)，秦国南郡颁发布了一通文告，文告要求本郡的各县道严格守法、严格执法，限示和规范人们的言行，打击危害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目的是为了治国安邦。
同时，文告中也指出，要营造出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仅仅靠律法是不可行的。因此，在严格执法的同时，也要起到“治病救人”的作用。对于那些违法之后能自首、或者是能认清自己罪行的人，要网开一面。
比如那些管理帐目的官吏们，如果出现了帐目错误，那是要被惩罚的，但如果是自己自查出错误，那就要减刑;而对于那些拒不认罪的人，这才会公正地按律法上的规定来进行惩罚。
其二：《秦律》有保护人权的条款。
据《封诊式》的规定，审讯罪犯必须保证罪犯有说话的权力，先让嫌疑人述说情况，在此过程中不能强行打断，要让他把话说完，然后再进行现场记录。而在审讯嫌疑犯的过程中，要大量地减少用刑的手段来获得口供。
其三：这就是历史上一段有名的公案了。
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吴广带着九百人去渔阳(今北京密云市)当戊卒，当走到大泽乡(今安微宿州市)的时候，天降大雨，路面泥泞而不能行。
带头的陈胜和吴广，就对这些新人说道，“我们遇到了大雨，不可能在规定的时间到达目的地了。误了时辰，按律当斩，你们活不了，我们两个带头的也是活不了，与其都是死，还不如反了!”
见于《史记陈涉世家》：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藉弟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于是，大泽乡起义便轰轰烈烈地爆发开来，“大泽乡起义”卷动了风起云涌，数年之间就巅覆了大秦帝国!
然而，我们发现“失期当斩”这一个说法，在睡虎地秦墓竹简的《秦律十八种·徭律》中是说不过去的。
在《徭律》中规定：御中征发，乏弗行，貲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谇;六日到旬，貲一盾;过旬，貲一甲。其得也，及诣。水雨，除兴。
翻译过来就是：皇帝下了调令，你可以不服从，但要罚你出钱买两件铠甲上缴;如果没有任何理由迟到了三五天，那就要进行严厉的批评，但不罚款不记过;如果迟到六天到十天，罚一面盾牌的钱;迟到超过十天，或者一年半载之内你还在来的路上没到规定的集合地，那么按“硬不服从”的一半处罚，即买一件铠甲上缴。
“大泽乡起义”，其实就是陈胜和吴广打了一个“信息差”，他们利用了民众不懂秦法的“信息差”，成功地哄骗了九百戊卒跟着他们一起起义，然而“起义”这一步一旦迈出去，就再也回不了头了!
上学的时候，跟着老师亦步亦趋地说“暴秦”，太史公司马迁也在说“暴秦”，《过秦论》中也在说暴秦，后世的儒者们也在说“暴秦”。
当时，是一片迷茫，但在社会上沉浮了十数年之后，终于理解了何为“暴秦”了!
后世儒者称秦国为“暴秦”并不是说秦法很残暴，而是他们从“价值取向”的这个角度，鞭鞑着秦国的“军国主义”，说的是因为整个秦国缺失了“人本主义”、“人文精神”和人类的“终极关怀”，而导致了秦人硬生生地活成了“战争机器”人!
这事得从“儒者入秦”说起。大约是在公元前263年，大儒荀子去秦国见了秦昭襄王，这是春秋战国时代，唯一的一次儒者入秦。秦国当时是范雎为相，荀子曾经与范雎有过一段对话，见于《荀子强国篇》。
应侯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荀子曰：其固塞险。。。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
荀子到了秦国走了一圈之后，他对于秦国官吏之廉洁、政务运转之高效，击节大赞，并且动情地说道，“秦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
然而话风一转，他又说道，“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远矣!”荀子认为，秦国想要“王天下”，路还远着呢，荀子后面也给出了他的理由——“则其殆无儒邪!”
“殆无儒”从字面上的理解是“没有大儒引领”。后曾有几年读秦史，我都认为这是荀子作为大儒的清高，而后世儒者也是为了抹黑秦始皇的。
但如今已年近三十，在社会上沉浮十数年之后，才重新理解了“殆无儒”这一句话。儒者说“暴秦”是对的，因为秦人的“价值取向”出了问题，那就是——“县以王者之功名”，这一切皆种因于“商鞅变法”。
自商鞅变法以来，商鞅建立了“二十等军功爵”，在“秦有七代明君之治”的条件下，秦人通过了在战场玩命厮杀来获得军功，然后他们通过了军功来获得爵位，然后又通过了爵位成为了秦国各郡、县、道的行政长官。
这个时间段竟然跨越了秦国七代国君之久，近百年的征战天下，也导致了恶果。秦人活成了战争机器，大秦帝国、大秦子民，他们存在的意义，竟然变成了只是为了战争而存在，除了战争，他们再也找不到人活着的方向和意义。
秦始皇虽然是历史唯一的千古一帝，秦帝国建立之后，他对于这一个现象，竟然没有化解之法。所以他继续发动了“南征北伐”，来将这一股力量和矛盾向外释放。
老秦人活成了战争机器，他们把“爵位，功名”当成了他们人生中的“价值导向”，从而导致了整个秦国人失去了心灵归宿和精神家园。
不管是老秦人，还是关东六国的民众，他们历经了上千年的战乱，早已不堪重负，他们是多么地渴望安定与和平。但是大秦帝建立了，天下一统了，他们仍然没有享受到休养生息，他们仍然要去服务于那些更高烈度的战争。
当秦始皇把郡县制向关东全面推行之后，这种“人生价值取向”也向关东全面渗透，就此引发了关东六国民众的全面反扑，这才有了“天下苦秦久矣”的全面战争。
国家缺乏对“价值取向”的正确引导，国人就会失去了精神家园，其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就算是现在，那些把“拜金主义”当作“价值取向”的国家，同样的，他们的人民也是没有幸福感的。
两千年前的老子曾有一句话，对这些问题有过精彩的诠释;“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失去了道，才来讲德;失去了德，才来讲仁;失去了仁，才来讲礼，但是这些都越来越偏离老子所讲的“道”。所以，我们从老子的这一句话推出一个结论——“失礼而后法”。
孔子经常感叹“礼乐崩坏”，天下礼乐崩坏之后，这才有了“法”，但法就是“有为”。因为法制社会并不是最理想的社会，全面的高度法制，肯定会带来高成本和高压力的社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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