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演义》中，魏延和诸葛亮似乎是八字不合。诸葛亮北伐期间，魏延提出子午谷奇谋，但诸葛亮因谨慎所以并没有采取。后来诸葛亮在帐内向天祈祷希望可以延长寿命，结果魏延此时进帐，正好打翻了主灯，导致诸葛亮的祈祷失效。诸葛亮临终前告诉杨仪，魏延恐有反骨，要谨慎对待，还把兵权交给了他。但魏延其实并没有反心，为什么诸葛亮就是不能信任魏延呢?
先看看《三国演义》——毕竟，关于“三国”，《三国演义》小说以及基于这部小说的、各种艺术形式所表达、传播的故事们，比其实很可能更权威、更“写实”的史籍，更为国人熟悉、认同——《三国演义》讲到，诸葛亮在第六次“北伐”(六出祁山)途中病重，兵至五丈原病逝，临终交代，魏延是危险人物，他在世时尚可掌控，一旦他辞世而去，该人谋反可能性极大……
于是安排了一个有“触发条件”的“秘密剪除计划”，暗中的受命人是当时也可算“中坚”的将领马岱;结果，诸葛亮死后，魏延的确表现出了“谋反”意图，并“触发”了诸葛亮生前预设，启动了针对他的“决定性措施”，稀里糊涂送了性命。
《三国演义》关于诸葛亮死后魏延叛逆的描述，绘声绘色，乍看合情合理、如身临其境，还最后强化了一把诸葛亮的料事如神、虽死犹生。可如果抛开对诸葛亮的“迷信式崇拜”(国人品读“三国”者多极难做到这一点)，再前前后后细看看、多想想，“诱导”、“阴杀”，就森冷冷、血淋淋地扑面而来了!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认为，担得起“有勇有谋”之誉的一代骁将魏延，是死于诸葛亮的“阴谋”。
作为当时屈指可数的“头排”将领，魏延的“反骨”、“叛逆之心”如果足够“坚定”，恐怕落不到让以为是小伙伴的马岱从背后一刀斩杀的下场。关于此，只要懂点儿古代军事，从《三国演义》103～105回相关描述中，就不难看出。
反过来说，假设魏延“反心”不太坚定，甚至基本还谈不上就有背叛蜀汉(是“蜀汉”，不是诸葛亮)的意图，那又为什么要苦心孤诣设计杀掉他呢?
笔者认为，这个可谓“逻辑悖论”问题的根子，就在于诸葛亮的“背面”。
魏延、字文长，在“三国”这出大戏里，最早的“出场角色”，是长沙守将。
长沙作为当时的一个“郡”，是东吴基业开创者孙坚(字“文台”)的大本营(孙坚“起事”时任长沙太守)。后来，随着孙坚之死，长沙落在了东吴势力范围的边缘，太守韩玄仗着有黄忠(字“汉升”)、魏延等勇将护佑，偏安一隅，在东吴和盘踞荆州的刘备集团之间的夹缝中求存，成了一股小的割据势力。刘备接受诸葛亮提议，决定攻取包括长沙在内的几个郡，以对荆州形成“战略拱卫”之势，于是就有了一段著名的“战长沙”故事。
故事大致说：刘备派了最得力也相当信任(不是“最信任”)的将领关羽(关公、字“云长”)领精兵攻打长沙。号称“功盖华夏”、无往不利的关老爷，居然拿不下比他年长不老少、当时绝对已算是老人的黄忠。二人你来我往打了几轮，竟有了惺惺相惜之意。关羽好胜又重义，使“拖刀计”擒了老黄忠，又觉赢得不够光彩，另也想“争取”这员厉害而“讲究”的老将，于是将其释回，以期“感化”。结果，老黄忠遭自家主公、长沙太守韩玄猜忌，险些被杀。魏延不满韩玄，奋起将其杀死，解救黄忠，鼓动黄忠投奔刘备，献出长沙。
战果而言，“取长沙”，魏延当堪“首功”。可诸葛亮第一时间就把刀架在了他脖子上，理由是他杀了韩玄，“悖逆弑主”。但终究，魏延还是跟黄忠一起，被招纳到了刘备麾下，并在后来屡立战功，颇得刘备青睐;虽未在“五虎上将”之列，但也算“一级战将”，并且在其中很显“有勇有谋”的全才特质。
然而，诸葛亮对他的印象，始终没从最初的不待见、不信任甚至欲杀之而后安的状态扭转到“积极”一面，总觉得魏延不忠、有反骨。纵观魏延自投入刘备集团至诸葛亮病逝期间的“表现”，若说“反骨”，恐怕主要是针对诸葛亮——有勇有谋，在征战中有自己的想法，屡屡向诸葛亮谏言，不时顶撞、出言不逊，有时还不按诸葛亮部署而擅自行动。可如果仔细品咂他关于战争的谏言，真的未必没有道理，真的未必就不高明。至于战绩，无论是否严格执行了诸葛亮的部署、命令，结果上，都还是不错的。至少，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也许，正是因为其在武力方面的“价值”，诸葛亮才一直把他留到“最后”。凭心而论，若说“反骨”，针对诸葛亮，魏延或许真的是有点儿;可非要把这点儿反骨说成“不忠”、“悖逆”，就显“过了”。
可是，能怎么办呢?诸葛亮就是觉得他不忠，就是一直不肯改变最初的判定。别说有反骨，就是一向抱定忠诚，老被“直管领导”这么认为着、猜忌着，怕也难一丝不满都没有。不满，对于武将特别是谋勇兼备、已有根基的武将而言，积变成“反意”，实在太容易了!
前面说了，魏延在战争筹谋方面，对诸葛亮多有谏言，时有顶撞、不敬。如果把诸葛亮从“神坛”拉下来，回归成“人”，不喜欢顶撞自己的下级，也实在是人之常情。
不过，作为高级知识分子、战略家、统帅，被部下挑战权威，或许还不至于反感到“本质”，反感到想要杀的程度。问题是——笔者拙见以为——魏延关于战略的有些谏言，是正确的、富于军事家的冒险性的，甚至是——比诸葛亮的谋略更高明的!
《三国演义》是书生写的。书生写诸葛亮，反复强调其“用兵谨慎”。天哪!谨慎!战争的实质就是冒险。对于一项冒险性质的事业，谨慎，是好词儿吗?说一名军事统帅“用兵谨慎”，是赞扬吗?!
相比诸葛亮的谨慎，魏延的战略设想，颇具冒险性。似乎，这是这对上下级之间“观念”上的矛盾。但诸葛亮也不是事事谨慎。按《三国演义》所讲，他其实才是最敢于冒险的!空城计，便是强大佐证。只不过，他是非到万不得已之时不肯冒险而已。
所以说，敢于冒险还是归于谨慎，并不算是诸葛亮与魏延的根本矛盾。诸葛亮对魏延的反感、不待见，甚至“恨”，笔者认为，跟他们在战争思谋上的不协调乃至冲突，并无直接、本质关联，而更是由于小说没告诉我们、至少也是没有很直观告诉我们的深层次因由。
其一，跟“将帅之争”有关，但不是“意见的问题”而是“位置的问题”——魏延作为将领，考虑了应该由统帅去考虑的事情，等于没摆正位置;而且，他还就傻乎乎表达出来了!这种考虑及其表达、当众表达，触动了诸葛亮的“背面”——他只需要言听计从的执行者，不需要挑战者，更不需要偶尔还真比自己高明的挑战者!
其二，诸葛亮与刘备之间矛盾的延伸。
刘备集团真正的缔造者和绝对的灵魂、主脑，是刘备，不是诸葛亮!后世文人信实了诸葛亮“臣本布衣”的自诩，即带着“心理投射”地对其倍加推崇，以至于把雄才大略、知兵驭人、驰骋杀伐、机谋深险的刘备，形容成只会哭鼻子、让人打得到处逃窜、除了“礼贤下士”别无所长的“贤主”，实在笑话。实际上，是刘备成就了诸葛亮，而不是反过来。
这对被传诵成“鱼水”的君臣之间，其实是存在矛盾的——相比诸葛亮，刘备明显“知人善任”得多。相比刘备“图谋天下”的雄心，诸葛亮却始终存着维护“荆襄集团”的“私心”。因为那是他的根基。失去这个根基，诸葛亮在刘备的内心会“贬值”。这个在“大意失荆州”之后，几乎就浮到表面了。之前，诸葛亮为使自己不贬值甚至升值，不仅很在荆襄集团的利益上纠结，还在人才储备方面跟刘备暗中较量——早期追随刘备的关张赵等人，他不抱幻想;后来者，特别是新生代，他就下了心思;其中一个重要考量，是对他个人的肯定、推崇、效忠——他也想有自己的“基本群众”。
对于此，刘备不是没有洞察。入蜀后对他推出策略的否定和对蜀中“刘璋旧臣”的青睐，即可为证。对关羽张飞以及后来的魏延冒犯、顶撞他的行为“听之任之”，亦可为证。如此情境下，有想法、敢说话、能建功的魏延，不知不觉间，就成了他自己或许全无知觉的君臣暗斗的筹码。
其三，给姜维铺路。
魏延、姜维，在“后三国”语境中，带着点儿“组合”味道;这个组合，叫着叫着就反过来了，成了姜维、魏延。同为降将，能力不相上下;在刘备死后竭尽全力紧握兵权的诸葛亮的心理天平上，资历深、功劳大、不服气、心怀旧主(刘备)的魏延，和自己“争取”过来、听话、急于用忠诚和功劳证明自己的姜维，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一山不容二虎——想要让姜维立住，就得制住魏延;凭姜维的能力和人脉，“独立”制住魏延能有多大胜算，诸葛亮不敢想;能“收拢”了魏延，使其继续建功，更不敢想——魏延连他都顶撞，搁在姜维帐下，闹翻的可能性太大了!真那样，还建什么功、立什么业、复兴什么汉室，自家不混乱起来就烧高香了!从这个角度讲，诸葛亮确立姜维“接班”那时候，甚至是设计招降姜维那时候，有反骨的魏延被暗杀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
【作者简介】刘宏宇，常用笔名毛颖、荆泓。实力派小说家、资深编剧、北京作协会员，“夏衍杯优秀电影剧本”获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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