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县制我们都知道，是从秦朝时期开始推行的一种管理制度，而这这种制度相对曾经的分封制来说，更有利于统治者的管理，有利于各个朝代的一统，但是在秦朝统一，开始推行郡县制的时候，却遭到了极大的阻力，甚至可以说是导致秦朝最后短命的原因之一，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郡县制在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今天就让吾爱诗经网的小编带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从春秋时期大大小小一百四十多个诸侯国到战国七雄，6国贵族中能存活下来的都不是省油的灯，每一位都在各自的地盘上经营许久，关系盘根错节，影响力巨大。尽管这些势力在秦灭6国的战斗中遭遇打击，失去了以为掌握的特权，但他们依然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力。
而且秦国攻城略地并不是如筛子一般将每一寸土地都细细晒过去，一座一座城玩命的打，经常就是打下一座城，然后就会有许多城池闻风而降。何况围城本来就是一场消耗战，如果一座城一座城的打，再多的士兵都不够打的。
这就导致一个问题，秦国在短时间内就得到了那么多的城池，但没有能够进行有效管理的忠诚于秦国的人才，秦国臣子的门客们在外地也是根基浅薄，如果某座城池掀起反抗，恐怕也很难镇住场面，那么比较合适的做法，就是先用投降的那一班人马进行管理，待到天下稳定了再逐步替换掉。
而秦也是这么做的。待到统一六国，秦开始替换那些遗留贵族，最终出台的便是郡县制，郡直属中央统领，郡以下设直属的县或道，县以下设乡、里和亭，看起来确实有明确的职责分工，既相互配合，又彼此牵制，而且郡的长官“守”和县的长官“令”均由国君任免，保证了统治机构的最高统治权牢牢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
只不过郡县的长官是皇帝直接任免，但乡、里和亭不是啊，只要能掌握乡、里和亭的职位，郡县长官不就架空了。这些残存势力到底是耕耘已久，要做到这样的事情并非难事，因此也掌握了大量秦朝的基层官职。
而在陈胜吴广起义之后天下大乱，这些人马上就跳了出来，而且一呼百应，出现了一大票战国残存势力建立的楚、汉，以及雍、塞、翟、韩、西魏(魏)、常山(赵)、代、齐、河南、殷、九江(淮南)、闽越、建成侯彭越、陈余、韩信、临江等军阀势力。
秦国从公元前230年攻打韩国到前221年灭齐国结束，共计10年的时间，耗资巨万，先后消灭了韩、赵、魏、楚、燕、齐六国，结束了中国自春秋以来长达500多年的诸侯割据纷争的局面。
大战过后百废待兴，而且新建立的王朝还有许多的不稳定之处，因此对秦始皇来说，巩固自己的统治是当务之急，而建立万世无穷的基业也是秦始皇深思熟虑之后所提出来的。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定都咸阳，修建通向六国的交通干线——驰道，统一文字、度量衡等等，确立新帝国的内部认同感和归属感，同时“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
另外，面对匈奴的侵扰，秦始皇派蒙恬和公子扶苏北修长城，防止北方匈奴的入侵，也是当时的迫切任务。还有扩建都城，建筑阿房宫、秦始皇陵等等，也是为了提高新帝国的威严。
本来这些都没毛病，但问题就在于当时百废待兴，老百姓急需休养生息。秦应该做的是恢复经济发展以安民心;消除秦国与六国人民因为长期战乱征伐造成的对立情绪;消除六国残留贵族对秦国地方统治的影响，弥合内部裂痕等等以安天下。
而修建驰道、长城、扩建都城、建筑阿房宫、秦始皇陵都是大工程，在当时没有如今各种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工程机械的情况下，全部依靠人工和畜力，那么必然要征调大量人口。修阿旁宫和秦始皇陵时秦王朝就“隐宫徒刑者七十馀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这70余万人去种地服徭役不好吗?
我们都知道秦朝也是农业社会，粮食生产是国家根本。但是当大量青壮劳动力征调去干工程了，那地里的粮食怎么办?没有粮食就吃不饱饭、交不上税，交不上税意味着必然要受到法律惩罚，长此以往老百姓也就没了活路，要么饿死要么造反。
秦始皇为了自己的王朝能够千秋万代，不断强化皇权权威。这本身无可厚非，当时天下初定，只有维持一个无上权威，维持一个皇帝才能维持稳定的统治，防止天下大乱。但前提就在于，掌权者必须是明君而不是昏君，如果是昏君，强化的皇权便很容易出事情。
而且在皇权非常强大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副产品：一个人只要待在皇权身边，只要得到皇权特许，或者利用皇权特许，就能享受类似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待遇，无论多么荒唐多么不合情理的行为都可以畅行无阻。
所以赵高尽管只是一介宦官，但因为巧言令色，巧舌如簧，得到了秦始皇和胡亥的信任，得封中车府令掌皇帝车舆，尽管不是大权在握，也结不了什么朋党，但掌管着皇帝印玺，又背靠皇权权威，实际上也是位高权重之人。
而胡亥只是秦始皇少子，继承帝位怎么都轮不到他，何况此人并非帝王之才，但有掌管皇帝印玺的赵高支持，又是皇室子弟，在皇权权威至高无上之时，自然也就很容易能够获得帝位。
秦始皇驾崩后，两人便利用掌印权和皇权权威至高无上的便利，即便秦始皇在驾崩前诏命公子扶苏即位，但依然敢发动沙丘政变，有胆子逼迫宰相李斯伪造诏书。
也是因为皇权权威至高无上，尽管长子扶苏是名正言顺的皇位第一顺位继承人，而且为人刚毅勇武，信人而奋士，为人宽仁，有政治远见，深受百姓臣民爱戴和始皇帝的喜爱，但在接到诏书的时候，依然毫不怀疑，反而向蒙恬表示：“如果父亲命令儿子自杀，那还要再请示些什么呢?”随后自杀。
扶苏一死，赵高当即另立始皇幼子胡亥为帝，是为秦二世，并自任郎中令。
诛杀宗室子弟也十分轻松，经过与赵高共同策划，胡亥罗织罪名，首先将6位公子杀戮于宫，随后又在咸阳的市上，公开处死12个公子;公子将闾等3人，自知二世不会放过他们，被迫含恨自杀;公子高自知难逃一死，主动为秦始皇殉葬。其他皇室公主等人也皆遭杀害。
杀李斯、蒙恬兄弟这类朝中栋梁之才更没有受到什么大的阻碍，想杀就杀，还捏造罪名杀死了其他一批大臣。中央郎官以上、地方郡县守尉也被杀掉和撤换了一大批，并换上自己的亲信。朝中文武百官自然也是战战兢兢。这就是皇权权威至高无上惹的祸，也成为后世宦官干政的重要起点。
二世残暴，奸臣当道，天下又能好到哪里去?
在秦国这辆横扫中原一统天下的战车上，法家绝对是最重要的发动机。“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理念是法家的基本思想，而法家也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改革社会、富国强兵、重视耕战、严刑峻法和中央集权等理念，为秦国强盛一统天下奠定了强大的基础。
但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秦王朝是成也法家败也法家。尽管秦靠法家起家，但后来却逐渐扭曲了法军的基本思想，过度强化中央集权，过分信任身边的大臣和家人。
有一次，赵高犯下重罪，蒙毅不敢违背律法，要按律处他死刑，赵高巧言令色，最终使秦始皇赦免了他并复其原职。这也导致了奸臣赵高当政，暴君秦二世上台。
而秦二世上台后更是将法家讲究的严刑峻法发挥到了极致，彻底抛弃了法家讲究的“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理念，对内捏造罪名诛杀大臣宗亲，任人唯亲，司马迁便在史书中记载：“凡所为贵有天下者，肆意极欲，大臣至欲罢先君所为。”
在秦始皇死后，他继续大量征发全国的农夫修造阿房宫和骊山墓地，调发五万士卒来京城咸阳守卫，同时让各地向咸阳供给粮草，而且禁止运粮草的人在路上吃咸阳周围三百里以内的粮食，必须自己带粮食。除了常年的无偿劳役外，农民的赋税负担也日益加重。
秦朝靠法家起家，却完全曲解了法军的理念，导致人民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战争之后好不容易迎来太平盛世的时候，却依然背负着称重的负担苦不堪言，反抗也是早晚的事情。
综上所述，实际上秦朝短命不只是因为始皇帝推行郡县制导致，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秦朝的统治者统治无方，忽略了当时社会上的尖锐矛盾，忽视了老百姓最朴实最迫切的需要，忽视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样最基本的道理，最终导致统治阶级失去民心，失去统治的基础，最终仅14年就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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