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白莲教，相信大家都不会觉得很陌生了，关于白莲教的影视作品我们也看过一些。在我国历史上，白莲教是一个非常鬼魅的存在，似乎从未在哪个朝代中走入了舞台中心，可又能在中国历朝历代的阴暗角落能看到他们的影子。可以说哪里有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哪里就存在着白莲教。它也让清朝朝野上下真正体会到了李诚儒所说的“如鲠在喉，如芒刺背，如坐针毡”。
嘉庆元年，1796年，湖广总督毕沅遇到了他一生中最大的麻烦。
这一年，在湖北、四川与陕西，几乎同时出现了白莲教徒组织的起义，这些起义规模不大，但是种种情报表明，白莲教众率先起事的区域，就位于湖北荆州的枝江和宜都一带。
白莲教供养的是阿弥陀佛，劝人念佛修行，多做好事，死后到西方净土白莲池上，过快活日子。这团体创始于五世纪初年，到十二世纪前期，又加进了天台宗的格言，忌葱乳、不杀、不饮酒，衍变成白莲教。
白莲教有自己尊崇的神明，如弥勒佛与无生老母等。弥勒教认为现实世界充满枷锁，百姓生活痛苦不堪，只等“弥勒佛”降世，就会有一个更好的世界来到。听从“弥勒佛”的号召，苦难教众联合起来打破枷锁，就能迎来一个新世界。
对于挣扎于生死线上的多数人来讲，现实越是困难，天国就越有吸引力，信仰越是坚定，打破现世秩序的决心就越是强烈。外人看来乌托邦式的许愿，却实实在在能凝聚起建设乌托邦的激情。
在元末明初时期，白莲教一度成为底层人推翻元朝统治的精神武器。
朱元璋就是靠着宗教起家，坐稳江山后对于宗教的打压自然得心应手。孝子贤孙们虽然爱折腾，但白莲教在明朝一直被管得服服贴贴。
清朝中后期，这样一种被统治者斥为“邪教”的宗教组织，突然再度活跃起来。
关于白莲教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有很多种，例如外来移民涌入所带来的人地矛盾与贫富差距的激化，破产小农和手工业者大量产生，他们无依无靠，既不被乡里士绅所接纳，又受到官府的冷落，于是，他们转而集结在白莲教的精神旗帜下，通过入教抱团取暖，来求得暂时的温饱。
这样一种现象，在湖北(鄂)、河南(豫)、四川(川)和陕西的(陕)交界地带表现得最为显著。这里多山地，地势崎岖，耕地资源相对匮乏，历来是反政府武装活跃的温床。
白莲教在社会问题的刺激下，逐渐发展壮大起来，而当时的京师朝廷对此仍然缺乏了解，不仅如此，就连身在两湖的总督毕沅，也是一筹莫展。
白莲教的对手毕沅远非等闲之辈。
乾隆朝官场的风气还是满人压制汉人，能混到督抚一级汉族官员，绝对是要凭借碾压众人的实力出圈，而毕沅的经历确实太过优秀，想压都压不住。
乾隆二十五年，刚刚三十岁的毕沅就在科举中一举夺魁，成为乾隆皇帝钦点的状元。带着天子门生的光环，毕沅早早被下放到地方官场历练，短短十余年的时间，就晋升为陕西巡抚，成为封疆大吏。
作为乾隆眼中的红人，乾隆也给了毕沅充分的机会。乾隆发重兵攻打大小金川的时候，毕沅便担当大任，负责督运后勤粮草，及时供给前方作战部队，有效保障了这场平叛战争的胜利。
毕沅在陕西和河南担任巡抚的时候，得益于他深厚的地理学造诣，他兴修水利，发展农业，证明他能做一个盛世的太平官。至于文教就更不在话下，作为学林领袖的毕沅，辛勤笔耕，著作等身，编纂《续资治通鉴》、《史籍考》、《墨子集注》等巨著。
但是，不幸的是，湖广地区白莲教发动的不间断的武装斗争，已经惊动了朝廷。嘉庆帝与退居二线的太上皇乾隆皇帝同时向毕沅施压，身为湖广总督的毕沅，不能每天总想着舞文弄墨、著书立说，要求他及时消灭白莲教的武装，把叛乱扼杀于萌芽状态。
毕沅得到命令的时候，他已经是六十六的高龄了。此时的他，风烛残年，只想赶紧办完这件事，然后交出职权，保住晚节。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白莲教叛军一会儿在当阳，一会儿到襄阳，一会儿又在辰州冒头，按下葫芦浮起瓢，老人家追着叛军到处跑，十分辛苦。
毕沅本想尽快把朝廷搪塞过去，可是朝廷不买账，坚持要他消灭所有叛军。无奈，毕沅只得硬着头皮，继续调兵遣将，结果，嘉庆二年，因劳累过度，毕沅四肢麻痹，病发身亡，倒在了自己的总督位子上。
问题远没有结束，毕沅死后不到两年的时间，白莲教众果然卷土重来，以姚之富、王聪儿为首的一支白莲教主力，自从在襄阳起事后，四处攻打劫掠防御薄弱的城镇要隘，而地方上的驻防清军力量分散，始终无法以优势兵力歼灭叛军。
白莲教组织下的起义军，在山地之中，和清军玩起了捉迷藏，他们忽东忽西，一会进入湖北，一会又跑到四川，等到清军集结起来后，他们又窜入陕西。各省的清朝官员只想着把叛军赶出自己的辖区了事，却没有想到，自己潜意识中奉行的“地方本位主义”，正导致白莲教越剿越强。
帝制时代的中国本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度，从秦始皇时候开始，统治者就设想地方围绕着中央转，地方上的一切，都应该优先服从于中央的需要。
可是，事实恰好与此相反，地方官员对于中央的命令表面上惟命是从，但放到实际行动中，却仅满足于料理好自己的一摊子。如果不是中央亲自派员下来检查工作，他们恐怕会继续将阴奉阳违的状态保持下去。
清中后期的官场生态，同样不会例外。由于地方官员这样一种保守的心理，波及川陕鄂数省的白莲教，已经开始向河南和甘肃等地区蔓延开去，清廷已经无法继续淡定了。从山西和关外出发的援军，陆续向湖北、四川一带集结，试图寻找白莲教起义军并将其消灭。
当然，导致白莲教势大难治的原因，除了各省官员不能超越本省利益之外，清廷对地方军事控制之虚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都知道，组成清朝军事力量的主体，是八旗和绿营。
根据茅海建先生的研究，鸦片战争前夕的八旗兵有20万左右，其中一半驻扎在京师，另一半则分驻地方要隘，因其人数相对较少，所以仅能起保护旗民财产，监视绿营兵的作用，简单来说，八旗存在的政治意义，要大过军事意义。
绿营则不同了，绿营的数量，要在八旗总额的三到四倍，在60万以上。
不过，别看他的数量远超出八旗，在地方控制层面，绿营兵也远不敷为用。据茅海建先生的研究，绿营以下基本都要分“汛塘哨卡”，营以下部队不是集中驻扎，而是分布于市镇要冲，这里摆几个将，那边放十个兵。其中一地驻扎最多的，也只有两百人左右。
注意，这还是白莲教起义被镇压三十年之后。
这样一种布防安排，对付小股土匪都稍显吃力，更不用说他们面对的是充满宗教热情，且组织缜密的白莲教叛军了。白莲教众利用清军主力分散的这一弱点，每每集中兵力攻其一处，多能得手。
因此，白莲教起义，直接暴露了清廷对于地方控制的虚弱无力。而也正是由于清廷正规军难以独挡叛军，才又有了地方士绅组织的团练武装。
以湖北随州为例，地方自卫力量构筑壁垒，训练乡民中精壮者，在白莲教叛军靠近时实施坚壁清野，拖住敌军，好等来官府的援兵。
团练武装的兴起，暂时弥补了清廷在地方控制中的弱点，但是，与地方官员的问题一样，这些团练因数量有限、乡土观念极重，所以在赶走白莲教叛军后，多选择回归原先的务农生活，而不是远离乡土，追击白莲教的主力。
因此，相比于暮气极重、战力退步的绿营兵，团练武装虽然战斗意志较强，但其真正成为消灭帝国叛军的主力，还得等到江忠源创立楚勇，曾国藩建立湘军。
当然了，地方乡绅自发组织或在官府授意下建立的准军事力量，毕竟让白莲教起义军无法再像以往那样如入无人之境，他们的补给开始出现困难，活动空间也在缩小。恰在这时，乾隆帝的病逝，也让嘉庆彻底摆脱了被太上皇干预的尴尬境地。
在清除了前任皇帝的宠臣和珅后，嘉庆把重心逐渐放在了对西南地区白莲教的清剿上，对前任湖广总督毕沅的身后清算，便发生于这一背景之下。
只不过，嘉庆帝一开始还是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他认为造成白莲教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主要原因是个别地方大员的懈怠，可平叛战争拖长了，他才缓慢地意识到，真正原因可能是清廷过去在地方控制上的失序与无力所积累下的重疾。
终于，到了1805年，波及川楚等五省的白莲教起义被镇压下去，清廷似能喘口气了。
本来，嘉庆皇帝上台后扳倒和珅，似乎朝野为之振奋。但嘉庆皇帝的龙座还未坐稳，就疲于应付白莲教起义，折腾数年，不仅让人看出来康乾盛世内部的腐朽，更让人对于康乾盛世的继承者嘉庆本人略感失望。
作为一国之君，嘉庆皇帝可能意识到了白莲教叛乱所揭示的帝国统治深层次问题，但是，由平定叛乱所带来的支出两亿多两白银的财政重负，让其权衡之后，选择了将问题暂时束之高阁。
结果，大清再一次为自己回避社会痼疾的决定付出了代价，白莲教众的起义被镇压后仅仅十年的功夫，天理教又在中原地区活跃起来，这一次，叛军不但继续像以往攻打府县，还把火烧到了紫禁城内。
白莲教起义所暴露的清朝地方统治上的缺陷，并没有因为白莲教众的失败而消弭，反而愈演愈烈了。
这个问题，还将继续折磨着已经日落西山的帝国，直到19世纪50年代，迎来他的巅峰——太平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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