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贤臣,远小人”是诸葛亮《出师表》中非常著名的一句话,也是诸葛亮对刘禅最好的一句忠告。可惜刘禅并没有分辨贤臣和小人的能力,导致最后宠信黄皓,使得蜀汉内部开始出现分裂。很多人好奇为什么诸葛亮不向刘禅明示,谁是贤臣,谁是小人,诸葛亮也不是神,他哪知道黄皓日后会成为祸害。所以诸葛亮只能拿汉朝的人物做例子,只是刘禅悟性实在有限,始终没办法领悟诸葛亮真正的意思。
《出师表》作为诸葛亮为数不多的传世文章,以真挚、诚恳、富有见地而流传至今。从中,我们不仅能读到一位贤臣对君主的谏言、一位长辈对晚辈的教导,也能读到一代名相对天下大势的分析和思考。
我们都知道,诸葛亮生活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而刘备、诸葛亮以汉室为正统,所以,在《出师表》中,诸葛亮也分析了汉朝衰亡的原因:“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这里的“先汉”即是西汉,“后汉”即是东汉。那么,诸葛亮这么说的原因是什么呢?
要弄懂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先搞明白诸葛亮所说的“贤臣”和“小人”都是指的哪些人。
做为传统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在诸葛亮看来,那些出身高贵,受到良好教育、品行高尚的士大夫们就是“贤臣”;相对的,那些出身低微、并非经过正常选拔途径上来的、只是凭借皇帝宠信而得势的人,便是“小人”。
具体到两汉,“贤臣”就是以诸葛亮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小人”则是以外戚和宦官为代表的“佞幸”之人。那么,同为天子,为什么东汉的皇帝就那么喜欢亲近“小人”呢?
两汉:“物极必反”效应
西汉初期,包括文帝、景帝时代,是“贤臣”最多的一段时期。此时,与高祖刘邦一同打天下的功臣众多,他们都是出身底层、通过建功立业而起家的“贤达之人”。因此,无论能力还是品德,都称得上是“贤臣”。对于国家,他们的责任心和荣誉感甚至超过了同时的皇帝(毕竟是自己打下的天下)。所以说,西汉的整个大趋势是向上走的。
至汉武帝时,高祖时期的功臣皆已故去,社会上的豪族尚未形成势力,故武帝可以从民间选拔各类人才为己所用。张汤、桑弘羊就是其中的代表,特别是后者,更被武帝委以托孤重任。而且这部分人由于没有强大的社会背景,功名利禄皆来自于皇帝的赏识,故其对皇帝的忠诚度可谓“死命”。皇帝对他们也十分放心,所以君臣之情就显得其乐融融,给人一种“明君贤臣”的印象。
而东汉的两大“小人”之一的外戚,在此时也开始“抬头”。不过,幸运的是,西汉的外戚们,无论是品德还是能力,似乎要比后世的外戚强得多,甚至还有卫青、霍去病这种凭外戚身份起家却能建功立业而流芳百世的“异类”。即便是争议颇多的霍光,乃至导致西汉灭亡的王莽,也绝非一无是处,最多算是“毁誉参半”。因此,在这一点上,西汉要“幸运”得多。
到了东汉,开国功臣和他们的后人都已故去了好几代,而继位的皇帝大多年幼甚至有的还在襁褓之中,所以,“外戚辅政”渐渐成了惯例。但同时,由于这二者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他们也存在冲突;特别是外戚经常会与成年后的皇帝产生权力上的冲突,这时候后者又会扶植宦官来对抗前者。如此循环,皇帝身边就常常显得“小人”环伺。
由于这两种人都不是通过正常的官员选拔途径取得权力,其治国理政的能力本就低下;并且其所代表的利益和目的都带有皇帝的“私人“性质,所以其行使权力的动机和出发点都是争权夺利,而非“治国平天下”。 “德不配位”者成了“祸国殃民”之人,故东汉一朝的国家治理水平每况愈下。在士大夫看来,外戚和宦官便是其中的“罪魁祸首”。
其实,无论是外戚还是宦官,把他们定义为“小人”的都是士大夫。或者说,在东汉时,话语权掌握在士族知识分子手中。在这一点上,连皇帝也无可奈何。
士族的进击与皇帝的反抗
士族,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建立伊始。光武帝刘秀起家最早所依赖的正是老家南阳的几大豪族,而这些豪族也是士族的雏形。这些豪族与皇帝的关系,类似于“合伙人”或“投资人”。忌于这些人强大的势力和背景,皇帝不得不给予他们一部分特权。起初,这些特权只是经济上的,但后来经“察举制”由经济上的特权进而在官员选拔任用上也形成了强大的话语权,直至垄断了官员的选拔任用。由是掌握了政治、文化的话语权。他们的后代无一不是身居高位者,而这种地位的取得则是来自于出身而非皇帝的赏识。因此,对于皇权,他们很难说有多高的敬畏。
发展到后来,朝廷和地方遍布世家大族和他们的门生故吏,而他们也在皇权之外形成了一股势力,并且相对独立于皇权。这种现象必然会引起皇帝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如果不想被制约,便只能依靠身边的亲近之人,即外戚和宦官(准确地说,是只有宦官。因为宦官的生死荣辱皆取决于皇帝的个人好恶)。因此,东汉时外戚和宦官才会屡屡得势。
所以,东汉的皇帝并不是天然地喜欢“小人”,或者说,外戚和宦官并没有说的那么“坏”。更多时候,这是“皇权不振”带来的必然结果:士族门阀的壮大俨然成“尾大不掉”之势,与之而来的便是皇权的“萎靡”;为夺回权力,消除士族门阀的影响力,皇帝必然会找到自己的“代言人”。这时,以外戚和宦官为代表的“小人”就被推到了前台。
贤臣与小人:屁股决定脑袋
说了这么多,其实可以总结成一句话:贤臣和小人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
当士族面对来自皇权的反抗时,会进一步强化自己“以天下为己任”的形象,表明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为公”;而实际上,却是在与皇帝争夺政治权利,并且,他们将自己的行为都冠之以“天下”的名义,就使得皇帝所依靠的外戚和宦官的行为变成了“为私”(这也是为什么宦官被称为皇帝的“家臣”);加之掌握了话语权,后者在历史中便被还原为了“小人”。
但实际上,外戚和宦官并不天然与士族存在权力上的冲突,而是背后的皇权与士族存在冲突。因此,贤臣是否真的“贤”,小人是否真的“恶”,根本还是要看他们处的立场和代表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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