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是一个现代化的词语,用来形容经济上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对于社会的危害其实还是很大的,如果不采取一些手段的话,最终会造成经济的崩溃。而这种事情,其实在中国古代也是有的,而且还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很多人在探讨,为什么元朝最终会灭亡,其实通货膨胀就是一个很大的因素,为什么这么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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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年),当蒙古军攻占南宋首都临安(杭州)时,忽必烈明白,已经成立五年的大元帝国(1271年成立),终于可以挺过第一次通胀危机了。
作为一部不断扩张的军事机器,蒙古帝国同时也是人类史上一个早熟的纸币帝国,就在成吉思汗生命的最后一年,1227年,蒙古帝国在学习宋朝和金朝的基础上,开始发行了一种名为“会子”的纸币。
就在攻占南宋的这一年(1276年),蒙古帝国的纸币发行也已经走到了第49个年头,此时,由于没有什么经济基础,几乎完全是靠着对外扩张和野蛮掠夺,来支持滥发纸币、扩张军费的蒙古帝国,已经危机隐现。
如果不能征服南宋,忽必烈明白,大元和整个蒙古帝国的日子将难以持续。
与其他中华帝国更多是以金、银、铜等金属货币,作为国家主流通行货币不同,蒙古帝国和元朝却是自始至终,都以纸币作为国家的主流通行货币,并只有在后期才少量发行了部分铜钱,作为辅助货币进行流通。
尽管在1234年就已灭掉了在中国北方的金朝,但蒙古帝国征服南宋的战争却花了四十多年,而金朝在灭亡前也是由于滥发纸币、导致严重通货膨胀的亡国教训,对蒙古人也是一种近在眼前的提醒,他们明白,灭宋战争再拖延下去,依靠滥发纸币来支撑战争的蒙古帝国,迟早也会被拖垮,所以,他们迫切渴望尽快结束这场战争。
此前,忽必烈在上位第一年的中统元年(1260年),大元境内的纸币发行量为7.34万绽,然而为了支撑持续的灭宋战争,到南宋被灭亡前,大元境内的纸币发行量已经急剧提升到了141.9万绽,在中国北方的原来金朝统治区,此前由于金朝统治者滥发纸币,人民生活原本就已困苦不堪,而忽必烈继续滥发纸币的行为,更是将大元的扩张战争有拖向深渊的走向。
所以,当1276年,南宋太皇太后谢道清决定带着5岁的宋恭帝投降时,听到消息的忽必烈难免狂喜怒放,因为他明白,富庶的南宋帝国,将足以拯救由于滥发纸币、已经陷入通胀危机的大元帝国。
在13世纪,南宋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富庶的帝国,这个8000多万人口的南宋帝国此后带来的赋税,和首都临安的大量金银财物储备,让疯狂掠夺、满载而归的大元帝国赚得盆满钵满,从而挺过了由于货币超发引发的第一次大规模通货膨胀。
历史记载,当1276年南宋皇室和全部府库财宝,被押送出临安城前往北方时,临安人亲眼目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却不罢市,照常经商。
在老百姓看来,王朝更替好像跟他们关系不大。
但持续疯狂印钞的蒙古人逐渐会让他们明白,这事儿,其实关系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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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让13世纪的欧亚人民为之震撼、战栗的帝国,蒙古帝国在忽必烈时期,开始分裂成为中国元朝、金帐汗国、伊利汗国、察合台汗国等四大独立系统,而作为一个扩张性的帝国,元朝在97年的历史中(1271-1368年),有75年是在扩张战争中度过,堪称一个不折不扣的“战争机器”。
在1276年灭亡南宋后,元朝又历时三年,最终在1279年的崖山之战中,彻底消灭了南宋的残余抵抗势力。随后,元朝又继续对外扩张,但在出征日本、越南、缅甸和爪哇等诸国的战争中,元朝却屡遭失利。
对于蒙古人来说,高强度的扩张战争所产生的巨额军费,是依靠滥发纸币来维持的,而一旦无法顺利征服战争指向国,和获得巨额战利品来抵销军费,那么这种滥发纸币引发的财政危机,也势必将反噬帝国的经济。
此前,蒙古帝国之所以能顺利地接连消灭西辽、西夏、花剌子模和金朝等国家,是因为蒙古帝国的铁蹄都所向披靡,这使得他们在不断的扩张战争中,得以通过对战败国的残酷掠夺,从而不断平衡掉滥发的纸币和巨额的财政赤字。
但一旦扩张战争无法取胜,那么依靠滥发纸币来支持国家运转的扩张型财政,也势必将无法持续。
因此,与其他帝国在大规模战争后推行“休养生息”不同,通过战争和掠夺来不断反哺帝国的大元,始终存在着巨额军费问题,仅仅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在北征叛乱和南下进攻缅甸蒲甘王朝的战争中,大元帝国这一年的军费开支就高达至少50万绽之多,而这,相当于唐朝最为盛世的天宝年间全国年税收的整整10倍之多。
由于平定南宋后的其他扩张战争多数进展不利,这就使得依靠“滥发纸币支持战争,通过战争掠夺来平衡财政赤字”的大元帝国,它的战争逻辑已经进展不下去了,在此情况下,从忽必烈后期开始,元朝的通货膨胀问题,开始愈演愈烈。
在元朝成立初期,元朝政府还注意控制纸币的发行数量,但随着扩张战争的不断进行,到了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九年(1282年),王恽就在谈论元朝的钞法时指出,元朝当时的物价在彻底征服南宋后仅仅三年,物价就已经上涨了10倍之多。
尽管国家从成立初期,就面临着巨大的财政亏空和严重的通货膨胀,但来自草原的元朝统治者并不以为然,这个直接从游牧文明进入农耕文明,和从奴隶经济一下子跨越到封建经济的草原帝国,却希望建立起一套一直到工业文明时代才通行全球的货币经济,通过滥发纸币,元朝统治者们以为,任何财政问题,都不是什么难事。
到了忽必烈的孙子元成宗铁穆耳执政时期(1295-1307年),元朝国库残存的少得可怜的93.7万两白银,这些本来是要用作纸币发行准备金的元朝压仓宝,也被忽必烈的孙子拿来挥霍掉了。
在征服南宋以后,由于其他扩张战争频频受挫,这就使得严重依靠战争掠夺的元朝财政收支持续入不敷出,尽管如此,统治者骄奢浪费的毛病却始终改不掉:当时,仅仅元文宗(1304-1332)在元大都(北京)皇宫中所豢养的狮子老鹰等珍禽异兽,一年吃掉的肉就要花费1万多绽纸币,而当时元朝国库每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才300多万绽。
元朝天历二年(1329年),当时元廷赏赐宫中卫士13000人每人4000贯纸币,共计5200万贯,仅仅这一次赏赐,就相当于宋朝初年全国三年的财政开支。
在这种严重的挥霍浪费中,面对巨额财政窟窿早已无法兜底的元朝政府,只好通过疯狂印钞来解决财政赤字问题,而早在元世祖忽必烈统治的至元年间(1264-1294年),元朝财政开支的90%以上,就必须要依靠滥发纸币来支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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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历代王朝覆灭,都与财政危机有着密切关系,但与此前的其他朝代相比,元朝的财政危机非常特殊。
此前,历代中华帝国的财政收入,无论是汉唐还是两宋,来源主体都是农业税和人头税,并且以征收实物为主。但与此迥然不同的是,作为游牧部落出身的元朝,从来没有重视过农业税,元朝自始至终的财政收入,都是以货币形式的商业税为主,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依靠盐税。
当时,元朝依靠国家垄断盐业经营,最高时可以获得每年760万绽的纸钞收入,而盐税收入,也占到了元朝财政收入的大约80%。
为了保证收入,元朝出台了“食盐法”,即按照居民人口数(或户数)强制分摊盐额,并按额征收盐税。
盐是必需品,但盐价却节节高涨已经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对此史书记载说,当时陕西地区虽然连年丰收,但是老百姓“粜终岁之粮,不酬一引(盐)之价。缓则输息而借贷,急则典鬻妻子。”
即使是在连续丰收的年份,面对元朝强迫性的高额盐税,老百姓都只能被迫去借高利贷,有的甚至只能通过贩卖妻儿子女,来缴纳国家盐税以满足朝廷征缴。
不仅是盐价高企,到了元朝末年,由于滥发纸币导致巨额通货膨胀,当时米价相比元朝刚刚征服南宋初期,更是上涨了六、七万倍之多,由于纸币严重贬值,当时民间交易买个小东西,也必须用车子载着一堆纸币去买。
货币贬值到了这个地步,人民已经无法生活,纸币也基本失去了流通功能,在此情况下,元朝纸币也基本成了一堆废纸,老百姓被迫回到原始经济社会,进入实物交易状态。
当时,由于元朝国家发行的纸币已经完全失去信誉,民间很多商铺甚至被迫用竹签等工具自己发行代用货币,以进行简单的邻里交易,在这种状况下,整个元朝社会的商品生产也日渐萎缩,最终,整个元朝的纸币制度在运行九十多年后,逐渐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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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每当一种货币贬值混乱,元朝就会发行另外一种新货币来取而代之,元朝在其97年历史中,共发行了中统钞、至元钞、至大钞、至正钞等四种货币,结果就是货币越发越乱,币值越来越低。
面对纸币贬值成为废纸的局面,元朝政府除了继续强迫人民使用纸币外,税负也大幅提高了二十多倍以满足财政开支。
至此,元朝财政已经进入了一个死局,就是滥发纸币导致严重通胀,严重通胀又迫使朝廷继续滥发纸币,这种无法解套的死循环,最终将元朝子民逼上了绝路。
在严重通胀的情况下,当时元朝境内的百姓即使是在丰收时节都难以过活,更遑论遇上天灾的背景,到了元朝末年,持续不断的洪水、旱灾、饥荒接连袭来,以致人民大量死亡和逃亡迁徙,已经到了“朝不保夕,暮不敢保晨”的地步。
在此情况下,私盐贩子率先揭竿而起。
历朝历代,盐业动乱,向来是政.权.动.荡的一大导火索,例如唐朝末年的黄巢就是私盐贩子出身,到了元朝末年,由于政府强迫性的盐价剧烈飙涨,价格较低的私盐和私盐贩子开始趁机崛起,而在反抗元朝政.府的过程中,私盐贩子出身的方国珍、张士诚成了此中的代表人物。
从唐朝后期开始,为了接近作为财赋中心的江南,中国的首都从长安一路东移到洛阳、开封,然后随着南宋南迁到临安(杭州),元朝建立后,帝国首都又搬迁到了大都(北京),为了解决首都庞大人口的物资供应问题,元朝政府只能依靠京杭大运河和海运来解决北方的物资供应问题。
但由于滥发纸币、物价飙涨,而元朝政府支付的海运运费根本无法覆盖成本,“物价愈翔,不敷其用”。在此情况下,至正八年(1348年),在浙江东部的私盐贩子方国珍带头下,海运工人也一哄而起,跟随着方国珍的势力一起抢劫元朝的海运物资。
由于海运被切断,大元帝国的生命线也岌岌可危,元朝不得已,只好招降方国珍,但方国珍则反复无常,一会儿降,一会儿叛,致使元朝的海上运输生命线时断时续,最终彻底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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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祸最怕叠加天灾,到了元顺帝十一年(1351年),黄河在开封一带决堤,夺淮入海,并且切断了大元帝国除了海运外,另外一条最重要的生命线——京杭大运河,至此,已经几乎完全无法接收南方财赋的大元帝国,已经进入了濒死状态。
为了打通帝国的生命线,元朝宰相脱脱于是命令水利学家贾鲁为总指挥,并强行征发河南、山东、河北、江苏、安徽等十三路军民共计17万人治理黄河,最终在五个月时间内,通过开凿280里新河道,使黄河得以重新舍弃淮河入海。
尽管贾鲁成功治理黄河,但是由于此次治河工程工期紧、人数众,且元朝政府只能继续滥发纸币来支付工资,这就使得聚集起来的17万军民,逐渐酝酿成了动.乱的导火索。
就在治河工程进行时,信奉白莲教的韩山童和刘福通一起,到处散播“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民谣,同时在河道中埋设一石人,背刻“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字样,等到石人被挖出后,韩山童和刘福通随即趁着人心浮动,在河南颍州发动起义。
自此,由韩山童和刘福通等人领导的红巾军在北方大规模兴起,而大元帝国的两条生命线:海运和京杭大运河,也在方国珍和红巾军的不断攻击骚扰下,最终濒于崩溃。
此时,大元帝国也已烽烟四起,就在红巾军在北方起义的第二年,1352年,徐寿辉、郭子兴、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也在方国珍之后,在南方相继割据称雄,而大元帝国名为货币改革的滥发纸币行为,则加速了这些起义的崛起。
对此,元朝末年的民谣是这样传唱的:“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而追究元朝末年变乱的根源,元朝多次“变钞”和滥发纸币、掠夺民间财富的行为,无疑是开启动荡局面的重中之重。
这个人类史上早产的纸钞帝国,最终随着朱元璋陆续平定天下和1368年明朝的建立而濒于灭亡,1368年同年,明将徐达率军攻破北京,随后,元顺帝带着元廷的残余势力仓皇北逃,临走前他对臣子们说:“我岂能再做宋徽宗和宋钦宗!”(今日岂可复作徽、钦!)
此后,元廷退居漠北,史称北元。到1402年,元臣鬼力赤篡夺政权建立鞑靼,北元至此灭亡。
而追究这场元朝末年的天下之变,大元帝国的战争逻辑,和由纸币滥发引发的通货膨胀与人心尽丧,无疑是大元帝国覆灭的直接原因,对此,元顺帝在仓惶北逃南顾的时候,又不知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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