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可以说是历史上一次非常有名的盛世了，唐朝初期李世民创立的一个盛世时代，成了后世无数人非常向往的一个时期。不过，所谓的盛世到底是什么样子，却从来没有人见到过，而关于贞观之治，却有不少人认为这是一次假的盛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说贞观之治是虚假的盛世，唐朝当时的国力情况究竟是怎样呢?
贞观之治是唐朝初年唐太宗在位期间出现的清明政治，经济复苏，文化繁荣的治世局面。
唐太宗继承唐高祖制定的尊祖崇道国策，并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运用道家思想治国平天下。唐太宗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广开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克制，虚心纳谏;并采取了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并大力平定外患，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疆，最终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因其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 ，故史称“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为后来全盛的开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
“贞观之治”，是令中国人永世怀想的一个伟大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人民安居乐业，歌舞升平，皇帝温良慈善，百官恪尽职守，米缸里装的是吃不完的小米，田地里生长着绿油油的蔬菜……总之，这样一个近乎于传说中的美好时代，是由唐太宗李世民一手创造出来的所以他在中国皇帝排行榜上，理直气壮地占据了首位。但这一切，却只不过是一个骗局。
隋文帝初登基时全国人口400万户，隋炀帝登基时已达890万户，以一户6口计，全国人口不下5000万，这个数字大约直到唐玄宗时才达到。隋开皇九年已垦田地1944万顷，大业中期已垦田地5585万顷。但唐天宝十四年才垦田地1430万顷。隋炀帝登基时就有890万户，而唐太宗直到驾崩才有380万户，国力差距可以想见。
隋朝时政府在各地都修建了许多粮仓，其中著名的有兴洛仓、回洛仓、常平仓、黎阳仓、广通仓等。存储粮食皆在百万石以上。贞观十一年，监察御史马周对唐太宗李世民说：“隋家储洛口，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隋朝已灭亡了20年，隋文帝已经死了33年，可那时的粮食布帛还未用完。1969年在洛阳发现了一座隋朝粮仓——含嘉仓遗址。面积达45万多平方米，内探出259个粮窖。其中有一个粮窖还留有已经炭化的谷子50万斤。由此可见隋朝的富裕与强盛。
纵观历史，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隋唐更替，其间的战争使人口减少约2000万以上，战争结束，人少地多，人心思安，这是“贞观之治”产生的最重要原因;其次，隋开创了大运河以及科举，大运河的劳民导致隋灭亡，但这些却促成了“贞观之治”的产生。开创大运河，利在当时，功在千秋。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纵然是真的有什么“贞观之治”，那也是隋朝的功劳。
到了唐高宗李治的时候，忽然有一天，李治心血来潮，问户部尚书高履行：去年全国增加了多少人口?
高履行回答说：去年的人口增长，同往年一样，还是15万户。
李治又问：那咱们国家，现在有多少人口呢?
高履行道：380万户。
李治掐指一算：嗯，现在有380万户，贞观之治一共是23年，每年人口增长15万户，23年的增长人口数目就是360万户……不对啊。难道贞观之治刚刚开始的时候，人口总数不过是20万户?
高履行道：反正也差不了多少。
李治有点醒过神来了：大隋开皇年间，有多少人口啊?
高履行回答：当时的户口总数，是870万户。
李治大惊：你是说隋唐改朝换代时，把全国人口几乎杀光了吗?李治寻思了半天，又问道：那隋开皇时，生产的粮食有多少?
高履行道：当时的粮食，足够870万户吃50年。
李治大惊：当时有这么高的生产力吗……我明白了，贞观之治，就是带着不足十分之一的人口，狂吃人家足够50年吃的粮食……
关于这段对话，在《资治通鉴》中写得明明白白，即使我们把这段话打上八成的折扣，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隋唐之战，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是恐怖到了极点——天底下的老百姓，几乎要被赶尽杀绝了，余下来的人口，尚不足大隋开皇年间的十分之一。而大隋时代抓革命，促生产，生产出来的足够全天下人食用50年之久的粮食，就构成了李世民贞观之治的经济基础。
退一万步说，就算是大唐贞观年间的人口并没有少到如此恐怖的程度，那也不可能达到隋开皇年间的50%，而这就意味着，隋帝国时代已经为他们准备了足足100年的粮食。
总而言之，史家通过这段记载，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秘密：“贞观之治”与李世民没太大关系，任何人，哪怕是让隋炀帝再回来，也同样会在如此稀少的人口基础之上，坐享“之治”的社会福利。
长久以来，“贞观之治”深入人心，人们都认为那是个富强的、国力鼎盛的时代。相比之下，隋炀帝的统治在人们的心目中总是与“开凿大运河”、“征伐高丽”、“江南巡幸”、“民不聊生”、“农民起义”相联系在一起。因此长久以来，人们将隋炀帝描述为昏君暴君，鲜为人知的是隋炀帝的亡国是“极盛而衰”，并非常见的“积重难返”，他统治时期的富强程度是唐太宗统治时望尘莫及的。当时还是晋王的杨广率军灭了南陈，隋朝进入了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周边局势稳定的新时期。到了大业五年，即公元609年，隋朝仓廪丰实，后人称赞说“隋氏之盛，极于此矣”。隋炀帝大业十多年间的富强程度，唐朝竟要花费了一百年的时间，历经了太宗、高宗、武则天等，直到唐玄宗开元年间才能够重新超越。
相比起隋朝大业年间，唐太宗的贞观时期似乎远非一个“黄金时代”。隋炀帝时期的富强令唐太宗艳羡不已，以至于大业年间的各项经济指标成了他心目中的“标尺”。史料中记载太宗多次向臣下询问：本朝比起大业年间如何?魏征等大臣也常常诚实地回答他“度长计大，曾何等级?”这意思就是说简直不成比例。隋炀帝大业年间的富强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隋炀帝为国家积攒了大量的财富，所以他才不遗余力开凿大运河，一时引起千夫所指。但他开凿的大运河泽被后世，沿用至今;他召开的外国酋长大会气势恢宏;他对突厥的威慑、对吐谷浑的进攻彰显了隋的国威，一切看起来是那样符合人们心目中一个伟大帝国的形象。当他对高丽发动进攻的时候，百万大军从洛阳出发，四十天方走出洛阳城，旌旗绵亘千里，隋王朝的富强可谓前无古人。可是月盈则蚀，盛极而衰，当两百多万民夫夜以继日在皮鞭催促下为前线运粮之时，当山东民夫站在齐腰深的海水里为军队制造战舰以致下身溃烂生蛆之时，这种富强就势必如过眼烟云随风而去。
当然，唐太宗自有自己的价值观念，他的成功就在于他通过一系列举措使得人民群众相信他与他们有共同的价值观，使人民相信未来是充满希望的。他的纳谏，他的气度，他对人才的爱护，对司法的审慎，无疑都是他的价值观念的体现。唐太宗时期，国力并不十分强盛，老百姓的负担也不少，但是，唐太宗能够做到公平对待治下的每一个老百姓，让每一个老百姓都享受贞观盛世带来的利益。这就是当时百姓称赞“贞观之治”的原因，也是被千载传颂的根由。
但是，就一个帝王的眼光来说，历史上一代明君只能创造一朝的盛事，而千古明君才能打造千古的利益。唐太宗李世民创造出一朝的盛世却被称颂为千古明君，而隋炀帝打造出千古的利益，却被斥骂为千古昏君，不知道是什么观念遮住了人们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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