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是春秋四强国之一,在晋献公时期正式崛起,城濮之战大胜楚国,让晋国坐上中原霸主之位。其实仔细分析晋国,就会发现晋国在地理位置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物质来源相较于其他诸侯国来说更加充裕。哪怕是后来发生三家分晋,但三晋实力依然强劲,在战国时期还是非常强大的诸侯国。晋国被瓜分对当时的社会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并不是简单的将一个大国一分为三,而是对周天子制定的礼法制度都产生了动摇。
我们从小就经常受到这两句话的反复教育:“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华民族起源于黄河流域。”在此就要明确一点:“黄河流域”的范畴,要远比“黄河”更广袤。
说得再详细点,就是黄河中上游的某些支流,对华夏文明的诞生、发展产生的作用,远超过干流。 发源自太行山中部、流经今山西省中部到西南部地区、在山西西南注入黄河的汾河,就属于这类典型。汾河中下游两岸河谷盆地的自然条件极为优越,堪称孕育华夏民族的摇篮。晋西南的蒲坂(今永济)在上古时代是舜帝的治所,夏邑(今夏县)是负责治水的鲧部落和随后夏王朝的发源地。西周建国初年,周成王把同母弟姬虞封在晋南的唐(今翼城),这就是晋国的源头。
在整个西周和春秋时期,晋国的国都曾迁移到绛、曲沃、新绛等地,之间距离不远,都处在临汾河谷盆地。晋国的政权基础具有一些先天优势——国君是与周天子同血脉的姬姓,比秦、楚蛮夷要高贵;几百年的时间里虽然发生过多次政治斗争,但励精图治的国君也层出不穷;还有一点就是,晋国具有其他诸侯国不具备的优越自然条件。
概括一个文明发展所需的自然条件,无非是气候宜人、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等等随大流的泛泛之辞,这是任何文明发源地都必备的共性。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如果针对晋南这个地区,具体分析晋国的地理位置和领地内出产的资源,会发现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当地不仅物产丰富,有富余物资同外界进行交换,产生最原始的商品经济。
物资的相对充裕促成财富的积累,财产观念的形成又促使人类社会从原始氏族部落发展到有阶级分化的世袭封建国家。颇有盛名的“晋商”并非在明清两代才出现,早在春秋时期,居住在晋都绛邑的大富商就“能行诸侯之贿”,具备富可敌国的财力了。 在诸多有利因素的作用下,春秋晚期的晋国,其版图已经占据今天山西省的全部、河北省的大部分、河南省的中西部和陕西省的东部,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国,天下无出其右。春秋时期,晋国还是秦国向东发展的拦路石。
有个成语叫“秦晋之好”,典源来自于秦穆公与晋献公到晋文公三代四君之间的政治姻亲关系。“好”只是后人补上去的一厢情愿,两国的关系在此期间实在算不上多好,矛盾重重倒是真的。三百多年之后的战国时代,已经有头脑清醒的人士指出,“完璧归赵”的制造者蔺相如就在秦庭上当众打了秦昭襄王及其老祖宗秦穆公的脸:“秦自缪公以来二十余君,未尝有坚明约束者也!” 果不其然,晋文公一死,秦穆公就想趁机东进,派军队袭击郑国,与晋国邀战于崤山,惨遭失败,向东拓展的野心被暂时击碎了。
春秋中期开始,晋国国君公族日渐式微,权利被异姓世卿大夫逐渐把持。公族与异姓世卿这种权利的彼长此消,不是短期内通过激烈形式爆发的,而是经过长达两个世纪相对平缓的渐变(约公元前621 年—前403 年),在晋国国力基本未损的前提下,实现了寄生者对宿主的蚕食。公元前403 年,历经晋国异姓公卿之间残酷的吞并争斗,整合存留下来的韩、赵、魏三家世卿被周威烈王封为侯,即“三家分晋”。这三家也因此被称为“三晋”。有后世史家就以这一事件作为春秋和战国的分割点。
晋国的家底太雄厚了,尽管被三晋瓜分且各自的实力还不弱。三晋中,韩、魏所处的位置堪称优越——魏国第一个都城安邑,就是夏朝的国都夏邑,也是晋国的核心地区;魏国东迁后第二都城大梁(今开封)和韩国的南部领土,曾经是商朝的统治中心地带;两国中间又夹着东周天子的雒邑。魏、韩两国是当时华夏文明的中心,名副其实的“中国”。相比之下,赵国就属于偏远地带,因此,赵国初期的国君急不可耐地把都城从晋阳迁到华北平原南部、黄河北岸的中牟。 三晋的初代君主都是从公卿斗争中一路摸爬滚打过来的,政治素养都相对成熟老练,没有庸主。区别于其他老牌诸侯国,他们的贵族身份原出自晋国世卿,政治资历低,更容易放下身段;三晋建国历史短暂,政权结构就相对简单,来自老树盘根一般的权势贵族的政治积弊较少。因此,三晋在战国初年的表现非常抢眼。
三只鬣狗分食野猪余温尚存的肥壮尸体,原则不碍乎两条——“肉次肉好,肉多肉少”,他们在分食晋国的同时,还积极向外拓展。如果把公元前370 年三晋的领土合在一起,比原来晋国的版图又膨胀了,分割和扩张的势态大致如下:
(一)韩国分到了河内郡、上党郡东部、河东郡东南部和靠近周室雒邑的周边地区,又和魏国一起向南蚕食楚国、郑国和东周王室在雒邑周边的领地,把楚国的势力从黄河岸边向南一直驱逐到汉水流域,随后又在魏国的策应下攻灭郑国,迁都新郑,设立三川郡、颍川郡和南阳郡。韩国国土大致是今天山西省的东南部、河南省的中西部,领土开发成熟,人口密集,但领地促狭,被夹在魏、楚、秦三国中间。
(二)山西晋中、晋北,华北平原都是赵国的领土,面积大,但相对偏远,版图内混杂着好几支游牧民族势力,还有中山这么一个肿瘤似的国中之国,赵国最初的几代国君急于向中原发展,在中山国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就迁都中牟,向南进攻位于华北平原南部的卫国。此举引发魏国的警惕,作为原晋国公卿,赵魏两家在战国初年的扩展中产生冲突,最先翻脸,兵戎相见。
(三)魏国的领土是原来晋国在汾河流域下游的核心地区,在此设立河东郡,此外还有部分河内郡、上党地区的西部、崤山以西的西河郡(今天河南三门峡以西到陕西大荔临潼一带的关中秦川东部平原)、黄河以西的上郡(陕北东部)和河南中东部的汝南郡、上蔡郡。魏国版图广阔,地域富庶,人口众多,凭借从晋国继承下来的丰厚家底和李悝、吴起一干文武君臣的悉心调治,西击秦东压宋、北阻赵南伐楚,四面出击还皆有收获,成为战国初期的头号强国。不足的是,领土过于散碎,魏韩两国的领土星罗棋布,互相交错接连,不利于强化统治。 三家分晋,还预示了社会思想和道德体系的转变。春秋中晚期到战国初期这段时期,社会哲学思想和价值体系发生了剧烈扭转。新的处世哲学和治世理念,否定、抛弃了周朝的贵族礼法制度和封建制度,开始向法家大行其道、尝试加强中央集权的模式发展。
本文摘自《战争事典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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