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到1918年期间的一次世界大战，这是一场惨烈的战战争。这场战争不仅仅伤亡数字巨大，同时也损失了海量的财产，而且还从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结构等方方面面影响着人类世界大发展。德国是一战时期的战败国，为此德国也耗尽了元气，帝制也走到了尽头，受到的惩罚更是苛刻。
殖民地全部被剥夺，失去了阿尔萨斯和洛林，欠下巨额外债。在一战的阴霾笼罩下，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德国的工业生产水平倒退至1896年。新生的魏玛共和国面对复杂的国内、国际局势，再加上左翼和右翼的攻击，在政治经济危机前显得束手无策。
在德国经济与社会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极端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人种族主义势力开始变强，社会层面的政治分歧和冲突也开始升级，而这一切，魏玛政府都无力控制，民主政体的缺陷彻底暴露。
着这样的情况下，德国开始寻求出路。德国经历了魏玛共和国后，跌落到法西斯主义的泥沼中。1933年纳粹势力取得政权，在一战爆发的25年后，将世界各国人民拉入战火之中。
一战后，德国为何能迅速崛起，为何会彻底走向法西斯?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稳定和凝聚力是发展经济、提升国力的先决条件。德国是以日耳曼人为绝对主体的国家，各民族间没有明显的族群差异，19世纪德国实现国家的统一，也是依靠日耳曼民族的情感纽带。德国民族较为单一，血缘和文化都较为和谐，民族矛盾并不大。因此，德国由来已久的普鲁士精神较为容易的在民众中形成国家凝聚力和认同感，为军国主义提供成长的空间。
普鲁士的前身是条顿骑士团，它是军国主义的发源地，也是战争的策源地。普鲁士在崛起途中，展示出他的力量;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普鲁士王朝用战争的方式完成德国的统一，从此开始，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渗透全德。
在一定程度上讲，德国在“一战”后选择共和制，并不是民众的民主意识的选择，而是因帝制坍塌后效仿西方强国政体的无奈选择。从内部而言，魏玛政府无法干预经济，压制社会动荡;从外部来说，魏玛政府无力对抗以法国为首的外部压制，种种因素决定了，新兴的民主政府无法让德国走向强大。
德国民众在经济崩溃、民生凋敝的情况下，选择了极端国家民族主义，希望纳粹党能带领他们走出困境。
一战后，同盟国没有给德国恢复生机的机会，他们瓜分完德国的海外殖民地，处罚德国巨额的赔款，防止德国变强威胁自身安全。
德国的家底已经被战争掏空，资源被强制缩小，还要支付巨额赔款。在这样的情况下，民主与和平是不现实的，孕育出的是欧洲新的动荡和灾难。因为极端的压榨在德国民众心里，埋下了复仇的种子。德国用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激发民众因极端破坏以及遭受外部压迫的愤怒，将这种愤怒转化为国家发展经济以及对外反击的精神动力。而国家民族主义的极端表现形式就是法西斯主义，希特勒利用德国民众对《凡尔赛和约》的仇恨和经济危机爆发的时机，将民族主义演变为纳粹主义。
纳粹主义强调极端中央集权，强调民族和国家利益凌驾于一切。煽动民众的国家民族情结，在德国面临外敌打压的局势下，增强德国与列强对抗的能力。
再则，纳粹党宣扬的种族优越论，主张回归德意志民族的传统，找回德意志民族的尊严极大的吸引了德国民众。这种主张对战败的德国民族，特别是对饱受经济危机、渴望改变困境的底层德国民众而言有着极大的诱惑。
1929年10月经济大危机爆发。德国本身就背负着巨额的赔款，再加上此次经济危机的影响，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国内失业率不断攀高，工业产量下降，工业危机导致金融危机，对外贸易减量，种种危机激化了阶级矛盾。
新兴的魏玛共和国却无力解决社会经济危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整合资源，组织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大规模的生产生活和经济建设，提升经济，重整国家。而魏玛共和国是战后的民主实验政体，不能像帝制那样进行政治集权，这就注定了其有限的权力，无法干预经济，无法压制社会动荡，无法抵抗外部压力，无法挽救德国。
德国迫于生存的压力，只能另寻他路。这就让德国民众放弃政治自由，国家用极端集权的方式集中国家资源进行生产。政治集权的组织力强于民主共和政体，但这会让民众放弃一点自身的政治自由和个人权利，但在严重的经济危机面前，民众能接受这些牺牲，来换取更好的生活。
集权的途径有两种，一是如俄国一样发动无产阶级斗争;二是接纳极端集权。不过阶级斗争并不是德国最好的选择，毕竟阶级斗争是要发动底层人民与资本家斗争，主张暴力革命，这对于社会而言具有颠覆性的破坏，而这样的结果不是德国能承受的。而纳粹的极端集权就不同，它是取别人家的米填饱自己的肚子，对社会内部的破坏远小于积极斗争。
这样两相比较，纳粹党宣扬的极端集权也就得到更多民众的支持。再加上，希特勒上台初期，一一兑现了在竞选时的承诺，这加深了德国民众对纳粹党的信任。
随着德国在纳粹党领导下出现的“经济奇迹”，民众对希特勒的崇拜风靡全国。希特勒为什么能得到国民的拥戴，是什么样的原因在背后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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