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20日中午，在位于东普鲁士拉斯登堡与波兰城市肯特森之间的格罗德小镇附近的一片茂密树林中，希特勒正与几位将军在代号为“狼穴”的统帅部会议室当中召开军事会议。中午12时42分，突如其来的一声巨响，浓烟滚滚。安放这颗炸弹的密谋集团骨干成员，时任德国国内后备军参谋长的施陶芬贝格上校在距离200米外的汽车旁边看到了会议室发生了大爆炸。当时的他认为希特勒肯定是命丧在了这起大爆炸之中，于是便立即跳上了汽车逃离了狼穴，返回了柏林。
1944年的7月，东线苏军开始反攻，西线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德国的失败已经无法避免。7月上旬，密谋集团就决定利用施陶芬贝格参加最高统帅部军事会议的机会，放置定时炸弹，将希特勒、戈林和希姆莱一齐炸死。但在7月11日和15日，施陶芬贝格都因为戈林和希姆莱没有出席而放弃了行动。
7月20日，施陶芬贝格刚抵达“狼穴”就接到通知，由于墨索里尼来访，所以会议从原定的13时提前到12时30分。因为会议时间提前，使施陶芬贝格原来充裕的准备时间一下子变得非常紧张，他赶紧找到一间房间取出炸弹。这是由英国制造的可塑炸弹，重量只有2磅，装有一根盛着酸性溶液的玻璃管，打破玻璃管后，酸性溶液只需10分钟即可腐蚀掉一根拉着撞针的铁丝，使撞针击发引信从而引爆炸弹。这种定时炸弹既没有定时装置机械转动的声音，也没有异样气味，是暗杀行动最理想的炸弹。
打破玻璃管对于常人来说，再简单不过了，但对于施陶芬贝格来说，却并不简单，因为他负过重伤，失去了左眼、右手和左手的两个手指，为了能用仅剩的左手三个手指完成这个动作，施陶芬贝格特意准备了一把适合自己手形的小钳子，进行了反复练习。但他刚刚完成第一枚炸弹的启爆程序就被人催促赶紧去开会，施陶芬贝格只好将这枚炸弹放进了公文包，将另外一枚没有来得及启动的炸弹交给副官哈夫登处理，然后走向了会议室——这时是12时32分，也就是说炸弹将在十分钟后爆炸。少了一枚炸弹，爆炸威力减少了一半，这是希特勒能够逃过一劫的第一个原因。
由于天气炎热，所以这次会议没有在地下隐蔽部的房间举行，而是临时改在地面上的一间木头大房子里，房间长约12米，宽约5.5米。当年没有空调，所以只好将窗户全部打开。这样一来，会议室就等于是个半开放空间，大大削弱炸弹爆炸的威力，这也是希特勒没被炸死的第二个原因。
12时35分，施陶芬贝格走进会议室，会议已经开始了。屋子中间是个硕大而厚实的橡木桌子，上面铺满了地图，房间里有20多人，都围在桌子四周，而希特勒就站在桌子背对大门一侧的中央。施陶芬贝格走到希特勒身旁，将装有炸弹的公文包放在桌子下——炸弹距离希特勒只有1.8米!然后施陶芬贝格借口接听电话走出了会议室，来到大约200米外自己的汽车处，副官哈夫登正焦急地等着他，汽车的发动机一直都没有熄火。
施陶芬贝格刚走出会议室，陆军作战处副处长海因兹·勃兰特上校为了能看清桌上的地图而向桌子凑近，不料却被桌子下的公文包绊到，他见公文包实在碍事，便顺手把公文包推向桌子的里侧，这样一来，炸弹和希特勒之间就隔了一层厚实的橡木桌腿。所以，在炸弹爆炸的水平方向，有整块橡木板桌子腿相隔;垂直方向，因为希特勒当时大半个身子正趴在桌子上看地图，厚厚的桌面便成为了最好的隔离层。这张坚固厚实的橡木桌成为了希特勒没被炸死的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爆炸中，希特勒仅仅右腿烧伤，臀部擦伤，耳膜震破短时丧失听力，右臂轻伤。爆炸时会议室里共有24人，除了希特勒之外，有4人被炸死，5人被炸伤。在希特勒一生中，针对他的暗杀不下40次，而这次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
在密谋集团的计划里，暗杀希特勒是第一步，接下来就是利用德国国内后备军的“瓦尔基里”计划实施政变，然后和英美媾和来结束战争。“瓦尔基里”是北欧神话中的女战神，该计划是纳粹德国在战争后期制定的一项战略预案的代号，主要内容是德国国内的驻军在紧急情况下接管主要城市，实际上它是密谋集团制定的政变计划。
爆炸发生后，按照预定计划，密谋集团成员最高统帅部通讯处处长弗里茨·埃里希·菲尔基贝尔上将要通知在柏林的密谋集团，并切断“狼穴”和柏林的通讯联系。但当菲尔基贝尔看到希特勒被搀扶着走出会议室就彻底傻眼了，他知道应该通知柏林的密谋集团希特勒没有死，但发出的电报却相当含糊隐晦：“发生了可怕的事情。”接到电报的后备军副总司令弗里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上将实在搞不懂这封电报的真实意思，也不敢轻易采取行动，因此错过了最宝贵的时间。此后由于“狼穴”的通讯部门被武装党卫军接管，菲尔基贝尔就再也无法向柏林发出任何信息。
15时45分，施陶芬贝格的飞机在柏林朗斯多夫机场着陆，他一下飞机就给奥尔布里希特打电话，告诉他希特勒被炸死了，让他赶紧行动。接到施陶芬贝格的电话，奥尔布里希特才下令实施“瓦尔基里”，如果他能提早两小时发出命令，那么此时“狼穴”还在爆炸的惊魂未定之中，没意识到爆炸只是一场政变的序曲，也不会有什么应对措施，那么政变很有可能成功。
密谋集团领导人路德维格·贝克和埃尔温·冯·维兹勒本元帅都没能及时赶到政变总指挥部——位于柏林班德勒大街的陆军部大楼。从炸弹爆炸的12时42分到15时45分，几乎整整三个小时，密谋集团的所有人就在焦虑中等待，什么事情也没干!
16时，密谋集团成员、柏林驻军司令冯·哈斯将军终于下令出动部队占领政府机关。16时30分，施陶芬贝格赶到了陆军部大楼，几分钟前，密谋集团的领导人贝克也才刚刚到达，而维兹勒本到现在还没有赶到。施陶芬贝格确定希特勒被炸死了，奥尔布里希特则报告在“狼穴”的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刚刚来过电话，说希特勒只受了轻伤。施陶芬贝格坚持认为凯特尔在说慌，强调不论现在情况怎么样，都只能抓紧时间推翻纳粹政权。贝克同意他的看法，现在希特勒是死是活，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赶紧行动。16时45分密谋集团发布了戒严令，直到这时，密谋集团的政变行动才算真正开始。
冯·哈斯将军命令柏林卫戍营营长奥托·雷默尔少校立即封锁威廉街的各个政府部门，然后逮捕宣传部长戈培尔。雷默尔并不是密谋集团成员，照理不应该给他指派重要任务，但密谋集团认为他是一个只知服从的军人，而他指挥的柏林卫戍营是柏林地区最具战斗力的部队，所以只能用他了。
结果戈培尔用办公室直通“狼穴”的专线接通了希特勒的电话，雷默尔听出希特勒的声音，立即接受希特勒镇压叛乱的命令。雷默尔的效率可要比密谋集团高得多了，首先把部队从威廉街撤回来，然后占领柏林卫戍司令部，逮捕了哈斯，接着派出巡逻队阻挡任何向柏林进发的部队。
18时30分，德意志广播电台广播有人企图行刺希特勒，但已失败。这则广播无疑是最重要的转折点，虽然施陶芬贝格在15分钟后发出通报：刚才电台广播的公告是假的，希特勒已经死了。但却于事无补，在布拉格和维也纳的军官本来已经开始着手逮捕纳粹党头目，听到第一条广播后立即停止了行动。
20时20分，凯特尔在“狼穴”发出了元首大本营通告：希姆莱已被任命为后备军总司令，各部队只能服从他和希特勒本人所发的命令。施陶芬贝格的陆军部通报与广播公告和大本营通告相互矛盾，给各地都带来了不小的混乱和疑惑，原本同情甚至支持密谋集团的人从中感觉到了风向的转变，于是很多人又开始转向了。如担任西线德军总司令的克卢格元帅在和贝克通电话时，询问希特勒是否确定已死，贝克回答还不能确定，克卢格就立即拒绝了与密谋集团合作，从而将720政变可能成功的最后一丝希望彻底扼杀。
深夜，德意志广播电台发表了希特勒的广播演说，这对于密谋集团来说，简直是致命一击。很多正准备支持政变的军官都立即改变了立场，原先表示支持政变的一些部队陆续返回了军营，陆军部大楼被孤立了。
在陆军部大楼里的一些中下级军官，都看得出政变注定要失败了，他们决定以实际行动来表示自己的立场，以弗朗兹·赫尔伯中校和波多·冯·海德中校为首，偷偷从外面带进武器，和施陶芬贝格、哈夫登等人在大楼走廊展开了短暂而激烈的枪战，结果施陶芬贝格左臂中弹，他和贝克、霍普纳、奥尔布里希特、哈夫登等密谋集团成员随后都被逮捕，原来被软禁的后备军总司令埃里希·弗洛姆上将也被解救出来。他急于证明自己不是密谋集团的成员，马上下令将奥尔布里希特、施陶芬贝格、总参谋部的梅尔茨·冯·基尔海姆上校和哈夫登4人在陆军部大院里枪决。
贝克本想自杀，但他连开两枪都没能解决自己，最后还是一名上士为他补了一枪。午夜过后，希姆莱也赶到了柏林，他随即打电话给希特勒，报告叛乱已经被平定。在纳粹德国的历史上，这是仅有的一次政变，但是在短短的12小时内就被平息了。
希特勒的血腥报复随即开始，据不完全统计，有约1万人被关进集中营，约7000人被捕，至少有4980人被处死。施陶芬贝格等人的尸体被焚烧，骨灰被撒到柏林郊外的田野里，他的一家上自85岁的堂伯父下至3岁幼儿，都被关进了集中营。其他几个主要密谋集团成员的家属也都受到了牵连，维兹勒本等密谋集团的8名成员被用钢琴弦吊死在屠户的肉钩上。后备军总司令弗洛姆不但早已知情，而且还庇护了不少密谋集团的成员，他急不可待地处死了施陶芬贝格等人，杀人灭口的痕迹太过明显，导致没能洗脱自己，在1945年3月12日被处决。此外，名声显赫的克卢格元帅、隆美尔元帅也都因为与此次政变事件有染而被迫自杀。
纳粹德国又继续了9个月的战争，给德国人民带来了更深重的灾难。
如果刺杀希特勒成功，是否能提前结束战争?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即便刺杀希特勒成功，政变也未必会成功，因为密谋集团还缺乏广泛的民众基础。当时希特勒的威望还是相当之高，这也是为什么希特勒没死的消息传开后，很多同情、支持政变的人都犹豫动摇甚至干脆倒戈的原因。而且同盟国也并不支持密谋集团的政变，更不会改变对只接受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既定决策。
另外，如果刺杀希特勒成功的话，将会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背后一刀”的覆辙——一战结束后，德国右翼势力声称，德国失败并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后方革命对前线的背叛所造成的。刺杀和政变反而不利于德国彻底认清纳粹的罪恶，很多人会认为，如果希特勒活着的话，很有可能会力挽狂澜。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720事件的失败，最终使德国人民以最为惨重的代价彻底认清了纳粹法西斯的战争罪行。
争议最大的，就是以施陶芬贝格为代表的密谋集团到底是爱国还是叛国?二战结束很多年后，德国民众和舆论还认为720事件是军队内部的争斗。战后首任西德总理的阿登纳曾经坚决拒绝参与密谋集团的外交官科尔德进入内阁，因为他认为“政府雇员秘密参加抵抗运动等于是欺骗背叛了政府”。
直到60年代，还有一半以上的德国人把施陶芬贝格看成是叛国者，就连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也表示“不要把720事件的参与者看成英雄，因为他们破坏了德国人忠于职守的一贯传统”。
但在60年代之后情况发生了转变，德国民众逐渐地接受了这些人是反抗纳粹、拯救德国的英雄的观点。1990年德国统一后，国防部迁回了在柏林班德勒大街的陆军部大楼，为了纪念施陶芬贝格的义举，德国政府将国防部所在的班德勒大街改名为施陶芬贝格大街，在施陶芬贝格等4人被处决的地方修建了纪念铭牌。每年7月20日，德国国防军都会在施陶芬贝格当年被处死的地方举行新兵入伍的宣誓仪式。
2004年7月20日，即720事件60周年之时，德国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德国总统克勒和总理施罗德同时出席。施罗德盛赞“施陶芬贝格是自由、民权与欧洲统一的先行者”，还说“他们通过自己的行动，向当时的世界展现了一个不同的德国，一个优秀的德国，一个民主的德国。我向所有参加了抵抗运动，并在斗争中失去了宝贵生命的男女表示崇高的敬意和钦佩，他们为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做出了牺牲。如果德国人中存在榜样的话，那么这些男女当之无愧。”
政变之前，密谋集团成员、时任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参谋长汉宁·冯·特雷斯考少将曾对施陶芬贝格说：“暗杀行动必须进行，不惜任何代价。即使不成功，也必须在柏林采取行动。关键不在于政变是否应该有具体的目标，而在于向全世界和历史证明德国抵抗运动敢于迈出决定性的一步，而且不惜为此冒生命的危险。同这个目标相比，其他的一切都无足轻重。”施陶芬贝格非常赞同他的看法，“现在陷入危险的不是希特勒，或是我们国家，而是全体德国人民!现在必须做一点事情来挽救德国。我们总参谋部的所有的军官必须承担起我们应负的责任。与失败相比较，无所作为更令人感到羞耻。”
尽管他们人数太少，行动太晚，最终功亏一篑，但是他们反抗暴政的行动是黑暗时代的希望之光。今天的德国，有数以千计的街道、学校、广场甚至火车站都以“施陶芬贝格”命名，这或许是对历史最好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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