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女特务，相信很多人的脑海当中会浮现出一个形象，那就是电影《风声》当中的女特务形象顾晓梦。完美的身材在合身的旗袍包裹下显得格外的性感，精致绝美的脸庞在舞厅当中里浅笑连连，伴随着悠扬的曲子，踱着熟练的舞步熠熠发光。王庆莲不知道顾晓梦，但是顾晓梦却演绎了王庆莲。王庆莲之所以会成为军统女特务，还跟军统第一人戴笠有关。在晚年，这名军统女特务曾直言被GCD养了31年，这又是为何?
1928年4月浙江省江山县的一户穷苦人家里传来了一声婴儿的啼哭，家里人因为这个孩子的到来而高兴，这个女婴就是王庆莲。
然而好景不长，王庆莲不到一岁，父亲就去世了，母亲无力抚养幼小的孩子，便带着王庆莲回到了娘家。
在外婆家的王庆莲比以前过得好了一些，甚至读上了小学，无忧无虑的读书生涯被日本人打破了。
在王庆莲读到第六年的时候，日本人打到了江山，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小小的王庆莲看着自己的家被日本人摧毁了，心里别提有多恨他们。
1943年的戴笠已经是军统局一把手了，是蒋介石的亲信。
在那个卧底内奸到处都是的年代，当时的军统局对人员选拔非常严格。
戴笠是江山人，所以很多人事任命都是安排自己家乡的人。这年因为抗战紧张，人手不够便又安排人员去江山选人。
这一年的王庆莲15岁，被战争洗礼过的家已经非常贫困了，母亲看到选人告示，想着如果让女儿跟着政府干活，至少能解决温饱问题，不至于跟着自己在这里受苦，于是就偷偷帮王庆莲报了名。
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王庆莲在考核现场表现非常好，直接被选拔上了，就这样，王庆莲告别了家人，跟着一起被选拔上的其他19个小伙伴一起来到了重庆。
这群刚到重庆的人员，根据文化程度安排了不同的工种。
王庆莲因为文化水平不高，跟其他9个人一起去了在乡下的磁器口造纸厂的密本股做打印工作。
王庆莲看着另外10个人去了军统局本部译电科很是羡慕，于是在造纸厂努力学习好好表现，最终在一年后被调回局本部译电科华南股，还得到了准尉的军衔，每个月都拿少尉的工资。
回到局本部的王庆莲发现这里的人基本说的都是江山话，这让她感到非常亲切，就好像回到了家乡一样。
王庆莲的直属上司是少将姜毅英，当王庆莲向人打听自己的上司时，才知道这个跟她一样来自江山的女人不一般。
姜毅英是破译珍珠港密电第一人。
1941年日本人偷袭珍珠港的计划被姜毅英破译出来后立马上报给戴笠，戴笠跟蒋介石汇报，蒋介石跟美国人说了，但是美国人不信，认为技术先进的美国都没有破译，何况落后的中国。
然而事实证明了蒋介石的话，也证明了戴笠领导的军统局的能力，美国因此与中国成立中美合作社，其实就是一个情报机构。
当然除了姜毅英，还有译电科华南股股长王威，他不仅是江山人，更是王庆莲的舅舅，这个舅舅对她特别严格，有时候译的电文不合格就会被打回来让她重译，没有一丝人情可讲。
不仅舅舅如此，其他几个华东，华北，密本的股长，也都是江山人，也都是一样严格。
而正是因为这个江山体系和严格的机制，让戴笠的军统局可谓是铜墙铁壁一般，有的中共党员打入军统局后想调到译电科来获取情报，都非常难。
在军统的工作是特别枯燥的，工作时间是上午四小时下午四小时晚上两小时，每天就是去破译华南区的那些电报，大部分都是日本人的。
而且那些电报不能直接译出来，电报一般是数字的形式，要先做减法，然后再去密码本里面找答案，非常繁琐。
在军统局里有非常死板的规矩，男同志穿中山装，女同志穿浅蓝色旗袍。
有一次，一名女同事穿了发下来的军便服还被批评了，衣服也被收了上去。
穿衣服都这么死板，更别说化妆打扮了，电视里那些女特务浓妆艳抹，其实都是假的。
但是王庆莲那个时候年轻，长得漂亮也很爱打扮，裙子要穿最贴身的，眉毛要修得齐整整的，尤其喜欢把嘴唇涂上口红，因此局里还特意下了通告说“女同志不准涂胭脂抹口红”。
王庆莲知道组长姜毅英眼红自己跟其他江山人关系好，妒忌自己会打扮，年轻气盛的王庆莲被姜毅英一挑拨，就跑去把通告给撕了下来，因为王庆莲觉得这就是在说自己，因这事王庆莲被记了大过。
即便在军统局里的工作很死板无趣，但是下了班的生活还是让王庆莲认为，在军统局的那三年是自己最开心的日子。
下了班后，王庆莲很喜欢跳舞，所以每天晚上都会去舞厅。其实军统局是不准到外面跳舞的，王庆莲就偷偷摸摸去，她秘密工作做得很好，跳舞认识的好几个朋友都不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
除了晚上去跳舞，王庆莲每周有半天假，她会去看电影，什么美国的《出水芙蓉》，周璇的《马路天使》，《十字街头》都让她印象深刻。
而且跳舞也是跟着电影演员学的，当时在胜利大厦的舞厅有个电影演员王豪请她跳舞，但是她不会，王豪便拉着她教她跳，手忙脚乱的王庆莲还踩脏了王豪的白皮鞋。
王庆莲在军统的日子非常充实开心，如果被军统局发现她偷偷去跳舞是要关禁闭的，但是年轻的王庆莲不怕，只要能玩乐，关禁闭也值得。
王庆莲也有怕的人，那就是军统一把手戴笠。
在王庆莲的印象里，戴笠并不像外人说的那样奸诈狡猾，而是非常的大气。
在军统局里大家都称戴笠为戴老板，王庆莲也喜欢叫他戴老板，因为这样感觉更亲切。
戴老板非常重视衣着打扮，每次来局里都是穿着笔挺的中山装。对待工作，戴老板也是相当认真。
只要人在重庆，每周一都会来指导工作，给大家开会，跟大家讲国际形式，开完会也和大家一起吃中午饭。
因为戴笠领导的军统局为蒋介石铲除了很多敌人和异己，所以蒋介石对戴笠特别看重。
后来有人问王庆莲，戴笠是不是蒋介石派人害死的，王庆莲摇摇手否认：
“我认为不是，当时戴老板去见蒋介石都不用预约，一听到是戴老板去了，蒋介石就会让军官赶紧让他进去。戴老板死后，蒋介石在葬礼上的讲话也是悲痛的，到后面甚至都哽咽了。”
王庆莲后来去戴笠故居，看到民主人士章士钊给戴笠写了一副对联：
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她觉得这个评判非常对，因为戴笠不仅仅搞了反革命的工作，也为抗日和对抗汪伪政府出过力，所以不能以偏概全。
在王庆莲的印象里，与戴笠的威风凛凛不同，毛人凤并不像电影《建国大业》里姜文演得那么神气。
有一次王庆莲去参加老乡的婚宴，因为开心喝了很多酒把自己给喝醉了，后来还是毛人凤让司机开车把自己送回家的。
王庆莲因为喜欢玩乐，所以工资总是不够用，跟别人借也没有，就去会计室预支，但是预支工资是要找毛人凤签字的。
王庆莲就经常去秘书室找毛人凤，喊了句报告就往里探，毛人凤看到她笑着说句：“娜尼鬼(江山话小姑娘的意思)找我有什么事?”听到王庆莲说没钱花了，立马就给批了条子。
知道了王庆莲也是江山人之后，有一次开“四一大会”，毛人凤旁边坐着蒋介石的侍从，也是个江山人。
毛人凤就指着旁边做招待员的王庆莲说道：“呐，这个娜尼鬼也是我们江山人呢。”
毛人凤性格是比较随和的，每次戴老板生气要揍人的时候，毛人凤就会去劝，所以后来王庆莲离开军统局也是找他请的假。
王庆莲在军统局待得挺开心，她其实并没有离开的想法，但是因为好玩乐，王庆莲的工作能力一般，这让本来就不怎么喜欢她的组长姜毅英更加排挤她了。
1945年，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军统局迁至南京，工作人员被分批安排坐飞机回南京。
因为王庆莲表现不好，组长姜毅英就把她安排在后面的批次，王庆莲一生气就约上几个同事一起坐汽车转火车自行前往南京军统局。
到了军统局见到姜毅英后，王庆莲生气不理她，姜毅英便吓唬她，说是因为她表现不好，所以上面要把她关起来作为惩戒。听到这话的王庆莲很害怕，就有了离开这里的打算。
但是姜毅英还在，根本不会让自己走，王庆莲左等右等，终于等到了姜毅英结婚。
因为军统局里女生比较少，所以即使姜毅英跟王庆莲关系不好，也还是带着她去上海，让她作为伴娘参加自己的婚礼。
婚礼结束后，姜毅英就跟着从美国回来的丈夫度蜜月去了，独自回到南京的王庆莲赶紧打了请假报告，找到已经接替戴笠的毛人凤局长审批。
毛人凤看到王庆莲便问：“娜尼鬼，为什么要走?”
王庆莲眼泪巴巴地说：“我年纪小，想妈妈了，妈妈也不放心我。”
于是毛人凤就批了，得到批复的王庆莲就回到了老家江山。
后来1949年军统局跟着国民政府一起撤到台湾去了，走之前军统局还派人去联系了王庆莲，让她一起跟过去，可是王庆莲放不下母亲，便拒绝了，留在了大陆。
留在大陆的王庆莲没有想到，自己的悲惨经历是因为军统局的履历而开启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了肃清国内混乱的人员，揪出国民党特务残留和反共分子，国内陆续展开了镇压反革命、整风等运动。
而王庆莲也被划为了反革命，这让只是在办公室做情报破译工作的王庆莲非常委屈，因为她并没有做过反革命的事，没有杀过一个人，只是在军统工作了三年，怎么就成反革命了。
然而当时的大环境由不得王庆莲辩解，1951年，在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她被带到杭州公安局交代所犯的罪过，王庆莲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经历交代了上去。
最开始，王庆莲被安排在杭州的白肉市场工作，后来又被调去了粮食局。
这段时间的生活虽然不似从前般自由，但是对于被判为反革命的王庆莲来说已经很好了，所以她小心翼翼，生怕丢了饭碗。
紧接着到了1958年的杭州政治清理运动，她跟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第二任丈夫被安排到杭州郊区的塘栖镇去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劳动。
在这里他们住的是跟羊圈毗邻的柴房，一张简单的床就是家。
而最让自己没办法接受的是，因为这里是水乡，所以每次去劳动都要划船出去。
到了冬天还要去很远的地方修水利，自己5岁的孩子独自呆在家里，对儿子的担心和想念，以及在当地农民家与一群大老爷们睡通铺，直接让王庆莲的心态崩塌。
王庆莲以为这已经是最苦的日子了，没想到之后的日子，更让王庆莲感到生不如死。
在特殊时期，作为军统特务，王庆莲变成了首要批斗对象，她被关在一个小黑屋里不分白天黑夜地审问，问不出东西就打骂。
后来他们把王庆莲的手反绑起来，吊在了梁上，拿木棍打她。除此之外，还不让睡觉，只要王庆莲闭上了眼睛就用脚踹过去，被折磨的王庆莲只得高呼“毛主席救命”。
除了每天的身体折磨，与丈夫儿子仅仅相隔一百米却不能相见，更是让王庆莲倍感煎熬。
此时的王庆莲只希望有人能给她一枪让她痛快死去，然而没有人会满足她的这个心愿。
王庆莲看着屋子旁边的鱼塘有了自杀的想法，于是有一天趁着看守的人打扑克，便一头栽进了鱼塘，却被人发现给救了起来。
为王庆莲换湿衣服的大娘看到她身上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心疼得眼泪直掉。
但是那个时候跟反革命多说一句话都是罪，于是王庆莲赶紧让大娘别哭了，此时的王庆莲已经麻木得不觉得疼了。
死不了也没办法逃，因为像她这样的身份，无论逃到哪里都会被举报然后送回来。
有一天游街回来，深感屈辱的王庆莲躺在床上掉眼泪，明明什么坏事没做却要受这样的罪，早知道当初就不该加入军统局。
坚持下来的王庆莲熬过了批斗，在农村完成了23年的改造。
1979年国内开始落实政策，王庆莲和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丈夫都得到了平反，国家还将其在农村工作的23年计入了工龄，两人开心得喜极而泣。
平反后的王庆莲回到了江山老家，退休后拿着政府的补贴和养老金，过着平淡又幸福的晚年生活。
“我打心眼里感激党和国家，是党和国家养了我31年。”85岁的王庆莲发自肺腑地说道。
然而晚年幸福的王庆莲回想起平反前的人生却是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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