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部《清平乐》，让很多人开始关注宋朝这个朝代了，尤其是宋仁宗一朝，毕竟这个时期是历史上很多著名文学家出现的时期，光是唐宋八大家里面，在宋仁宗时期的就有六个，不得不令人佩服。而剧中的吕夷简这个人物，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吕夷简在宋理宗时期，被列入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他是宋朝时期的名相之一，当然也正是因为他是真的很有能力，做事情非常好，这才能够得到皇帝的认可，否则他不仅无法成为宰相，也不可能一直当宰相，毕竟宋仁宗最在意的就是百姓民生了。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上，吕夷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说他是忠奸难辨呢?他究竟是好官还是坏官?
在太平年月里，当一名宰相，通常是比较平稳的，或者说，后世给予的评价会比较一致。但是，宋朝宰相吕夷简，却是一个有相当大争议的人物，史载可查就有如下评论：
宋真宗赵恒：观卿奏，有为国爱民之心矣。
宋仁宗赵祯：安得忧国忘身如夷简者!
欧阳修：二十年间坏了天下。其在位之日，专夺国权，胁制中外，人皆畏之。
冯梦龙：惜其有才而无度，如忌富弼，忌李迪，皆中之以小人之智，方之古大臣，邈矣!
有人说他是名臣、贤相，正是有他的努力，才使得宋仁宗顺利亲政，成为综合素质极高的宋朝皇帝;也有人骂他是奸臣、权相，将范仲淹这样的忠直大臣罢免出朝。
如此截然相反的评价，汇聚于一个人，在历史上并不多见。出生于著名官宦世家，他理应深谙为官之道，善于左右逢源，为什么会有如此复杂的“身后名”?在遭到质疑的情况下，他有何高招能三度拜相?今天，我们还原一个真实的吕夷简。
吕夷简家世显赫，他的父亲吕蒙亨官至光禄寺丞，而他的伯父吕蒙正位列宰辅。
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吕夷简考中进士，才识卓优、清慎勤政，当时便有“廉能”之誉。做滨州知州时，吕夷简发现老百姓使用的农具都要交所谓的“农器税”,他觉得不对劲,“农器有算(税)，非所以劝力本也”，上书朝廷，请求取消，得到了宋真宗的首肯。
在礼部员外郎任上，他请求罢除在冬天运送修建宫观的石木，真宗称赞他“有为国爱民之心”，数次委以大任。他曾出使契丹议和划界，返朝后升任知制诰之职，成为真宗的近臣。真宗末年，他升为龙图阁直学士迁刑部郎中，权知开封府，真宗把他的名字写在屏风上，朝野盛传吕夷简将要获拜为相，可惜，字迹未干，宋真宗便旧病复发卧床不起。
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宋真宗驾崩。年幼的宋仁宗登基，刘太后垂帘听政，吕夷简任职于开封府。一次宫内大火，百官早朝，宫门不开。皇帝驾临拱辰门，百官在楼下朝拜，只有吕夷简不拜。皇帝派人问他原因，吕夷简回答说：“昨夜宫中发生变故，现在看不清楚，无法确定皇帝是真是假。”听罢仁宗命人将遮在前面的帘子掀开，吕夷简看清楚了仁宗的模样，这才跪下叩头。
吕夷简如此做法并没有得罪仁宗，反而让仁宗对他另眼相看，六年之后，吕夷简被任命为宰相。
年幼的仁宗即位后，刘太后临朝称制。因为太后性格强硬，所以身为宰辅的吕夷简工作难度非常大。身处两位国主之间，既要平衡，还得有所坚持;既要想到眼前，还要考虑到以后。
明道元年，仁宗的生母、嫔妃李氏病逝，在葬仪方面太后打算草草料理。吕夷简朝令时提出此事，太后大惊，连忙问：“宰相连内宫之事也管吗?”刘太后之所以如此慌乱，是因为担心仁宗知道自己并非他的生母，所以等到仁宗皇帝退朝后，刘太后单独召见吕夷简，质问他在朝堂上的表现。吕夷简针锋相对地说：“太后不为日后保全刘家着想吗?”一句话震住了太后，随后下诏以皇后礼下葬李氏。
吕夷简这种夹缝中的生活在明道二年(1033年)结束了。这一年，太后崩逝，仁宗亲政。吕夷简第一时间向仁宗提出八条规劝，即：正朝纲、塞邪径、禁货贿、辨佞壬、绝女谒，疏近习、罢力役、节冗费。仁宗皆虚心接受。
仁宗亲政后，和吕夷简商量官员的任免，将亲附太后的大臣都罢免了。退朝后仁宗将人事任免告诉郭皇后，皇后说：“只有吕夷简不依附太后吗?只不过比起其他人他更机巧、善应变而已。”于是吕夷简也被罢为武胜军节度使，判陈州。不过这次被贬更像是皇帝做的姿态，因为没多久吕夷简就官复原职。
吕夷简职场声誉最大的败笔来自于和范仲淹的朝堂之争。吕夷简与范仲淹是宋仁宗朝两大知名人物，二人在为官过程中曾有过激烈冲突。
景祐三年(1036年)，代理开封知府的范仲淹给天子上了一道《百官图》，指着上面开列的百官晋升顺序说：“某为超迁，某为左迁，如是为公，如是为私，意在丞相”(《范文正公年谱》)，直言宰相用用人不当，以权谋私。随即范仲淹又上书仁宗皇帝，抨击时政积弊，并以历史上权臣乱政之例告诫天子。显然，这些言辞是针对吕夷简的。
吕夷简对此极为愤怒，随即他也上奏弹劾范仲淹，指出他三宗罪:“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从而引发了一场官场动荡。
结果，范仲淹被贬谪为饶州(今江西省波阳县)知州，为他鸣不平和关系密切的余靖、尹洙、欧阳修等多位官员被打成朋党，也先后遭贬。
当然，也有历史记录说，吕夷简对真正有才干的官员还是重用的，常常一面薄惩示威，一面使用，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故《宋史》称他：“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
今有学者评说吕夷简，用了个时尚的词“混搭”——一方面，吕夷简排斥异己，公报私仇，玩弄权术，有心机，是 “小人之举”;但另一方面，吕夷简沟通朝廷上下，行事稳健，深谋远虑，为了天下安定发展，功劳不小，也是合格的宰相。
庆历二年(1042年)，契丹在燕云一带集结重兵，声言要伺机南侵。消息传至东京，有人主张迁都洛阳。吕夷简认为，如果迁都洛阳，契丹不加抵抗便可渡过黄河。那时，城池再坚固，也难阻挡敌人的进攻。契丹“畏壮侮怯”，这时候匆忙迁都洛阳，只会向敌人示弱。如果此刻建都大名，表现出仁宗要亲征的决心，才能挫败契丹南侵的图谋。仁宗最终采纳了吕夷简的主张，于当年五月就改称大名府为“北京”。
吕夷简在处理宋与辽、夏关系，巩固边防方面卓有贡献。尽管他和范仲淹不和，但仍能任用范仲淹用兵西夏，并派大臣出使辽邦，达成和议，从而避免战乱。但在上述关系的处理上，吕夷简对辽夏让步太多，岁输银两、锦帛过巨，进一步加重了仁宗一朝的财政负担。
庆历二年(1042年)，吕夷简因风眩病倒，仁宗改拜他为司空、平章军国重事。等到吕夷简病情稍有好转时，又让他每隔数日到中书一次，裁决军国大事。并剪下自己的胡子送给吕夷简，说：“古人说胡须可以治病，朕现在剪下胡须赐给你，希望你早日康复。”
庆历三年(1043年)春，吕夷简病重。仁宗召见他时，亲自扶他坐在自己面前，并希望他在身体许可的情况下多多过问朝政。吕夷简再三辞让，仁宗才同意他以太尉致仕。
庆历四年(1044年)，吕夷简病故，享年66岁，走完了颇具争议，又极为精彩的一生。当吕夷简去世的讣闻传入朝中时，虽然依旧有人为他的功过而争论，但仁宗却流着泪说道：“安得忧国忘身如夷简者。”这是从皇帝的角度，给了吕夷简一个很高的评价。
然而得到皇帝认可的吕夷简却并没有得到同僚的夸赞，欧阳修等人把他视为一代奸臣，现代亦有一些学者表示认同。
因此，也有人说，吕夷简的“坏名声”完全是因为他选错了对手，他的对手包括了范仲淹和欧阳修等“君子党”，因此遗留下来的名声，更倾向于“奸臣”;这个名头，相比多年的宰相付出，略显“冤枉”。这位宋朝“大管家”，到底能打多少分，恐怕只能是：“是非自有曲直,公道自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