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出生

汤若望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了解明朝历史的人对他都比较熟悉吧。准确的说，汤若望是我古代明清朝代时期一位耶稣会的传教士。汤若望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也不光仅仅是在我国，他在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历史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汤若望在当时可以说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也为明清时期的一些方面的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比如说历法的修订，还有火炮的制造等等。那么你对这位历史上很有名的传教士又有什么理解呢?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为何会来到中国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1.人物简介

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年—1666年)，字道未，神圣罗马帝国科隆(今德国科隆)人，耶稣会传教士，天主教耶稣会修士、神父、学者。在中国生活47年，历经明、清两个朝代。逝世后安葬于北京利马窦墓左侧，康熙朝封为“光禄大夫”，官至一品。在科隆有故居，塑有雕像。在意大利耶稣会档案馆有他大量资料。

汤若望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基督教史和中国科技史上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他以虔诚的信仰，渊博的知识奠定了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在华40余年，经历了明、清两个朝代，是继利玛窦来华之后最重要的耶稣会士之一。

他继承了利氏通过科学传教的策略，在明清朝廷历法修订以及火炮制造等方面多有贡献，中国今天的农历是汤若望在明朝前沿用的农历基础上加以修改而成的"现代农历"。他还著有《主制群徵》、《主教缘起》等宗教著述。他以孜孜不倦的努力，在西学东渐之中成就了一番不可磨灭的成绩。

2.人物生平

早期经历

汤若望1592年出生于德国科隆，就读于耶稣会所创办的著名的三王冕中学。这个学校非常重视对学生的素质教育，把培养学生虔诚善良的人生操守视为主要目标。聪明好学的汤若望学习成绩优秀。

1607年，科隆城内流行瘟疫，三王冕中学被迫停办。16岁的汤若望被当地耶稣会教区推荐到罗马德意志学院学习。

1610年，他学完了哲学、古典文学、数理天文学等全部课程，特别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显示出他具有很大潜力和才华。他就是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伽利略的望远镜，并对此产生浓厚的兴趣。

1611年10月，汤若望加入了耶稣会，宣誓终生安贫、贞洁、服从。随后，搬到了罗马耶稣的圣·安德烈奥修道院，当一名见习修士，接受严格的修士训练。并加入了灵采研究院，探索着不断发展着的新科学，尤其是天文学和数学。

安德烈奥修道院有一个图书馆，馆里藏着许多经过印刷，装订成册的海外耶稣会士写给总会的年报、报告、信函。

汤若望经常到图书馆翻阅这些材料。早期传教士在东方在中国所建立的丰功伟绩，让他激动不已。他钦佩利玛窦在中国采取的适应中国文化习俗的，所谓“合儒”的传教策略，竭力把天主教义与中国的儒家文化相结合。当他听说利玛窦神父以其数学天文学的智慧，惊倒了中国人，并且受到皇帝的优礼和敬重，为上帝的教会开拓了新的、非常大的信仰领域时，他为西方的数理天文这在中国获得这样的价值而欣喜若狂。

1613年10月，他进入了罗马学院。开始了为期四年的神学和数学研究。罗马学院是罗耀拉于1551年创办的，虽说是一所“基督精神的神学院”，该学院的课程设置除宗教内容外，还有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机械力学、化学等科目。

伽利略也担任过该院的教师，他曾在学院的报告厅里展示过经他改良后的望远镜，受到热烈欢迎和钦佩。汤若望都听过他的演讲，对伽利略的学说产生浓厚的兴趣。

1617年，他以最优秀的成绩完成了在罗马学院的学业，晋升为神父。1618年4月16日，在金尼阁的带领下，汤若望、邓玉函、罗雅谷等22名传教士，以葡萄牙政府的名义派遣，从里斯本启航东渡。

明朝期间

1619年7月15日，汤若望和他的教友们抵达了澳门，被安置在圣·保禄学院里。传教士们一踏上中国土地，便开始精心研习中国语言文化，甚至以掌握北京官话为目标。这些西方修士入乡随俗，脱下僧袍，换上儒服，住进中式房屋，并潜心研究中国经史和伦理，寻找其中东西方文化的融合点。在同朝野名流交往的过程中，这些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又熟读汉文典籍的西方传教士，自然赢得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好感和信任，从而达到其传播信仰的目的，这就是利玛窦开创的“合儒超儒”的传教策略。但有些狂热的传教士们，认为利玛窦过于迁就中国人，影响了天主教的“纯正性”，发展教徒速度太慢。在利玛窦去世之后，开始改变利氏的传教路线，采取激进式的传教方式，坚决排斥儒家思想，严禁中国教民祭天、祭祖、拜孔子，激起了社会人士的反感与怀疑，酿成“南京教案”，传教士们被驱逐，在中国内地几乎无立足之地。

其时正是明朝内忧外患之际，满洲努尔哈赤的勇兵悍将“非火器战车不可御之”。朝廷派人到澳门向葡萄牙人购买大炮。滞留澳门的传教士们以军事专家的面目，跟着大炮随行，得以进入内地。

1622年夏天，汤若望换上了中国人的服装，把的德文姓名“亚当”改为发音相近的“汤”，“约翰”改为“若望”，正式取名汤若望，字“道未”出典于《孟子》的“望道而未见之”取道北上。

1623年1月25日到达北京。汤若望到北京后，仿效当年的利玛窦，将他从欧洲带来的数理天算书籍列好目录，呈送朝廷。又将带来的科学仪器在住所内一一陈列，请中国官员们前来参观。汤若望以他的数理天文学知识得到朝廷官员们的赏识。他到北京不久，就成功地预测了1623年10月8日出现的月食。

1624年9月，他又准确地预测了月食。还用了一种罗马关于月食计算的方法，计算了北京子午圈与罗马子午圈的距离。为此，他写了两篇关于日食的论文，印刷分赠给各官员并送呈给朝廷。

中国传教会给他的任务是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字与儒家学说，数理天文学以及传教工作只是附带的。他在北京见习了四年，在钦天监官员李祖白的帮助下，用中文写了一本介绍伽利略望远镜的《远镜说》，第一个将欧洲的最新发明介绍给中国，在以后的历法改革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627年，汤若望被派到西安接替金尼阁的传教工作。他在西安城内建立了一座小教堂，除了开展宗教活动外，他始终坚持科学研究。他研究了从西安通向中亚、中东和欧洲的交通道路问题。为此，他不断向过往商人、到北京向中国朝廷进贡的附件小国的使团，打听和记录他们行走的路线，经过的国名、地名、驿站名以及来往商品的名称、贸易状况等等。他据此写出详细的研究报名，寄往欧洲。他还花了不少时间考察了欧洲长期争论不休的契丹(Cathay，Khiton)和北部中国的关系问题，理清了在中国的北部并没有所谓契丹的地方。旧日所谓“汗巴利可城”是蒙古语对北京的称谓。在地图上应置于北纬40度，而竟置于50度以上，位置太靠北了。他这些观点和利玛窦是一致的。

1629年《远镜说》刊印。成为传播光学和望远镜制造技术的奠基性著作，对后世有重要影响。

1630(明崇祯三年)，由礼部尚书徐光启疏荐，回京供职于钦天监，译著历书，推步天文，制作仪器。同时，利用向太监讲解天文的机会，在宫中传播天主教，受洗入教的有御马监太监庞天寿等。汤若望在历局期间，还同中国学者合作翻译了德国矿冶学家阿格里科拉(Georgius Agricola)于1550年撰写的论述16世纪欧洲开采、冶金技术的巨著“矿冶全书”(Dere Metallica Libri XII)，中译本定名为“坤舆格致”。

1634(崇祯七年)，协助徐光启、李天经编成《崇祯历书》一百三十七卷。又受明廷之命以西法督造战炮，并口述有关大炮冶铸、制造、保管、运输、演放以及火药配制、炮弹制造等原理和技术，由焦勗整理成《火攻挈要》二卷和《火攻秘要》一卷，为当时介绍西洋火枪技术的权威著作。

1636(崇祯九年)，汤奉旨设厂铸炮，两年中铸造大炮20门。

1638年，为谋取天主教在各省的合法地位，奏请崇祯赐“钦褒天学”四字，制匾分送各地天主堂悬挂。

清朝期间

1644(清朝顺治元年)，清军进入北京。汤若望以其天文历法方面的学识和技能受到清廷的保护，受命继续修正历法。

汤若望多次向新统治者力陈新历之长，并适时进献了新制的舆地屏图和浑天仪、地平晷、望远镜等仪器，而且用西洋新法准确预测了1644(清朝顺治元年)农历八月初一丙辰日食时，初亏、食甚、复圆的时刻，终于说服当时的摄政王多尔衮，决定从顺治二年开始，将其参与编纂的新历颁行天下。他用西法修订的历书(就是《崇祯历书》的删节版)被清廷定名《时宪历》，颁行天下。

顺治元年十一月，命掌钦天监事。次年，他将《崇祯历书》压缩成《西洋新法历书》一百零三卷，进呈摄政王多尔衮，封太常寺少卿。

顺治七年，清政府赐地在宣武门内原天主堂侧重建教堂。汤若望将利马窦建的一座经堂扩大，建成了北京城内的第一座大教堂(南堂)，此处成为汤若望等神父的起居地。汤若望工作的地点则是在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古观象台。在古观象台工作的传教士有50多人，汤若望是其中最主要的传教士，还担任台长，即钦天监监正。

清顺治八年顺治帝亲政后，汤若望经常出入宫廷，对朝政得失多所建言，先后上奏章三百余封。顺治帝临终议立嗣皇，曾征求汤若望意见。当时顺治帝因得天花，而当时朝廷中只有汤若望一人知道天花如果流行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于是他就说一定要找一位得过天花的皇子来继王位，于是便有了后来的康熙大帝。

中西历法之争，由来已久，吴明煊早在顺治十六年便上疏举报汤若望天算错误，结果反落了个“诈不以实”的罪名，险些被判了死刑。顺治十五年(1658)汤若望受一品封典，耶稣会传教士影响因而扩大，一时各地教徒增至十万人，终于引起冲突。康熙三年(1664)，杨光先复上《请诛邪教状》，经议政王会议，翌年以数条罪名判处汤若望等人凌迟处斩。杨光先言汤若望等传教士有罪三条：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

康熙三年九月二十六日，清廷“会审汤若望，以及钦天监官员，翌年三月十六日，廷议将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弘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等皆凌迟处死。已故刘有庆子刘必远，贾良琦子贾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俱斩立决。”

后因京师地震，汤若望遇赦，只杀了李祖白等5名钦天监官员，“时宪历”亦遭废止。杨光先乃出任钦天监正，吴明煊(明炫之弟)为监副，“复用大统旧术”。行之数年，误差日大。持新法之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等与持旧法之杨光先等交争不已，康熙七年(1668)十一月，特派员察勘两造实际观测，证明新法优于旧法。杨光先被革职，任南怀仁为钦天监副，于康熙九年(1670)复行时宪历。经过这场斗争，新法终于战胜旧法。

1666年8月15日(康熙五年七月十五)，汤若望病死于寓所。1669年(康熙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康熙又发布了对汤若望的祭文：“皇帝谕祭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二级又加一级，掌钦天监印务事，故汤若望之灵曰：鞠躬尽瘁，臣子之芳踪。恤死报勤，国家之盛典。尔汤若望，来自西域，晓习天文，特畀象历之司，爰锡通微教师之号。遽尔长逝，朕用悼焉。特加因恤，遣官致祭。呜呼，聿垂不朽之荣，庶享匪躬之报。尔有所知，尚克歆享。”

3.人物评价

汤若望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基督教史和中国科技史上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他在我华40余年，经历了明清两个朝代。是继利马窦来华之后最重要的耶稣会士之一，他还著有《主制群徵》、《主教缘起》等宗教著述。

20世纪以后中国学术界对于汤若望开始进行较为系统的学术性研究。1919年重刊汤若望教理著作《主制群征》，马相伯、英敛之都为之作序，对汤若望评价甚高。如英序称汤若望“抱救主而牺牲救世之怀，籍历以达其传教风志”。马相伯于1949年9月在《上智编译馆馆刊》发表《王觉斯赐若望跋》一短文。从20一30年代，中国报刊陆续发表一些介绍汤若望或与汤若望研究有关的文章。

汤若望等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天主教的同时，也介绍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中国学者对其科技十分重视，一些学者对于汤若望的科学事迹曾作过深入研究。1938年徐宗泽在《圣教杂志》发表《祟帧历书》一文，考证汤若望参与修历的详细经过及其作用。曹京实1943年在《中德杂志》发表《汤若望与中国天历》一文，作者认为汤若望对于中国历法的贡献首先是仪器的制作，其次是著作的撰写。在其所开列的汤若望著作目录中，加上了阮元《畴人传》中没有开列的一些书目，计有《西洋测日历》、《民历补注解惑》、《钦定七政四余万年书》、《新历晓惑》、《测食说》、《共译各图八线表》等十余部。作者认为，汤若望来华的目的虽为传教，但是在科学上的贡献颇大1949年以后的30年，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天主教史的研究在内地没有充分展开。直至1978年以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课题才重新被学术界所注重。

中国学者所撰写的专论汤若望的文章有：董伯先《中德文化交流的先驱者——汤若望》(《德国史研究通讯》2，1983)、林铁钩《汤若望与顺治帝》(《清史研究通讯》，1985.1)、李兰琴《汤若望简论》(《世界历史》，1989.1)、《寻汤若望遗踪—一在德国考察随笔》和《钦天监第一位洋监正——汤若望》(《中西文化交流先驱》，东方出版社，1993)，梁建华《汤若望在中国》、安双成《汤若望始末》(《历史档案》，l 992.3)、路遥《汤若望评议三题》(《文史哲》，1992.4)、王渝生《“通玄教师”汤名望》(《自然辩证法通讯》，1993.3)、陆敬严《中德科技交流的先驱——汤若望》(《中匡科技史料》，1993.2)、康志杰《西学东渐6t先行者汤若望》 (《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3)、顾宁《汤若望进呈顺治皇帝的新法地平日暑》(《中国科技史料》，1995.1)、乡双成《汤若望在华传教之得与失》(《历史栏案》，1996.3)等等。李兰琴著《汤若望传：(东方出版社，1995)是一部专门对于汤若望一生的经历及业绩详加论述传记著作。方豪《中西交通史》也详述了汤若望的科学贡献。在下卷l章7节“伽利略诸人天文学新说传入中国”说，汤若望已将伽利略关于木星等之卫星运动的新说介绍于中国。同时，汤若望又介绍了伽利略关于天河的学说。方豪还介绍了汤若望在铸炮、造镜等方面的贡献及其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