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8日，这一天终将被载入史册，因为这一天纳粹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了，这一天也成为了欧战胜利纪念日。尽管欧战胜利已经过去了有75年之久了，但是关于纳粹德国历史的厘清与反思仍然是需要继续进行下去的。记译君今天就将聚焦纳粹在集中营中进行的一项针对双胞胎的医学“实验”，来一窥科学与现代性如何可能被利用并铸造出我们难以想象的人间惨剧。
10岁的伊娃·莫塞斯(Eva Mozes)在奥斯维辛-比尔克瑙集中营(Auschwitz-Birkenau)混乱的站台上紧紧抱住她的母亲。在到达这个死亡集中营之前，她被塞进了一辆火车车厢里，这是一段从匈牙利出发的感觉无比漫长的旅程。现在，她和她的孪生妹妹米丽娅姆(Miriam)紧紧靠在一起，而在旁边来回踱步的德军则正用德语高喊着：“双胞胎!双胞胎!”
突然，一名党卫军士兵在这两位一模一样的女孩前停了下来：“她们是双胞胎吗?”
“那是好事吗?”母亲战战兢兢。
士兵点了点头。伊娃·莫塞斯的生活从此改变了。她和妹妹被党卫军抓走，高声呼唤着母亲的名字，却未曾想这就是永别。她们的父亲和两个姐姐，则在当天就被送进了毒气室。
奥斯维辛幸存的孩子们，摄于1945年1月27日集中营解放日，最右为伊娃和米丽娅姆
伊娃和米丽娅姆就此成为奥斯威辛-比尔克瑙集中营中一项大规模非人道医学实验项目的研究对象。这个项目只针对双胞胎，其中有许多还只是像伊娃这样的孩子。
在医生约瑟夫·门格勒的领导下，打着“医学研究”的幌子，奥斯维辛集中营里3000名儿童遭受着病痛、毁容和酷刑的折磨，疾病和人类忍耐力等等都成为明目张胆的研究内容。
经过集中营火车站台上的挑选，双胞胎被从其他囚犯中分离出来，并立即送往实验室检查。门格勒通常以双胞胎中的一位作为对照，对另外一位进行输血、截肢、强制授精、注射疾病乃至谋杀等“实验”。那些在这个过程中死去的人被解剖研究，而他们幸存的双胞胎兄弟姐妹大多最终也难逃被杀害研究的同样命运。
双胞胎实验曾经帮助第三帝国的科学家论证，纳粹意识形态中对于那些具有“不良”遗传特征的人的歧视是必要且合理的，这些“劣等人”包括犹太人、罗姆人、LGBTQ、残疾人等等。这也就是纳粹非常崇尚、风行一时的优生学了。但反讽的是，推动纳粹优生学的双胞胎实验，最终却导致了优生学的衰落，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运送囚犯的火车车厢
对于门格勒这样的优生学家来说，像伊娃姐妹这样的同卵双胞胎是最佳的研究对象。他们的想法是，由于双胞胎拥有相同的基因组，所以他们的任何生理或表现的差异都不是因为基因，而是后天行为。优生学家认为是基因决定了犯罪或贫穷这样的不良社会现象。他们相信透过选择性繁殖可以促进社会正能量而消除堕落因子。
到20世纪40年代奥斯维辛-比尔克瑙开始双胞胎实验时，在科学领域研究双胞胎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尽管之前的双胞胎实验已经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环境和基因一样重要，但优生学研究者们坚持认为，他们可以通过实验发现新的东西。
这些优生学家中的一位，奥特马尔·冯·费许尔(Otmar von Verschuer)，在纳粹德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的论述影响了纳粹对犹太人、罗姆人以及其他种族的政策，认为种族是有生物学基础的，“劣等”人会玷污雅利安人的种族。作为强制绝育和选择性繁殖的倡导者，冯·费许尔收集了大量双胞胎的遗传信息，研究了统计数据，试图确定从疾病到犯罪行为的一切是否都可以遗传。他有个门生，是位年轻医生，正是后来主导奥斯维辛双胞胎实验的门格勒。
奥特马尔·冯·费许尔在进行双胞胎实验
和他的导师一样，门格勒也是一名狂热的种族主义者，是纳粹的忠实党徒。1943年，他开始在奥斯维辛-比尔克瑙担任医务官。起初，门格勒负责那里的吉普赛人集中营，但1944年该集中营里所有剩余的人都在毒气室里被杀了。门格勒被提升为整个比尔克瑙集中营的首席医生，并因冷酷无情地选择刚刚到来的囚犯进入毒气室而闻名。
门格勒想继续他和冯·费许尔开始的双胞胎实验，而现在他有了一大批被俘虏的群众来做这事。尽管他早期的实验是合法的，但在奥斯维辛-比尔克瑙的工作却不是。门格勒无视医学伦理和研究协议，开始对多达1500对双胞胎进行可怕的实验。
这些被称为“门格勒双胞胎”的人在奥斯威辛-比尔克瑙集中营得到了名义上的保护，他们没有被选入毒气室，住在单独的房间，并得到额外的食物和医疗照顾。然而，作为交换的代价，他们被迫成为了门格勒手中非人道实验的对象，门格勒因他的权力、残忍以及反复无常的脾气而获得了“死亡天使”的外号。
约瑟夫·门格勒
作为实验对象，伊娃的生活要求她必须赤身裸体坐着几个小时，忍受各种对自己身体的量度和比较。她熬过了一种引起身体严重反应的不明物质注射。伊娃后来回忆：
“作为双胞胎，我知道我们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被允许与营地其他地方的任何人交流，但我不知道我被用于基因实验。”
正如记译君在前文提到的，双胞胎研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优生学本身甚至就植根于双胞胎研究。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es Galton)在1883年创造了“优生学”一词，他在最早的优生学研究中就着手进行了双胞胎研究。深受表兄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的影响，高尔顿对人类如何以及是否会将智力等特质遗传给下一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全神贯注于将“优良”的基因特质植入人类的潜力。
对高尔顿和其他优生学研究人员来说，双胞胎是理解哪些特征是先天的，哪些特征是后天的关键。通过问卷收集到的数据，高尔顿研究了几十对双胞胎，以确定他们是怎样变得相似或不同的。他最后得出结论，双胞胎之间的相似是由于他们的基因。
弗朗西斯·高尔顿。
尽管高尔顿的双胞胎研究以现代标准来看存在偏见和严重缺陷，但它为优生学运动奠定了基础。它也说服了其他优生学家，双胞胎是研究先天和后天的理想方式。然而，尽管优生学家相信双胞胎可以帮助他们创造出更完美的人类，双胞胎实验的很多结果却一直让科学家们感到困惑。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一组美国研究人员对分开抚养的双胞胎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尽管他们性格和行为特征相似，智商差异却很大。
这些研究者的结论是，虽然双胞胎或许是探究先天-后天争议的最佳途径，但优生学家所坚信的，透过管控婚姻或消灭具有不良遗传特征的人就可以促进优良品质的想法，是站不住脚的。
纳粹的倒台也终结了门格勒在奥斯维辛对双胞胎的实验。战争结束时，这位“死亡天使”设法逃脱了起诉。在纳粹同情者的庇护下，他一直生活在南美，直到1979年在巴西去世。
正在进行双胞胎实验的医生。
门格勒虽然侥幸逃脱了正义制裁，但他的同行们则不然。1946年，一群曾在纳粹死亡集中营实施安乐死和进行医学实验的德国医生在纽伦堡接受了长达140天的审判。这次审判做出了7个死刑判决，并产生了纽伦堡法典，一套影响了现代知情同意和医学实验概念的研究伦理。
在奥斯维辛进行医学实验的3000名双胞胎中，只有200人幸存。其中就有伊娃和米丽娅姆。20世纪70年代，伊娃开始讲述自己的经历，并寻找其他幸存者。最终，她和米丽娅姆成立了一个名为Children of Auschwitz Nazi Deadly Lab Experiments Survivors的非营利组织(巧合的是缩写CANDLES意思就是蜡烛)，并找到了另外100多名双胞胎幸存者，记录了他们的经历，以及他们在奥斯维辛遭遇的那些不为人知的实验对其健康所造成的影响。
在战争末期，纳粹有意识销毁了集中营罪行的各种证据，其中也包括实验记录。但伊娃这样的幸存者与见证者使得双胞胎实验的残酷得以不被遗忘。伊娃本人于2019年7月以85岁高龄去世。
参与奥斯维辛解放60周年纪念活动的伊娃。
讽刺的是，纳粹科学家们用来证明种族灭绝正当性的双胞胎研究最终却使得优生学这一学科走向终结。面对双胞胎研究揭示出的无法令人信服的数据，以及全世界对纳粹医学实验的谴责，科学家们集体放弃了优生学，这个领域就此消亡。
今天，双胞胎研究的概念依然受到挑战，因为研究表明即使是同卵双胞胎也存在基因变异。但双胞胎研究仍被用于了解与年龄有关的疾病、饮食失调、性取向等更多信息，与此同时，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对双胞胎宇航员的一项开创性研究为微重力如何影响人体提供了新的线索。
毫无疑问双胞胎研究有其科学价值，但直到现在它仍然饱受争议，因为人们想要回避那一段令人难以承受的黑暗历史。科学与政治当然有着千丝万缕难以解开的关系，那么我们究竟要如何判断研究的伦理与价值标准?科学到底是怎样成为纳粹的帮凶、人性的敌人?我们作为后学，又该如何面对这一历史施加的枷锁?思考这些问题，正是记住纳粹双胞胎实验乃至第三帝国一切恶行的最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