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5月11日深夜，位于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某处高档社区内，一辆敞篷的别克轿车划破了夜色，停在了正在回家路上的卡多·克莱门特的身边。随后从车上下来了三名男子，将卡多·克莱门特连踹带踢的将其塞进了车内，之后这两别克敞篷轿车就消失在了夜色当中，仿佛什么事情都没用发生一样。
被绑架的克莱门特不是别人，他就是纳粹最臭名昭著的刽子手、将超过200万的犹太人送进集中营，并想出了用一氧化碳集体屠杀犹太人的党卫军中校阿道夫·艾希曼，而负责抓捕他的特工则来自大名鼎鼎的以色列情报组织——摩萨德。
纳粹德国垮台后，逃往南美的战犯并不止艾希曼一人。2012年英国《每日邮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德国检察官在翻阅了关于巴西和阿根廷的秘密文件，发现有9000多名纳粹军官或他国的合作者在战后逃出欧洲，前往南美避难。巴西收留了1500到2000名纳粹战犯，智利约有500名，剩下的全部在阿根廷。
二战期间，因为国内有数十万德国移民，阿根廷虽然表面上保持中立，但私下里却与德国保持着密切联系。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阿根廷总统胡安·庇隆曾命令派驻在欧洲的外交和情报人员建立秘密通道，通过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港口将数千纳粹战犯偷渡出欧洲。
和许多同情纳粹法西斯的南美领导人一样，庇隆在二战初期曾在意大利担任武官，在那个时候，他被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所吸引，因此又被批评为“纳粹法西斯在南美的桥头堡”。
除了被法西斯的意识形态洗脑外，庇隆藏匿纳粹战犯还有另一个目的。二战中，苏联和美国在进攻德国的同时都在极力招揽德国的人才。庇隆认为招募具有特殊军事才能和技能的纳粹军官，有助于国家的发展。
1946年，庇隆政府通过阿根廷主教安东尼奥·卡吉亚诺向法国教会发出消息，称阿根廷愿意向法国的纳粹合作者提供政治庇护，以免于受到战争制裁。于是大量的法国战犯，拿着盖有阿根廷旅游签证的护照开始横渡大西洋。
战后受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响，梵蒂冈在援助天主教难民时，无意中也为纳粹战犯提供了逃亡的便利。不过也有许多神职人员，在明知其在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的情况下，依然为纳粹战犯开具了梵蒂冈签发的假身份证件。
艾希曼的假身份证明就是从热那亚方济会的僧侣手中获得的，在教会的帮助下，艾希曼在1950年以里卡多·克莱门特的身份登上了开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轮船。《每日邮报》拿到的数据显示，大部分纳粹战犯都是通过教会的帮助拿到伪造身份的，其中有800多名党卫军成员逃往阿根廷。
像艾希曼一样伏法的战犯仅占很少一部分，绝大部分人都逃脱了战争的罪责。1977年，“加里屠夫”爱德华·罗施曼在巴拉圭去世。有着“野兽”称呼的党卫军成员古斯塔夫·瓦格纳因巴西法院拒绝将其引渡回德国，1980年在巴西去世。
1984年，制造了“机动毒气室”，杀害了至少十万犹太人的党卫军上校沃尔特·劳夫在智利去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进行残忍的“人种优化”试验，被称为“死亡天使”的约瑟夫·门格勒医生在1949年逃到了阿根廷，十年后又移居巴拉圭，最终选择在巴西落脚。1979年，门格勒在海边度假时溺亡，他以假名埋葬，直到1985年法医开棺验尸，真实身份才被揭露。
在某种程度上说，南美成为纳粹分子逃亡的天堂也有美国的功劳。战后美国情报机构策反了大批纳粹分子，比如被法国人诅咒为“里昂屠夫”的盖世太保头目克劳斯·巴比。他被美方派遣到了玻利维亚围剿游击队，并成功抓捕了著名的革命家切·格瓦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