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国的四大发明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四大发明有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这些可以说是中国的一种无价的财富。当然了，其实，中国古代初期的雕版印刷术还是很厉害的，当时的人们非常的聪明，用自己的智慧创造出了举世闻名的印刷术，那么，雕版印刷术到底是怎样的呢?跟随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一、印刷术在唐代应用的历史背景
公元618年, 唐王朝建立，结束了隋末的战乱局面，国家再度统一。唐代初期，生产有了发展，经济得到恢复。政治上进行了一些改革，废除魏晋以来的贵族世袭官制而代之以科举取士，教育得到普及，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雕版印刷在唐代得到应用和初步的发展。
1.唐代政府注重收集图书，社会上藏书增长迅速
唐代的统治阶级结束战乱、统一国家之后，对图书的搜集十分重视，高祖武德年间，即下令在民间购募遗书，重赏钱帛，并增置楷书令缮写。仅数年间，群书略备，太宗时狐德棻、魏徵等人又请下令征求图书，并派大学士进行校订、整理，国家图书大增，玄宗开元年间，命褚无量等校正内库藏书，令"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官借缮写。"藏于东都干元殿。据毋煚撰《古今书录》记，此时国家藏书已达三千零六十部，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三卷。另有佛家经律论疏和道家经戒符录二千五百多部，九千五百多卷。长安、洛阳两都聚书按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收藏。而且每部都抄写二份有正有副，轴、带、帙、笺以各种不同颜色加以区别。政府藏书已达到相当完备的程度，唐代后期，几经战乱，书籍遭到散失，但政府仍注意收集，时散时聚，图书继续有所积累。与此同时，私人藏书的数目也在日益增多，已出现了万卷以上的藏书家。如玄宗时韦述家聚书二万卷，宣宗时柳仲郢家有藏书万卷，所藏书每部都必抄三本，"上者贮库，其副常所阅，下者幼学焉"。社会上的藏书如此众多，反映了图书文化发展的迅速，但也逐渐暴露出只靠抄书与图书迅速增 长的速度是极不相适应的，需要采用新的方法来改变这种状况的愿望就越来越加迫切了。
2.学术思想活跃，各学科著作成果丰硕
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为唐代的科学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取得重大成就，各学科领域人才辈出，新的作品不断涌现，地理学家贾耽《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李吉甫主编的《元和郡县志》是史地方面的代表作。在史学方面，继《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后，唐代又完成魏、梁、陈、北齐、北周、宋、晋，隋书以及南史、著作。杜佑撰《通典》专门编述典章制度。刘知几的《史通》，是一部系统的史学评论著作。文学方面取得的成就，亦达到空前水平。近体诗和古文是代表唐代文学的重要文体，对后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出现了以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为代的著名诗人。诗文集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前。唐代传奇文学是后世笔记小说的模范，由"变文"、"俗讲"等民间创作发展起来的评话，为后世章回小说的产生开辟了道路。在科学技术方面，出现了《戊寅历》、《麟德历》、《大衍历》等最重要的三部历法。医学方面，有孙思邈的《急备金要方》;药物学上，唐代完成了世界上最早由国家制定的药典《本草》。此外，为适应读书人查考文献的需要，类书和文字书也越来越多，如《初学记》、《北堂书抄》、《艺文类聚》、《群书治要》等等，是检查唐代以前文章资料的重要参考工具书。科学著述新品种的大量涌现，无疑会加强社会上更为广泛、快速传布科学文化知识的需要和欲望。
3.宗教盛行，译经、抄经风靡全国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到了唐代，更加盛行。统治阶级笃信佛教，派高僧玄奘西游印度十七年，取回二十五匹马驮的大小乘经律论二百五十二夹，六百五十七部。政府开设译经场，由玄奘译出佛经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后又经义净等数十人，或译新经，或对旧译本重新翻译，所译佛经，必经大量抄写，以为广泛传布。如太宗时，听到玄奘新译出《瑜珈师地经》后，立即敕令秘书省，缮写九部，颁发给雍、洛、并、相、六充、荆、扬、凉、益等九州，展转流传。唐代的译经、抄经已达到超越前代的新境地。玄宗时，智升撰《开元释教录》，编入藏经已有自汉魏以来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之多。开元之后，历代继续增添。代宗时曾从宫里拉出两车《护国仁王经》送给资圣、西明两寺。当时的东林、西明等著名的寺院，都藏有大量的佛经，至于民间的抄经、诵经更是达到惊人的地步。当时佛教宗派也很多，而且其它宗教也相继传入。宗教的发达，必然引起对宗教经典的大量需求，只靠抄写显然已不能解决问题。
4.国威强盛，对外交流广泛，与世界各国关系密切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时期，也是当时世界上文明发达的先进国家之一。中国与世界其它国家保持十分密切的联系。辉煌灿烂的唐代文化，深深为当时各国人民所响往。各国使臣、官员、留学生、求法僧、商贾、乐士、画师，不顾艰辛来到中国观摩摄取。大批留学生到中国后，入国学学习经史、仪制、文选、书法、天文、算学等大唐文化，太宗时国子监学舍增加一千二百间，增收学员八千余人。这些留学生归国时，带走大量中国的图书文献，以兴本国学业，他们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媒介。儒家学说在国外，特别是东方邻国日本、朝鲜、百济、新罗等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以首都长安为中心的中国，聚集著来自各国的各界人士，带来了本民族的文化艺术、工艺技术以及物产、商品，在广泛交流中，彼此互相影响，互相启迪，取长补短，促进著本国文化的发展。唐代文化在向各国传布的同时，也吸收了国外文化而愈加丰富多采。这种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活动，必然会加强对快速、广泛地复制图书文献的需求。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经济文化的发展，还是宗教传播和对外文化交流，都突出地要求供应大量的复本图书。传统的传抄方法再也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了。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新型的、高效率的图书复制技术。
唐代不仅有了对印刷的迫切需要，而且也具备了印刷术应用与发展的纸、墨、石刻、捶拓等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特别是造纸技术，自汉代发明之后，经过一代一代人的努力，造纸原料不断扩大，技术不断改进提高。到了唐代造纸术更是发展到了高峰。产纸地区遍布全国，造纸作坊官、私并举。据《唐书·地理志》记载：有常州、杭州、越州、婺州、衢州、宣州、歙州、池州、江州、信州、衡州等十一个州邑是当时贡纸的主要地区。唐代的造纸原料已由麻，发展到楮皮、桑皮、檀、阳香、木芙蓉和竹。各地又因采用原料不同、制法不同而多有特产。《唐六典》：益州的大小黄白麻纸，杭、婺、衢、越的细黄状纸，均州的大模纸，宣州、衢州的案纸，蒲州的细蒲白纸等用途广泛。
在社会迫切需要和已具备的物质条件的历史背景之下，雕版印刷在唐代得到应用，并且有了初步的发展。可惜，唐代的刻本，留存下来的太少了。下面，我们仅从文献记载和现存的实物，对唐代印刷事业的发生、发展作概括的介绍。
二、文献记载中的初期印刷活动
中国印刷术在唐代时已经开始应用，并得到初步的发展。从文献资料中可以了解唐代印刷的情况，主要有以下记载：首先是唐代的文献记录。
(1)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年)，诗人元稹为白居易《长庆集》作序："白氏长庆集者，太原人白居易之所作……二十年间禁省观，邮侯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又自注说："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余杂诗，卖于市肆之中。""模勒"二字，一般即解释为雕版印刷。说明当时唐代社会文化知识很为普及，元、白诗作，一开始就在民间广泛流传，而且已应用了印刷术。
(2)《旧唐书·文宗本纪》："大和九年(835年)十二月丁丑，敕诸道府，不得私 置历日版。"历日版，即印刷的历书。这段记载，说明唐代政府曾下令禁止民间私自印刷历书。据《册府元龟》卷一百六十帝王部革弊第二，可知下令的原因是来自当时任东川节度使冯宿的一份奏请："剑南西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说明每年中央政府还没有颁发新历，市上已有人售卖私自印刷的历书。据《唐书·地理志》，唐代于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剑南分置东川、西川。说明在757年至835年之间的七十多年内，南方一带已经出现了私人印刷的时宪书。
(3)唐司空图《司空图表圣集》卷九有为东都敬爱寺讲律僧惠确化募雕刻《律疏》一文，题下注有"印本共八百纸"。文中提到"自洛城罔遇时交，乃焚印本，渐虞散失，欲更雕锼"。文中所指之事，当为唐武宗禁佛时，寺院内的佛经遭到散失，武宗禁佛时间是会昌五年(845年)。司空图于唐懿宗咸通十年登进士第，至僖宗干符六年(879年)之间任职，他所提出的"欲更雕锼"佛经之事，当在这段时间。
(4)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下："纥干尚书臮，苦求龙虎之丹十五余捻。及镇江右，乃大延方术之士，作《刘宏传》雕印数千本，以寄中朝及四海精心烧炼之者"。纥干臮在大中元年至三年(847-849年)任江南西道观察使，说明九世纪中叶，道家著作已经雕版印行了。
(5)柳玼《家训》序："中和三年癸卯夏(883年)，銮舆在蜀之三年，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浸染不可尽晓"。柳玼是唐代著名藏书家柳仲郢之子，黄巢之乱，随僖宗逃入成都避难。看到城内书舖已有雕版印刷的书籍售卖。还说："尝在蜀时，书肆中阅印版小学书"。这段话，说明唐朝后期印刷的书籍种类日渐增多，而且当时的成都地区已拥有相当数量的经营刻印和销售书籍的坊肆。
(6)唐代来华留学的日本僧人宗睿，在《新书等请来法门等目录》中，有关于唐代印本书籍的记载。宗睿是日本入唐的高僧之一，曾留学于长安西明寺。咸通六年(865年)归国，回去时带走图书、经卷一百三十四部，一百四十三卷。有西川印子《唐韵》五卷、印子《玉篇》三十卷。印子即指印本，目录中所记《唐韵》、《玉篇》都是剑南西川的雕版印书。说明唐代后期四川成都地区已有了字书、书雕版印行于世，而且流传到海外。
除唐朝人在文献中记述本朝的见闻说明唐代社会已出现雕版印刷之外，宋以后的历代文献中也有关于唐代社会雕版印刷活动的论述。
宋王谠《唐语林》中说："僖宗入蜀，太史历本不及江东，而市有印卖者，每差互朔晦，货者各争节候，因争执，里人拘而送公。执政曰：'尔非争月之大小尽乎? 同行经纪，一日半日，殊是小道'。遂叱去"。僖宗为避黄巢之乱，于中和元年(881年)逃到四川。这段记载说明，唐代后期由于路远交通不便，又逢国家战乱，政府颁发历书不及时，江东一带也已经有人用雕版印刷术印历书了。因为朔晦有差，而发生争执，可知当时雕版印卖历书的，不只一家，而有多种版本在市上流行。
宋人朱翌的《猗觉寮杂记》(卷下)说："雕印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始有墨版。"王应麟在其《国学纪闻·经说篇》中引《国史艺文志》说："唐末益州始有墨版，多术数书、小学。"此外，欧阳修、高承等人也都有类似的论述。
明人邵经邦在其所撰《弘简录》卷四十六《太宗后长孙氏传》中有以下叙述："太宗后长孙氏，洛阳人，遂崩……及宫司上其所撰女则十篇，采古妇人善事。……帝览而嘉叹，以后此足垂后代，令梓行之。"清末人郑机在《师竹斋读书随笔汇编》一书卷十二《杂考上·人事类》引用了邵氏《弘简录》的这段文字。以此作为反驳印书发明于五代冯道说的依据，认为早在唐代初期太宗时，已经有了书籍的印刷了。
当代印刷史研究专家张秀民先生在195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一书中引述了《弘简录》中关于太宗贞观十年梓行长孙皇后女则一事，并通过考证研究，提出印刷术发明于唐代太宗贞观十年(636年)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