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元起5世纪前后,古希腊人与外族人以及古希腊人与古希腊人之间都有发生过许多的军事冲突。可以说在整个古希腊的历史发展进程当中,战争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战俘作为战阵的产物,随着战阵的次数增多,也变得更加的普片起来。
因为整个古典时代跨度较大,小编很难完成对整个古典时代希腊战事的考察,故而选取公元前5世纪发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作为讲述的重点,为大家讲述希腊人对于战俘的认识和处理方面的不同,以及不同的处置方式对于希腊人政治、战争的影响。
将战俘转化为战俘奴隶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社会是常有的做法。
战争过程中不管是规模较大的战争还是局部的边界冲突事件,总会出现一部分被俘虏的人,其中妇女、儿童居多,这些人一般的命运就是变卖成为奴隶。然而对于整个公元前5世纪的情况而言,又有一些不同。
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前
以伯罗奔尼撒战争为界,在此之前的战争之中,希腊境内奴隶的大多数也仅仅产生于野蛮人之中,希腊人奴役希腊人的情况并不多见,即使有也只是在远离希腊文明的西部地中海的边缘地区出现。
因为在希腊文明发展过程之中,其独特的原始民主自由制度所孕育的城邦自由民是与它临近的其他集权文明下的臣民截然不同的。在希腊人的文化概念里,一个人如果从属与别人的想法,丧失自己的自由意志,那就与奴隶没有任何区别。
在希腊诸城邦东边的波斯帝国,严密的等级制度形成了以波斯大王为核心的集权政治。在这样一个大帝国之下,国王是其治下所有人的主人。按照希腊人的理解,国王之下的所有人都是波斯大王的奴隶,因为他们的意志为国王所左右。
了解这些以后,我们就可以对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的战俘处理的一些状况有所认识了,即希腊人因为共同的文化传统,类似的政治制度,以及共同外部敌人存在等原因的出现,希腊人奴役或者将希腊人转化为奴隶的状况不是很多,大多数的奴隶来源是希腊世界的外部,即所谓的野蛮人世界。
此外,对于希腊人而言,在对外战争中,以直接掠取奴隶为目的的战争是不存在的。
就当时希波战争中希腊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即使在某些战役之中能俘获一部分波斯人俘虏,在当时的敌强我弱的环境之下,来自于对强大敌人的恐惧心理的压力,希腊人也是不会轻易将其转化为奴隶的。
另一方面而言,希腊社会始终弥漫着崇尚荣誉的风气,对于单个的希腊战士而言,将敌人杀死所获取的荣耀比将敌人俘获所获得的荣耀要多得多,在希腊人心目中真正的英雄是在战场上争先杀敌的勇士,而不是掳掠人口的人贩子。
在当时的希腊环境之下,人民对于物质财产的兴趣远远大于对占有战俘并将其转化为奴隶的兴趣。在整个希波战争期间,因为希腊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限制,对于战俘大量转化为奴隶的经济动力并不是很足,因而并没有出现很多希腊人将外族战俘大量转化为奴隶的现象。
至于希腊人奴役希腊人的状况,也因为希腊人与希腊人之间共同的文化心理等缘故,出现的次数也不是很多。
随着希腊人对波斯战争的胜利,波斯帝国这个对于整个希腊世界构成威胁的外部势力逐渐由赤裸裸的入侵退居到了幕后。率领希腊联军取得对外战争胜利的希腊城邦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矛盾,也随着波斯的离去上升为希腊世界的主要矛盾。
以雅典为代表的民主制度与以斯巴达为代表的贵族制度为了争夺希腊世界的领导权而展开战争,就是我们所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与之前的状况不同,自希腊内战开始之后,希腊籍战俘的命运开始发生明显的转折,残酷对待战俘、直接将战俘转化为奴隶的状况变得日益频繁,战俘整体所处的状况变得日益恶化,随着战争双方的恶意报复,战俘的命运也进入恶性循环的状态。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人与希腊人之间的内战,其残酷性超过了希腊人与外族人之间的冲突。最大程度的削弱对手是战争双方的最重要目的,因而在对待战俘问题上就变得更加残酷。
在修昔底德记载的整个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被卖为奴隶的一般是来自于被征服城邦的弱者,即那些妇女、儿童甚至老人,例如雅典在处理其盟友米提林人反叛事件所做出的判决:不仅要处死己经在他们手上的米提林人,并且还要把米提林全体成年男子处死,把妇女、未成年的男女变为奴隶。
虽然雅典公民们的这种仓促决定后来被雅典人戴奥多都斯的演讲所阻止,但是雅典的这种判决则在米洛斯投降以及其所占领的托伦城内得到实践,即妇女与儿童被卖为了奴隶。
除了妇女儿童被卖为奴隶之外,在战争期间由于战争双方的相互敌视也会出现把俘获的男性成年公民变卖为奴隶的现象。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发生的初期,科西拉人攻入伊比丹努时,提出的投降条件之一便是驻军中的外国军队与移民将全部卖为奴隶,而科林斯公民则被俘幽禁起来。
科林斯方面的做法则是把在安那克托里安俘获而来的八百多名原来是奴隶的科西拉人卖掉,其余的二百五十多名科西拉人则拘禁起来,以希望将来某一天能通过他们使科西拉再次转向科林斯方面。
同样的,在拉凯戴蒙人方面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伯罗奔尼撒人在占领爱阿苏斯时,也曾经将该城市的自由人与奴隶卖与波斯为奴。同时在战争的后期,色诺芬也记载了当斯巴达统帅卡里克拉提达攻占莱博斯的迈提姆纳期间将该地的雅典军队变卖为奴隶的事件。
因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这种变卖战俘为奴隶的行为己经成为希腊人常有的一种做法了,修昔底德的记载己经提供给我们很多这样的事例。战争中被俘虏的大部分弱者命运一般就是被战胜者变卖。
伯罗奔尼撒战争与前期发生的希波战争截然不同,它是一场几乎遍及整个希腊世界的内战。彼此在城邦利益、城邦体制的差异使得希腊人之间相互残杀,相互仇恨,这些矛盾与怨恨在战争中就变现为对对方疯狂的报复,而如何处置所俘庚的战俘又是其施行报复的方式之一。
如果说在内战的前期,交战的双方因为希腊原有的传统还能保持克制的情感因素处理战俘,如雅典在处理米提林事件之中还以民主的方式在其公民大会讨论,用正义的传统对其进行审判;斯巴达在处理普拉提亚人的过程中还从本国派出所谓的审判官对其进行合法审判。
然而在接下来的战争中,交战的雅典、斯巴达等各方逐渐撕去旧的传统里所存在的公平正义的观念,开始肆无忌惮的对自己的敌人展开报复,随意的把战俘变卖,肆意的屠杀城邦自由民的事件屡屡发生。战俘所处的处境更加的残酷,希腊世界原有的均衡秩序逐渐被内战所打破了。
古代希腊社会是一种小国寡民式的城邦国家,因而诸邦的人口数量也是很有限的,如鼎盛时期的雅典其成年男性公民数目也不过几万人左右,因而人口才是希腊最重要的资源。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伯利克里在商讨对斯巴达政策时曾说道:“我们应当悲伤不是房屋或者士地的丧失,而是人民生命的丧失。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从中可见人口对于城邦国家的重要性。
战俘的命运在亲情上牵涉到城邦内部的其他公民情绪,在国家方面也会影响到政治的稳定与公民内部的团结。因而对被俘虏人员的赎回在希腊城邦内部得到很大重视。
至于归还战俘的方法也有很多,用赎金赎回,双方的互换战俘,甚至还包括战胜方因安全、利益等其他原因的考虑主动释放俘虏的行为。
有偿赎回战俘的行为在希腊历史中也是很普遍的做法,在荷马史诗之中我们就可以列举很多这样的事例。
在公元前五世纪前期,这个方法仍然在希腊地区通行,例如希罗多德记载的雅典人在同一天内抓获许多来自贝奥提亚和科尔奇斯的俘虏,要求每人交纳二米那的赎金方能被释放。斯巴达在这方面也出现了同样做法。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有偿赎回战俘的行为仍然被希腊人运用,如科林斯人在占领安布累喜阿弯口的安那克托里安时,就曾出于政治的考量,把二百五十个在科西拉人中间有势力的贵族俘虏拘禁起来,直到科西拉政府的代理人交纳八百塔兰特的抵押金方才给予释放。
再如当雅典人在攻占泰里亚时,把那里少数有势力的锡拉人带回雅典,因为雅典人认为他们危害性较大。而留下来的锡拉人,则交纳了四十塔兰特的贡赋才免于灾难。
虽然对有偿赎回战俘的做法各方都有不同的目的,但是用必要财务去换取公民的生命,在当时的希腊社会是十分重要的,毕竟各邦的人口数目的确有限。战俘的赎回,不仅为可以为本国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源,同时在对城邦稳定方面也十分重要。
但随着希腊历史的演进,直到公元前五世纪后期,城邦危机日益严重,诸邦之间的战争也变得更加残酷,对战俘的虐待与屠杀也愈加严重,这与公元前五世纪初期的情形是不同的。
战俘的交换与无偿释放在公元前五世纪处理战俘的做法中也很多。
战俘的交换可以看作是对有偿赎回战俘的互补形式,交换战俘往往也是在战后战争双方救赎本方人员的方法。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共同文化民族下的内战,城邦的狭小,对于人力资源的珍惜,使得希腊诸邦在战争之中要考虑本邦公民被俘虏后的命运,因而战俘的互相交换就成为保存本国自由民的重要方式之一。
底米斯托克利曾言“只有在平等力量的基础上,才可以平等的和公平的讨论共同的利益”,因而在战争时期,如果条件允许,各方也会尽量多俘虏一些敌方的敌人,以便获得更多与敌人讨价还价的政治资本。
—般情况之下战俘的互换是通过诸邦之间达成的一致为前提进行的,这些意见通常会以一定法律条文、协议规定的形式出现。
公元前421年,雅典与斯巴达在各自首领克吕昂、伯拉西达占死后,双方签订了尼西阿斯合约,以达到双方之间暂时的和平。在该合约中,就有交战双方应当释放对方的战俘或者其盟友战俘的规定。
战俘的释放是与征服者的现实考虑相关联。征服者出于被迫或者现实政治的需要,也会选择性的无偿释放一部分战俘。这种情况一般政治原因较多。
在希波战争中,波斯人征服小亚细亚的目的并不是把所有的希腊人变成其奴隶,而是将其转化波斯治下的臣民。
最著名的事例是关于克洛伊索斯的记载。在波斯攻占小亚细亚的吕底亚王国时,国王克洛伊索斯被波斯人俘虏,但他最终却被大流士所释放,并成为波斯国王的辅臣。
在处置伊奥尼亚叛乱时,米利都被波斯人攻占,一部分米利都的战俘被波斯人押解到波斯的都城苏撒,国王并没有对其加以伤害,却给与他们自由,将他们安置在红海沿岸的城市阿姆培那里。
波斯的这种怀柔手段是为了笼络人心,以达到加固统治的目的。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特别是在战争的后期,随着雅典军事优势地位的逐渐丧失,斯巴达逐渐占据上风位置,斯巴达对外政策也逐渐发生改变。表现在处置战俘身上,就是对于非雅典战俘的宽恕。
斯巴达统帅卡里克拉提达攻占莱博斯的迈提姆纳,同盟者要求把所有人卖为奴隶,而卡里克拉提达则回答:“只要他担任统帅期间,他会尽其所能,不让任何一个希腊人遭到奴役。”他释放了迈提姆纳人,却把该城的雅典军队卖为奴隶。
斯巴达这一举动便是出于争取希腊世界领导权的政治考虑,吸引雅典同盟者的归顺,间接起到打压雅典的目的。
战俘的屠杀在人类战争史中也是经常发生的事件。在古代社会更是如此,出于对交战方的愤怒情绪,往往以屠杀的方式展现出来。这种报复性的屠杀特别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的雅典与斯巴达之间表现的尤为突出。
在希罗多德的记载中,波斯大王对于希腊人处置还是相当温和的,当然不排除存在的杀戮战俘的行为,而这种行为的目的也只是对重犯的惩戒,以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使得希腊人能够恭恭敬敬的向他屈服称臣。
至于其他与希腊人交战的民族则对待希腊人的态度较为野蛮,如西部的腓尼基人,北部的色雷斯人、波思奇人,更远的西叙利亚人等。在希罗多德以及修昔底德的笔下,野蛮人往往比较残忍,通常会出现大量残杀,虐待战俘的行为。
至于希腊人之间相互杀死彼此战俘的事件,在希罗多德的记载里还是不很多,因为作者写作《历史》的目的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绩,使之不至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与异邦人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至于失去他们的光彩。”
然而随着希腊内战的开始,希腊人与希腊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愈加紧张。不同的城邦利益在雅典与斯巴达的矛盾之中变得愈加对立,希腊世界分立的局面出现了。
修昔底德说:“真的,在战争之初,斯巴达人把他们所有在海上俘虏的人,不管是雅典同盟国的人也好,中立国的人也好,全部当作敌人杀死”,斯巴达的这种行为是因为它在之前的波提狄亚围城期间,伯罗奔尼撒同盟使团被雅典人俘获,雅典人将其所俘虏人员悉数杀死,以报复斯巴达人曾经在与雅典战争期间的杀死俘虏的行为。
这种出于仇恨的报复心理所引起的交战双方杀戮战俘的行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尤为盛行。
除这个原因之外,大多数城邦国家还会从本邦实际政治利益为出发点,做出是否屠杀战俘的决策。
斯巴达曾经在处置被征服城邦普拉提亚过程中,起初还煞有介事的用代表所谓正义审判的方式对普拉提亚人进行裁决,但事情的最后结果则是斯巴达单方面为了讨好盟友底比斯的政治需要,下令杀死普拉提亚公民二百多人,城中驻守的雅典士兵也被悉数杀死,城中的妇女则被卖为了奴隶,普拉提亚城邦最终于公元前427年灭亡。
在雅典与斯巴达决战的决定性战役即羊河之战以后,斯巴达军事首领莱山德将所俘获的雅典战俘再次悉数杀死,而其盟友则得到宽大的处理,斯巴达此举的目的则是要从心理上对雅典人造成心理与政治上的震慑,使得雅典迫于内部压力而向斯巴达投降。
战争的结果则是雅典方面因为经济、政治等方面实力不能足以支持在希腊本士的内战与在西西里的远征而宣告失败,最终被迫投降于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这场旷日持久的希腊人与希腊人之间的战争也以此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