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已经打了总计5场战争。在这半个多世纪里，有西南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大概每隔十年，日本就会发动一次大规模战争。这表明近代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以战争为发展驱动力的军国主义国家，它的近代史就是一部战争史。
但是仔细分析起来，日本近代发动的这五场战争各有特点，并不雷同：首先，促使其发动战争的动机皆不相同;其次，战争结果给日本带来的教训也截然不同。总得来说，五场战争作为一个整体，见证了日本军国主义从诞生到毁灭的全过程。
公元1877年(明治十年)，西南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是日本近代史的第一大拐点。自明治维新开始积攒的国内矛盾，于此役全面爆发。由于明治新政府意欲跟封建制度一刀两断，从而实现近代化，所以支持旧时社会的下层精英不断受到打击，这群下层武士对明治政府十分不满，最终引发了日本近代史上最后一次国内武装冲突——西南战争。
但由于明治集权政府已经开始运作，且幕府末期的乱局早已得到控制，下层武士集团根本无法和明治政府对抗，最终，武士首领西乡隆盛死亡后，坚决抵制“废藩置县”政策的鹿儿岛向明治政府投降，至此，西南战争结束，同时也意味着日本旧体制的完结，新制度通行全国，明治维新的阶段性目标达成。
在这场战争中，明治政府通过征兵制招募的国民兵战斗力强悍，打败了旧体制的武士，所有人都叹服新式军队的强大，从此，日本开始了迈向近代化的军事改革。由于军事的需求，电报、现代邮政等通讯技术迅猛发展，那些军事技术慢慢实现了“军转民”，使整个日本社会完成了现代技术的普及。
然而，西南战争的内耗，也让经济状况不佳的明治政府陷入财政困境，随着通货膨胀以及贸易赤字的扩大，明治政府内部出现了不团结的情况，最终，负责财政的大隈重信下台，日本政客为了弥合分裂，将目光瞄准了朝鲜和中国。
为了获得东亚地区的霸权和经济主导权，日本于1894年发动了甲午战争，这是近代日本第一次正式对外战争。对日本来说，此战不仅事关国运前途，更是完全脱离中华文明影响的契机。17世纪明朝灭亡后，日本内部兴起了“国学”，日本学者研究本国古代典籍和历史，企图从中找到日本文化的定位，这场“国学”运动，让日本人意识到“日本”是一个独立文明，并开始反思中华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19世纪末，由于清廷的“洋务运动”步履维艰，没有完成近代化，而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率先实现了近代化，日本人找回了面对中国的自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希望藉由甲午战争与清廷一决雌雄，通过胜利彻底摆脱了中华文化的影响。
在甲午战争战前，日本人的国家民族意识空前高涨，纷纷慷慨解囊购买日本政府为了筹措战争经费而发行的国债，最终募集到的战争经费远远超过预期。过去对国家和民族没有归属感的群众，忽然觉醒了，具备了作为日本国民的自觉性。原本只是概念的国家，借着甲午战争的备战，成为了现实，最终，日本打败了清廷，又夯实了这股国民意识。
可以说，日本国民意识的觉醒，是甲午战争的最大成果，同时，也宣告日本正式拥有了成为军国主义国家的社会基础。
战胜了衰落的清帝国，日本获得了强烈的自信，于是将下一个战争目标瞄准了沙俄帝国。沙俄企图染指远东，这是自认为东亚霸主的日本所不能容忍的挑衅，于是日本和沙俄在1904年爆发了军事冲突，这就是日俄战争。
这场战争的胜利对日本影响巨大，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日本发起了全国总动员，战争主体不再依赖贵族和佣兵，军国主义战争体制建成。
其次，机枪、火炮、军舰等近代兵器成为了日军的标配，增强了日军的战斗力。
最后，日俄战争改变了东亚秩序格局，使日本的战争野心再次膨胀。
日俄战争中，日军战死85000人，伤者约153500人。当时日本全国人口不过4000多万人，伤者竟占总人口的0.3%。日本伤兵回归社会后，成为了普通人心目中的英雄，同时，日本人也认识到，通过战争获得的权益太过诱人，无数人憧憬新的战争，不自觉的成为了军国主义的一份子。
此时，日本内部也出现了反战的声音，如内村鉴三 、幸德秋水等学者，认为战争给日本带来太多伤害，应当停止，然而，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情绪高涨，反战的声音从一开始就被忽略了。
日本学者片山庆隆，在《日俄战争与报纸》书中表示，日俄战争的一大创新，就是媒体变得重要起来。报纸上的新闻，尤其是前线的战报，有意地将日本的命运与战争胜负捆绑在一起，煽动日本人的国家情绪，从而让军国主义思想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片山庆隆举例说，以前，报纸通常只会放在阅报所，群众需要付费阅读。日俄战争发生后，日本人每家每户主动订阅报纸，以了解前线的战况。最终，借着战胜沙俄的喜悦，日本人的自信心再一次提升，同时，国内的军国主义思想沸腾了起来，这意味着日本已经准备好了另一场战争。
1914年，欧洲各国陷入混战，列强们无暇东顾，日本认为这是天赐良机，开始谋划称霸亚洲的计划。
日本作家千叶功，在《旧外交的形成》一书中表示，最开始，作为日本盟国的英国，并不希望日本参战，并向日本外务大臣加藤高明言明了态度。英国此举，是考虑到日本趁欧洲战乱，独自扩大在亚洲的影响力会损害英国利益。后来，随着欧洲战况恶化，英国改变态度，力主日本参战，但日本方面超出英方的要求，露出扩大战争范围的意图，希望通过战争获取更多权益，于是英国又撤回了要求。
日本此时由大隈重信领导内阁，因为反对他的人太多，所以他采取积极的战争态度，希望借助军国主义的狂热获得全国的支持。然而，日军元老山县有朋考虑到跟德国的关系，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持消极态度。大隈重信担心山县有朋会动摇他的内阁的威信，于是开始独断专行，不向元老呈报外交情报，直接推行自己的政策。著名的《对华二十一条要求》就在此时产生。
大隈重信此举暴露了日本对中国的野心，使得英国和美国对日本严重不满。结果，日本与盟国英国关系恶化，在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并没有捞到额外收益。日本对国际秩序严重失望，认为只有武力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从而走上了穷兵黩武的道路，军国主义氛围达到顶点。
1931年，在国内军国主义情绪的裹胁下，日本攻击中国，“九一八事变”爆发，提前将中国拉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后，日本又于1941年偷袭了美国珍珠港，宣告太平洋战争爆发。此时，日本为了应付同时在中国、东南亚和太平洋三个战场作战的局面，只能不断压榨国内战争潜力，最终，油尽灯枯的日本战败。
在反思日本战败的研究中，日本学者辻清明提出了一个新颖的看法，他在《日本官僚制研究》中表示，日本发动战争，乃至最终战败，一个隐藏的原因是明治宪法体制的局限，这个体制当初为了保护天皇权力，制衡内阁总理大臣，所以将“均衡”看得比“效率”重要，整个制度呈现一种“二元决策”的影子，即天皇和内阁总理大臣都有权力指导国事。因此，这个体制无法灵活、果断地进行决策，遇到紧急事件，容易造成管理失序。同时，日本内阁由于控制力有限，无法压制愈演愈烈的军国主义狂潮，反而只能借助军国主义情绪稳定自己的统治。
典型的例子就是近卫文麿的下野。近卫文麿出身高级贵族，在民间拥有极高声望，他在1937年、1940年、1941年三度出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但因为各方掣肘，无力解决内外矛盾，最终黯然下野。他的经历说明了明治宪法体制的极限。
近卫文麿的失败，象征着明治宪法体制——这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天皇主导下的权力分立体制走到了历史的终点。这个体制虽然看上去十分“近代”，但它本质上还有封建时代的影子，它要在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元老勋贵们的支持下才能发挥作用，跟现代政治体制格格不入，不仅有违共和精神，效率也极其低下。面对失控的军国主义狂潮，无法合理压制，只能沦为军国主义的帮凶。
到了战后，经过外力的干涉，日本将天皇的影响排除出政治范畴，新宪法明确规定议院内阁只需对国会负责，以及内阁总理大臣拥有国务大臣的任免权，从而实现了政治的现代化。内阁不再需要军国主义为自己撑腰，自然切断了军国主义复辟的可能。
从西南战争，一直到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五场动机不同的战争，使得日本促成了旧体制的完结，实现了国民意识的觉醒，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民族自信，然而，他们也让军国主义的幽灵肆意地在国土上蔓延，悍然侵略别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历史影响。
从1877年到1945年，在68年的时间里，日本的军国主义狂潮给中国、亚洲，乃至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同时，他们自己也吞下了战争的苦果。发动不义的战争，最终只能接受正义的惩罚。希望现代化的日本正视历史，反思在军国主义上所犯的错误，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